顧維鈞：民國第一外交家，曾被列為戰(zhàn)犯，被臺灣脅迫無法回國

“我們拒絕簽字！”他擲地有聲的聲音響徹凡爾賽宮的上空，這是他人生的第一個高光時刻。那一天，他把自己對國家的無比熱愛，對霸權者的無比憤怒，以慷慨激昂的陳詞，喊出四萬萬中國同胞的心聲，他在列強面前，傾盡一己之力維護中國的利益。

他的名字，從此如同一顆明星閃亮在各大外交場合，成為世界知名外交家，他就是被稱為“民國第一外交家”的顧維鈞。

那么顧維鈞又有怎樣傳奇的人生？為國謀利益的他，又為何被列為“戰(zhàn)犯”？他又為何拒絕毛主席的邀請呢？

（1）少年顧維鈞

偉人成長之路，總會那么的與眾不同。

1888年，顧維鈞出生于上海嘉定的一家富裕家庭。四歲時跟隨二哥進入私塾學習，這一學就是七年，這就為他打下的堅實的傳統(tǒng)文化基礎。

顧維鈞的民族意識萌芽，始于11歲。自幼生活在上海租界的孩子，自然把外國人對中國歧視看在眼里，記在心里。

1899年，11歲的顧維鈞考入上海英華書院讀書。因為學校是住宿制，顧維鈞每周六回家一次。

一天，顧維鈞和另一位英國男孩，騎著自行車，趕著返回學校，馬路上車輛多，為了避開車輛，他們將車騎上了人行道。

結果，被英國警察以違反交通規(guī)則為由將他攔了下來，但卻放過了同樣騎上人行道的小伙伴，理由只是因為他是外國人。

而讓他記憶更深刻的，是白渡橋一事。還是周六，這一次顧維鈞坐黃包車回家，過橋要上坡，拉黃包車的車夫，彎著腰吃力往前走，速度慢慢地緩了下來。

跟在他后面的是一輛外國人的馬車，急著要去跑馬場，看到自己馬車被堵，氣得在一旁不停地催促，這還不解恨，超車時回手就給了黃包車車夫一鞭子，嘴里罵著：“不識好歹的中國豬。”

顧維鈞憤怒地用英語斥責那人：“你是紳士嗎？”

這句話在當時對于一向以紳士自稱的外國人來說已經算是很重了。

這兩件在舊中國看起來常見的事，卻刻入了少年顧維鈞的腦海，直至晚年寫回憶錄，他依舊歷歷在目。

強烈的民族意識就此在他心里生了根，他發(fā)誓一定要好好學習，廢除中國不平等條約，消除民族歧視。

（2）開掛的留學生涯

16歲的顧維鈞，滿懷抱負，他也渴望學習先進的西方文化，以救今日頹敗之中國。

征得家人同意后，顧維鈞踏上了赴美航船，看著碧波下暗潮洶涌的大海，他想這是我人生的新起點。

到了美國，顧維鈞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兩年的預科學業(yè)。17歲，顧維鈞順利地考入素有“常青藤”之稱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學學士。

至此，他開啟了開掛的生涯。

在高手如云的哥大，顧維鈞絕對算得上是“學神”等級。

哥大的拉丁文甲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該班學生必須有至少四年的拉丁文基礎，可偏偏顧維鈞對這門語言一無所知。

拉丁文系主任麥克雷教授拒絕了他進班的請求，并善意地提醒，從來沒見過基礎不好的學生能跟得上學習進度的。

不信邪的顧維鈞愣是找了一位拉丁語老師給自己惡補，每天上兩個時辰的課。兩小時學習時間很短，可他竟然只花了兩周就學完了一年的課程，六周后，拉丁文四年的功課也全部學完。

當顧維鈞再一次站在麥克雷教授面前求入班時，這位教授有點慌了，這是怎樣一個神奇的速度？

教授隨手拿出辦公桌上的一本書書籍，讓顧維鈞翻譯，他準確無誤地說出了原文的意思。教授還是不信，又拿出較難翻譯的弗吉爾和霍勒斯的作品，他還是譯出了文中的詩句。

教授痛快地同意了他的請求，而顧維鈞也以超人的速度后來居上，以“甲上”完成學業(yè)。

顧維鈞的開掛不止這些，他有著驚人的學習能力。他僅用三年時間就修滿了大學本科四年的學分，在大三時開始注冊政治系的研究生。

他猶如在與時間賽跑一般，爭分奪秒地吸收知識。

四年后，同學取得大學本科畢業(yè)證時，他同時獲得了本科學士和碩士兩個學位。

不僅如此，顧維鈞還是一名出色的辯手，在大一時，他就參加過新生辯論，贏得比賽。

大三時期，顧維鈞代表學校與康奈爾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三校辯論賽。在這場大賽中，作為二辯的顧維鈞成為整場辯論的主力，帶領隊伍戰(zhàn)勝了康奈爾大學。

