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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人口規模大,平日客流量大,更容易支撐多種交通模式和強大的正常運力,這樣高峰期的冗余和調配能力也更大。正是因為有龐大的人口規模為支撐,中國才有經濟合理性和財力,能在航空和高速公路之外,建設全球最大的高速鐵路網。而俄羅斯與日本的經驗表明,人口規模長期衰減下,人口分布會更不均勻,大量中小城市和城鎮會衰敗,年輕人更可能會涌向大城市,既不能緩解大城市的問題,也讓人們可以選擇的城市大幅減少。
文| 黃文政、梁建章
本文主要觀點2013年3月20日作為以《全面放開生育與“城市病”》為標題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發表于《財新網》,但數據有所更新。
全文全長4940字,需用時13分鐘
【正文】
大城市的人滿為患和春運的緊張都是人們支持限制生育的最直觀的理由之一。那么中國的城市是否比其他國家的城市更擁擠呢?減少全國人口能否降低城市的擁擠并緩解春運的緊張呢?我們對此進行深入的分析。
(一)中國的城市是否更擁擠?
擁擠是中國人口太多的直觀印象之一。但中國擁擠的地方大都在大中城市,很多小城市,城鎮和無數村莊并不擁擠。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3》,中國所有地級和以上城市的建成區面積只占國土面積千分之三,相當于耕地面積的2.5%,遠少于村莊占地比例。就算實際建成區面積被低估,這些數據也說明城市的擁擠并非土地不夠。紐約的曼哈頓和多倫多的市中心照樣人頭攢動,但很少人會認為美國或加拿大人口太多。
一個城市的人口規模會穩定在兩種相反力量的平衡上。一是聚集提高效率的向心力,二是聚集產生壓迫感的離心力。所以城市的擁擠是為了得到人口聚集帶來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好處所付出的代價。在同等的人口規模下,城市的擁擠程度取決于居住和交通形式。經濟發達的國家通常更有意愿和條件改善居住和交通條件,讓城市密度較低也能達到效率的提高。相反,貧窮國家的城市普遍更擁擠,哪怕這些國家的人口更少。三十年前,中國城市的市區密度就比現在要大得多,雖然那時的城市人口遠少于現在。
以下對城市擁擠程度的分析基于Demographia(2013)編輯的世界各城市集聚體的數據。城市集聚體定義為空間上連成一片的建成區,其面積主要根據衛星地圖按統一的規則分析計算得出,其人口則將次級相關行政區域的人口統計數據加總后扣除農村地區的人口得出。在有關全球城市的各種數據來源中,該數據集的定義在經濟學意義上最合理,也讓不同國家的數據具有可比性。聯合國的《世界城市化前景2011》報告也采用相似的定義,但未提供面積數據。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按衛星地圖對建成區的界定可能比中國對城市建成區的定義更寬松,Demographia數據中的建成區面積通常要大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3》中的建成區面積。但是,Demographia對全球城市采取的標準是統一的,因而不會對分析產生系統性影響。
我們把單個城市集聚體的擁擠度定義為其建成區的人口密度,也就是建成區人口/建成區面積。圖1是全球224個人口超過200萬的城市集聚體的擁擠度與所在國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關系。該圖顯示,大城市擁擠度與所在國的人口密度成正比,與所在國的人均GDP成反比,但與后者的相關性更高。分析表明,所在國人口少一半,擁擠度要低6.8%,但所在國人均GDP高20%,擁擠度要低7%。換言之,對大城市擁擠度來說,全國人口少一半所對應的差異,不如兩三年的經濟增長。
上圖的中國城市中擁擠度最高的是香港。該圖顯示,除香港外,中國大城市的擁擠度僅處于全球中等水平。在全球224個人口超過200萬的城市集聚體中,上海和北京的擁擠度(建成區人口密度)分別處于第119和138位, 僅屬中等偏輕水平。阿根廷面積是中國四分之一強,地廣人稀、土地肥沃,但首都布宜諾斯艾利卻集中了全國4000萬人口的三分之一,擁擠度高于北京。巴西的面積是中國的89%,人口僅中國的14%,但圣保羅擁擠度高于北京和上海,里約熱內盧的擁擠度與上海相當。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東京、巴黎、紐約的擁擠度則遠低于北京和上海。
很多人并不知道發達國家的城市擁擠度整體上更低。比如,2010年的《新京報》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人口密度遠高于紐約,北京或發生人口爆炸危機》。實際上,按Demographia的數據,紐約的擁擠度在全球224個城市集聚體中僅排在第204位。當然,《新京報》文章所指的紐約僅限于行政區劃上的紐約市,與Demographia定義的紐約集聚體不是一個概念。但是,不同國家的行政區劃沒有可比性。若以行政區劃為單位,由于北京市轄區域大部分是農村地區,北京市域的人口密度要遠小于紐約市域。另一方面,紐約曼哈頓(即紐約縣)的人口密度則非常大,每平方千米27000人,大于北京各區中人口最密的西城區的24500人。這些細節說明,由于城市范圍的界定千差萬別,國際間的城市比較需要非常謹慎,否則很容易陷入誤區。
(二)減少全國人口能否緩解城市的擁擠?
