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古今對比談——唐清元先生—（轉中國商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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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9日，三農電視臺記者張明勇與武漢唐清元先生、梅州廖繼科先生進行交流，兩位先生對于古代房地產和現代房地產發展進行了對比，提出了一些的看法。
據歷史記載，西周時期，為了規范都城內的商業集市及都城建設，就開始有目的的向商人征收一定的賦稅，征收的標準是按照房屋及田產的大小多寡為統計標準的，但是這時候的房屋征稅還達不到房地產的級別。四川郫縣出土的東漢簿書碑上就刻有“何廣田八畝質（值）五千”、“王汶田頃九十畝賈（價）卅一萬”的碑文，這個是作為房地產評估及交易的佐證。
唐代是真正將房產作為獨立征稅對象，于公元783年頒布曉諭在全國開征“間架稅”，所謂“間架稅”，就是將百姓的房產按照占地面積、修筑年代以及房屋質量的好壞作為評判對象所征收的一種賦稅。這種對房產不問有無收益，見屋就征的做法，受到民間的強烈反彈。一年后就宣布廢止“間架稅”的征收。還明令禁止一般性的田產交易，對私下及黑市交易有著更為嚴苛的管束。然而對于寺廟的房產與田地的買賣則不在監管的范圍中，從現今遺存的唐代文獻中就有不少關于寺廟田產的交易記錄，為日后的滅佛運動埋下了隱患。
北宋時期，國家處于常年征戰狀態，軍餉籌措日蹙。為了解決巨額的軍費開支，政府開始向民間征收“宅稅”。宋代將“計產定資”作為賦稅征收比率的依據。不少地方官衙就是通過評估百姓家中尤其是屋產的多寡來核定財產稅的征收額度。
由于北宋中央政府并沒有制定統一的征收標準與定則，以致各地征收情況迥異有別，差異甚大。經濟較為發達的汴州、揚州與蘇州等通都大邑，征收的稅額高達數十貫不等，而一些窮陬僻壤之地，則少征或不征。
南宋賈似道為了牟取私利，就強制推行“回買公田”的做法，將自耕農手中的私田通過贖買的方式轉變為公田，實際上就成為某些權貴的個人私產。
元代承襲宋代的做法，繼續開征“宅稅”，并且對房屋地基大小、新舊程度等制定了統一的征收章程。明清兩代雖沒有將房產稅作為定稅征收，但是每逢國庫空虛，財力不支之時，也會臨時開征間架稅或屋稅，直到乾隆時期，這種做法才完全廢止。
清代乾隆年間就規定，“無論年份遠近，契價多寡，總以現在租息為斷。如核計租銀，可得一錢者，量給價錢一兩，均就租息之輕重，定價銀之多寡。”此外，清代江南地區還依照地價與土地產品價格相聯系，采取“田價隨米價低昂”的做法。
清代以后，房屋的租賃市場日益規范，政府還專門頒發“契書”給商民以示“租賃”憑證。而且隨著外國人逐漸涌入中國，清政府為了監管洋人，開始在上海、廣州等洋人聚居的城市，由當地的海關頒發“道契”給洋人，用以租賃房屋的憑證。
當時清政府規定外國人不能在中國置辦地產，所以契內不稱買賣而稱永租，承租人還須預付年租，抵充賦稅。由于租界當局采取的是華洋有別的政策，尤其對華商的經營性商鋪征收較為高額的賦稅，因此華商不得不詭寄名產，將自己的房產寄押在洋人的名下以尋求庇護。此后，隨著上海租界內華人公董日漸增多，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
廖繼科先生表示，在古代，除了官差、胥吏充當“房產估價師”的角色外，民間還有一些專門從事房產估價行業的人士，當時就有一種專門從事評估莊宅的牙人，謂之“房牙”。房牙的職責就是根據目前市場的房價走勢及房屋成色制定售價并向買家兜售，類似于今天的房產中介商。
在新中國成立后，房地產也經過了種種改革，以便契合當下時代的發展。
1980年，允許私人建房及買賣；
1990開始起步，將城市居民住宅的開發作為我國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由無序混亂到規范化，福利包分房終止，按揭貸款；
1998年，人民日報在《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中提出，用商品房逐漸取代傳統福利房分配制度，度過了金融危機；
2004年開始，房地產進入了秩序化的十年，也是房地產飛速發展的十年，尤其在2008年奧運會前的一段時間。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房地產投資成了資本運作的一個新方向標，2013年后徹底被宏觀調控把控著，炒房熱已經成了一種過去式。
唐清元先生表示，因為每年有近千萬農民進城需要解決衣食住行，住就需要房地產行業來解決，從而保障群眾生活質量，也能從側面維護社會穩定。國家的宏觀調控主要是為了促進房地產規范發展、降低貨幣貶值、穩定房地產經濟，所以與房地產相關的專家人士更需要了解古今的一些對比，從而更好把握時事，為房地產的健康發展做出有力的貢獻。（記者：張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