當時的報紙是這樣評價哥倫比亞大學的辯手的：一辯很緊張，三辯沒總結，全靠二辯贏得了這場勝利。

這是首次有中國人參加的辯論賽，本就具有熱度，顧維鈞的表現(xiàn)更是令世人矚目。

可以說哥大四年的學習，不僅讓顧維鈞獲得豐富的學識，在各種活動嶄露頭角的他，也擴展了人脈，為他未來的外交生涯打好了人際基礎。

優(yōu)秀的人總會自帶主角光環(huán)

就在顧維鈞讀博期間，他收到了袁世凱邀請，聘請他為總統(tǒng)府的英文秘書。

那遠在大陸彼岸的袁世凱又怎么會認識顧維鈞，并邀請他擔任秘書呢？

原來，顧維鈞曾作為留學生代表，到唐紹儀家中做客，他優(yōu)秀的表現(xiàn)給唐紹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當唐紹儀在國內擔任內閣總理后，知道袁世凱需要一個貼身秘書，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顧維鈞了。

可以說，唐紹儀是顧維鈞踏入民國外交事業(yè)的貴人。

1912年4月5日，24歲的顧維鈞踏上了回國的輪船，開始了他人生的新征程。

（3）外交風云錄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外交處境，是舉步維艱的。羸弱的國家，在強大的國家威壓下，是那樣的進退維谷，如何平衡就非常考驗外交家的個人能力了。

顧維鈞從一踏入總統(tǒng)府，就一直處于權力的中心，才華出眾的他很快得到了袁世凱的重用。

他陪同袁世凱親歷了一系列外交事務，也深刻地體會到我國外交的窘況，逐漸形成了個人外交的理念，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寧可玉碎不能瓦全”對國家是不適合的，因為國是不能玉碎的。

如何在弱勢的情況下，保全國家的最大利益，是弱國外交的一門高深學問。而在這一點，作為“民國外交第一家”顧維鈞做得可圈可點。

1915年，日本趁歐美各國忙于本國戰(zhàn)事，無暇東顧之機，威脅袁世凱政府秘密簽訂“二十一條”，并即刻同意。

盡管袁世凱政府一再拒絕，從1月份死磕到5月份，均無能為力。迫于日本的威壓，袁世凱想到利用西方列強對日本施壓的辦法，授意顧維鈞將消息透露 給西方人。

顧維鈞利用自己在美國的人脈，將消息偷偷傳達到美國大使館，一時間中日談判的消息傳遍各地。

雖然，最終“中日二十一條”還是簽訂了，但是在英美等國的施壓下，日本所得利益大大減少。

屈辱的條約令顧維鈞悲憤異常，他向袁世凱建議將中日談判的過程記錄下來，并發(fā)表聲明，公之于眾，給后人一個警醒。

得到應允后，當時正在住院的顧維鈞，不顧病體連夜起草了這份英文聲明。

由于顧維鈞的出色表現(xiàn)，1915年5月至7月，短短三個月時間，顧維鈞先后被任命為中國駐墨西哥公使和駐美全權公使。

他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年輕的全權公使。

從此，顧維鈞開啟了他風云變幻的50余年外交生涯。

對于顧維鈞來說，1919年的巴黎和會是他這一生的高光時刻，也是他這一生最難忘的事。

一戰(zhàn)結束，作為戰(zhàn)勝國之一的中國代表團，懷著一顆喜悅的心，來到了法國巴黎，這時的中國還懷抱著一個從德國收回山東的美夢，但這一切，卻在西方列強的打壓下，成為泡影。

在和會上，牧野男爵厚顏無恥地提出，日本早已和中國簽訂二十一條，山東問題無需再提，并侮辱中國是一個未出一兵一卒的戰(zhàn)勝國，質問中國代表團有何臉面出現(xiàn)在這里。

那一天，顧維鈞猶如一名斗士，站在會議的演講臺上，以他流利的英語向世界各國代表，慷慨激昂，有理有據的闡明中國正義的立場，斥責日本的無視中國14萬華工的貢獻，企圖偷盜中國山東的強盜行為。

那一天，他那一句“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贏得了全場最熱烈的掌聲；

那一天，他憤怒地控訴日本偷盜行為的聲音響遍凡爾賽宮；

那一天，他對著列強沉痛地說出：這樣一份喪權辱國的條約，我們拒絕簽字。

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對列強說“不”。

但正如艾躍進教授所言：尊嚴只在劍鋒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內。

在口徑即真理的世界，與列強謀真理，無疑就是與虎謀皮。中國的正當權利，最終還是被西方列強，作為討好的禮物，賣給了日本。

但是，顧維鈞的這一聲“不”子改變世人對中國外交上唯唯諾諾的形象，他喚醒了中國青年的覺醒，5月4日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席卷整個中國；