大幅減少中國的人口并不能緩解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的種種問題。實際上,人口眾多的國家會形成更多的規模不同的城市,給人們提供更多選擇。在中國,不喜歡北京或上海的人還可以去武漢、西安、沈陽、重慶這些大城市,每個都有幾百萬人,有各種工作機會和豐富多彩的生活。而在地廣人稀的俄羅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其他城市都規模偏小,生活單調。如果中國人口下降到幾億,有志向的年輕人更會涌入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百萬人口的城市則會萎縮到幾十萬人,而很多中小城市更會衰敗,讓人們可選擇的城市數量大幅度減少。
因為人口老化和萎縮,在日本,現在只有東京和大阪還有一些活力。俄羅斯總人口從1992到2012年減少了3.8%,但由于大量外地移民涌入,莫斯科的人口卻增加了數百萬,絕對和相對增長幅度都在全俄83個地區中排名第一(英國電訊報, 2011),導致莫斯科房價飛漲,均價一度居全球第二(福布斯,2009),交通日益惡化,擁堵程度在2009年被《金融時報》排為世界第三,僅次于北京和約翰內斯堡。同時,俄羅斯很多中小城市卻在衰敗。從2002至2010年,俄羅斯人口下降了約1%,自然下降約1.5%。同期,俄羅斯的人口100萬以上, 20至100萬,和20萬以下的城市中,人口增長的城市的比例分別為84.6%,50.6%,和39.3%。換言之,絕大部分大城市的人口在增長,但大部分小城市的人口卻在衰減;位于遠東的一些城鎮甚至被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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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是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卡迪坎(Кадыкчан),一度擁有上萬居民,于2007年被廢棄(卡迪坎網站, 2012;Kadykchan,2007)。俄羅斯在過去20年的所謂人口衰減的災難中,總人口從1.48億降至1.43億,年均減少幅度為0.18%,如果不計外來移民,年均自然減少幅度為0.47%。中國即使2014年完全放開生育,如果鼓勵生育不成功,人口從2040年開始至本世紀末的60年間將從14億降至7億甚至更少,年均減少幅度為1%以上,每13年減少一個俄羅斯,下降速度是至少俄羅斯的5倍以上。俄羅斯人口衰減只是持續20年,現在已經停止,而中國人口的衰減時間可能持續上百年。
可以預料,如果中國人口下降到7億,中華大地將有無數城鎮面臨著卡迪坎這樣的命運。中國的人口現在還未減少,但按《中國青年報》在2013年1月9日的報道,中國過去10年消失了近百萬個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數百個。雖然數據的準確性難以驗證,但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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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是江西省安義縣南坑村,該村離省會南昌僅80余公里,原本有136口人,但現在僅剩一名老人和他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兒。盡管村莊的消失和凋敝更主要的原因是農村居民進城,但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所謂中國土地人滿為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隨著未來人口的急劇下降,消失和凋敝的將不僅是村莊,而是城鎮,甚至是小城市,乃至中小城市,最后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衰微。
(三)減少人口能夠緩解春運緊張?