緊接著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南美洲等弱小貧窮國家，也紛紛效仿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

這無形中表明中國的外交形象在“第三世界國家”起到了表率的作用，而顧維鈞的作用是最關鍵的。

顧維鈞除了在巴黎和會說“不之外，他還做了不少有利于國家和民族的事。

比如，在北洋政府極力修訂各種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勝利。

再比如，1932年，作為國聯(lián)調查團的唯一一名中國代表，他不顧個人安危，前往東北調查日本侵占東三省和偽滿洲國成立的真相。

同年10月2日，一篇名為《國聯(lián)調查團報告書》在東京、南京、日內瓦同時發(fā)表，報告書不承認偽滿洲國”的合法性，山東的主權依舊還是中國。

抗戰(zhàn)期間顧維鈞更是利用自己的人脈，為中國募集到許多戰(zhàn)略物資，這是誰也無法抹殺的功績。

（4）一生的遺憾 主席的邀約

常年行走于權力中心，再如何不想參與黨派之爭，都不可能避免陷入政治的漩渦中。

這位因巴黎和會上一聲“不”字，而名揚海外的外交家，也有一些值得爭議的地方。

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為替國民政府爭取獲得美國的更多支持，先后簽下一系列賣國條約，使美國在我國從海陸空等方面都獲取到巨大的利益。

這無疑成為顧維鈞外交史上的一個污點，導致他被愛國人士罵為賣國賊，漢奸。

1949年，居于這些爭議性的條約，顧維鈞在被列入了國民黨43名戰(zhàn)犯名單，位列第22位。

當然這里所謂的戰(zhàn)犯，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戰(zhàn)犯，排名靠前也不是說他有作惡多端，而是基于當時這些事對于社會的影響力，而掛在榜上，以儆效尤。

不管如何，我們都不能否認在那個戰(zhàn)爭年代，精通國際法和外交法則的顧維鈞，以他非凡的智慧，頂住列強的壓迫，將自己的外交才能發(fā)揮到極致，盡可能地為我國獲取最大的利益，他也因此贏得了“民國第一外交家”的美譽。

由于顧維鈞幾十年來對國家對民族的杰出貢獻，毛主席不計前嫌，在1972年委托章含之，向晚年旅居美國的顧維鈞提出了真誠的邀請，希望他能夠回國看看。

此時，已經84歲的顧維鈞，雖心系祖國，卻也只能無奈地搖頭，沒有正面回答。

這位是沉浮于中國外交半個世紀的老人，曾經如明星般璀璨的外交家，不愛國嗎？

非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雖身居美國，但仍是臺灣籍的顧維鈞，再如何思念家鄉(xiāng)，他只能迫于臺灣政府的“三不”政策，而止步于此，以回避回答，委婉地拒絕了主席的邀請。

直到后來，海峽兩岸的關系有所改善，可這時的顧維鈞已經90多歲，行動不便。

在得知女兒顧菊珍可以返回大陸探親后，顧維鈞特意拿出自己珍藏幾十年的明代 “嘉定四先生” 和民族義士侯娟曾、黃淳耀的墨跡，讓女兒帶回去，獻給國家。

顧菊珍回國后，為解父親的思鄉(xiāng)之情，專程看了嘉定顧家祠堂舊址，拍了不少照片。

而嘉定縣人民政府也將《嘉定縣城鄉(xiāng)建設畫冊》通過顧菊珍轉交給他，讓他飽覽故土的變化和新貌。

看到畫冊的顧維鈞淚流滿面，家鄉(xiāng)的變化令他感慨不已，每每思念故土時，他總是拿出家鄉(xiāng)的畫冊，翻一翻，撫一撫，好像這樣就已經親眼看到家鄉(xiāng)一般，心里得到了滿足。

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猝然離世，享年97歲。

結尾

提到顧老，我們腦海里呈現(xiàn)的首先是陳道明主演的《我的1919》里顧維鈞，總覺得他就應該是那樣的才俊，風華絕倫，有匪君子；是在談判席上慷慨激昂，據理力爭，為國家利益不畏強權的勇士，卻往往忘卻了在那個年代，他有更多的是隱忍和艱辛。

畢竟歷史往往沒有影視、小說中的那樣蕩氣回腸。

看顧老的回憶錄，仿佛在看一部弱國的外交史，看一個男人試圖以公理戰(zhàn)勝強權的奮斗史，有一種莫名的心酸。

記得有一句說得非常好：

曾經的我們只能說：“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這沉痛的一天。”

現(xiàn)在的我們終于可以硬氣地說出：“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fā)同中國談話。”

原來，我們已經忍辱負重100多年了

謹以此文，向曾經忍受壓力和屈辱的老一輩外交官，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