春運的緊張常被用來當作中國人口太多的證據。但與很多人的直覺相反,人口下降長期來看反而會讓春運更緊張。比如,2009年春節前夕,本文作者之一黃文政決定從美國趕回家鄉景德鎮陪病重的母親過年,但春節前從上海或北京到景德鎮所有機票都被訂購一空。從美國飛到上海時已是春節前第三天,但他卻幸運地買到當天從上海飛南昌的機票。到南昌后,他立即趕到汽車站。南昌到景德鎮的汽車每小時一班,很容易買到了到去景德鎮的車票。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南昌是一個有200萬人口的城市,每天正常就有四五個航班來回上海,在春運期間增加一 兩個航班,無論是從技術還是服務都是很容易做到。因為景德鎮是一個50多萬人口中等城市,正常情況下每天只有一班飛機來回上海。春運期間增加到兩班調度上就比較困難,經濟上也未必合理。
如果中國只有3億人,而不是13億人呢?那樣,南昌可能就只有50萬人口,像現在的景德鎮一樣,平常每天就一個航班來回上海。春運期間,提前一周的機票就全訂完了。而景德鎮,可能也就是一個人口10多萬的小城市,不可能支撐每天到上海的航班,到南昌的汽車也許就是每天兩,三班而已。這樣,春運期間,他可能無法趕回南昌,更不用說順利回到景德鎮了。
中國的交通運輸平時并不緊張,運力基本可以應對正常的流量。城市化的不充分讓許多人在工作期間與家人分離,到春節才能團聚,導致春節前后客流量過度集中,大幅超越平日水平。決定春運擁擠的主要因素不是春運期間的客流總量,而是春運客流量相對于平日客流的倍數。人口規模大,平日客流量大,更容易支撐多種交通模式和強大的正常運力,這樣高峰期的冗余和調配能力也更大。正是因為有龐大的人口規模為支撐,中國才有經濟合理性和財力,能在航空和高速公路之外,建設全球最大的高速鐵路網。
在現有的人口規模下建設的交通設施,等到人口下降后不是有更大的冗余嗎?這種觀念只是短期成立,但長期來看是不對的。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維護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而非一勞永逸。所有的基礎設施都有一定的使用壽命,因為技術進步,新建的基礎設施通常比早期建設的技術水平和效率更高。人口下降最多在短期內產生一些冗余,但隨著需求和財力的下降,能正常更新和維護的運力也會下降。等到使用壽命結束,基礎設施的更新可能缺乏經濟合理性與財力的支撐而被廢棄。即使那些未被廢棄的基礎設施,其平均使用年齡也會大于一個人口增長或穩定的社會的基礎設施。中國社會過去30多年已經習慣了的那種蒸蒸日上和日新月異的感受將走向反面,隨著人口極度老化和急劇衰減,整個社會基礎設施的面貌將日益凋敝。
(四)總結
中國擁擠的地方大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城市的擁擠是效率的代價,與全國的人口規模關系不大,但與經濟發展水平關聯性很高。經濟越發達,越有意愿和能力改善居住和交通條件,讓城市越不擁擠。中國大城市的擁擠程度在全球僅處于中等水平,比發達國家要高,但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要低,哪怕這些發展中國家地廣人稀。如果世界范圍內的橫向比較可以反映全國人口規模與大城市擁擠度的關系,那么全國人口下降對緩解城市擁擠度的作用效果有限;全國人口下降一半所對應的緩解不過是兩三年的經濟發展。而且,俄羅斯與日本的經驗表明,人口規模長期衰減下,人口分布會更不均勻,大量中小城市和城鎮會衰敗,年輕人更可能會涌向大城市,既不能緩解大城市的問題,也讓人們可以選擇的城市大幅減少。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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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3》
[2]《世界城市化前景2011》
[3]《人口密度遠高于紐約,北京或發生人口爆炸危機》(《新京報》,2010年報道)
[4]英國電訊報( 2011年報道)
[5]《金融時報》(2009年報道)
[6]《中國青年報》(2013年1月9日報道)
[7]卡迪坎網站( 2012年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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