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蔣介石把戴笠的兩個孫子偷偷接到臺灣，一個被留在大陸

蔣介石與鄭錫英、戴以寬（左）、戴以昶

1949年5月的一個深夜，天空飄著蒙蒙細雨。浙江省江山縣保安村戴公館內，一個微胖的中年男人反背雙手，在房內來回踱步，不時長吁短嘆，似有萬千愁事。

他叫戴藏宜，是三年前墜機身亡的軍統頭子戴笠之子。

戴笠死后，戴藏宜從江山雨農中學校長調任京滬杭鐵路警備處處長。1949年4月，杭州解放，戴藏宜逃回江山老家，開始謀劃后路。

戴笠生前無惡不作，戴藏宜和他老子一樣，也是壞事做絕。

沈醉曾這樣評價戴藏宜：

“和他父親一模一樣，不但寫字相似，而且個性、習氣、嗜好都相同，當然也包括好色。”

戴藏宜生于1915年，1940年加入軍統，做過多少壞事，恐怕他自己都記不清楚。但唯有一件事，讓他一想起來就覺得小命不保。

那還是二十多年前，他老子戴笠種下的惡果。

1920年春，二十三歲的戴笠上山看守竹筍。一天，他看到一位妙齡少女提籃路過，不禁心生歹念，誣稱少女要偷筍，將她拉住，欲行不軌。不料正在此時，一名彪形大漢跑來將少女救下，還把戴笠狠揍了一頓。

戴笠記仇，想去報復。經多方打聽，知道那人叫華春榮，家住離保安村不遠的化龍溪村，是一家紙行老板，兼任廣度鄉鄉長。

看到華春榮有錢有勢，又聽說自己有個侄子戴善謀娶了華家女兒為妻，戴笠也不想著尋仇了，厚著臉皮跑去和華春榮攀上了親戚。

華春榮為人正直豁達，看到戴笠有意改邪歸正，也就不再把那事放在心上。

誰料戴笠狗改不了吃屎。

有一次，他趁華春榮不在，從他桌上偷了一封蓋有紙行印鑒的信函，拿回家裁掉有字的一半，在另一半留有印鑒的空白處寫了一封便函，到紙行的錢莊支取了一百塊銀元。

年底盤賬時，紙行發現一百塊錢對不上賬，才知道被戴笠騙去未還。華春榮多次向戴笠追索，但他哪有錢還？華春榮無奈，只好讓他寫了份悔過書了事。

戴笠后來去了上海，認識了杜月笙，覺得自己有了身價。為免丑事敗露，他給華春榮寫信索要悔過書。可是華春榮收信后不以為然，既未回信，也沒給他悔過書。這讓戴笠大為不安，引為心病。

1941年4月，戴笠衣錦還鄉，卻仍然心病未除，想要回悔國書。他在家里設宴，請華春榮到家敘舊。可是華春榮此時已是共產黨地下區委書記，自然不會與戴笠為伍，遂置之不理。

戴笠非常惱火，回到重慶后給戴藏宜發了封密報，讓他秘密除掉華春榮。

1941年6月11日，戴藏宜將華春榮秘密殺害，又用毒藥毒死了他的兒子。

華春榮遇害，地下黨知道是戴藏宜干的，當然要為他報仇，在華春榮的靈堂上寫下“不共戴天”四個大字，要讓他血債血償。

江山縣解放后，戴藏宜攜妻兒逃跑又被抓回，于1951年被處決，留下妻子鄭錫英和三子兩女，分別是：兒子戴以寬、戴以宏、戴以昶[chǎng]；女兒戴眉曼和戴璐璐。

鄭錫英因無力撫養這么多孩子，把兩個女兒托付給戴家廚師湯好珠收養，她自己帶著三個兒子去了上海。小女兒戴璐璐后來夭折，大女兒戴眉曼在湯家隱姓埋名，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鄭錫英到上海后，找到戴笠生前的護士長范娟理，請她幫忙安排生活。范娟理念故主之情，為他們解決了住房和生活問題，還為鄭錫英找了工作。

按說，戴笠的后代生活在大上海，過著平靜的生活，倒也不失為一個好的結局。可是蔣介石卻坐不住了。

戴笠之死，歷來眾說紛紜，不少人懷疑與蔣介石有關系，只是沒有證據。

但戴笠生前因保密局尾大不掉而被蔣介石猜忌是事實；

蔣介石多次催促外出巡視的戴笠回重慶，參加將保密局化整為零的八人小組會議也是事實；

戴笠多次對同學周念行說“我將來不是死在共產黨的手里，就是死在委員長的手里”也是事實。

不管如何，戴笠亡歿，讓蔣介石去了一大心病，卻也讓他痛失心膂，在解放戰爭期間少了一個重要的情報來源。周總理為此說：“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于是，蔣介石不知是出于對戴笠的愧疚，還是要驗證一下毛人鳳的能力，于1953年要求他把戴笠的兒媳和孫子接到臺灣。并強調說：

此事只許辦好，不許辦壞，一定要把雨農的兒媳和孫兒平安接來臺島！

1953年12月下旬，臺灣國民黨少校特工王時敘秘密潛至上海，打電話給潛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務黃福源。二人在電話中對完接頭暗語，約好在一家飯店面談。

當天下午，在南京路梅龍鎮酒家。二人坐定后，王時敘遞給黃福源一支香煙，并幫他點燃。

這支香煙里有預先放入的一粒仁丹，點燃后有一股特殊的藥氣，這是國民黨“國防部”情報局通過電臺與黃福源約定的一個暗號。黃福源一抽就明白了，連說：“這煙好！這煙好！”

接到王時敘交給的任務，黃福源于第二天晚上在家設宴，招待上海市公安局負責戶政管理的干警陸秉章。

酒酣耳熱之際，黃福源拿一疊鈔票，約有兩千萬元（舊幣，合新幣兩千元）放到陸秉章面前，又拿出兩條“大黃魚”奪到鈔票上，對他說：

“陸兄，恭喜你，財神找上門來了……”

隨后，黃福源把要求告訴了陸秉章，并讓他在開戶口遷移證時，把鄭錫英改名沈鳳英，年齡增加四歲；戴以寬、戴以昶照舊；戴以宏改作王時敘，年齡增加三十歲。

黃福源說，王時敘是鄭錫英的親戚，他要帶母子幾人去香港投奔他的伯父。事成之后，還會有重謝。

陸秉章看到沒什么風險，便收了鈔票和金條，于次日把母子四人的戶口遷出來，并按黃福源的要求作了改動。黃福源拿到遷移證后，又設法搞到出境證，然后把情況告訴了王時敘。

王時敘大喜，當天便偷偷來到鄭錫英家，道明身份、來意。

鄭錫英大喜，同意去臺灣，只是對要留下二兒子戴以宏不舍得。王時敘一番勸說后，鄭錫英只好同意，但希望能妥善安置好孩子。王時敘答應了。

第二天，王時敘找到黃福源，讓他向臺灣發報告知情況，要求按原計劃派人到香港接應。并讓他找陸秉章把戴以宏的戶口遷往郊區，托人照料。

后排左二為戴藏宜

1954年1月7日，王時敘帶鄭錫英母子三人乘火車從上海趕往廣州，隨后準備從廣州去深圳，然后通過羅湖橋去香港九龍。

不料去廣州的火車晚點三個半小時，到廣州后已趕不上去深圳的汽車，就只好找家旅館住下來，等明天再動身。

王時敘考慮母子三人趕路兩天挺辛苦，就帶他們去外面飯店好好吃了一頓。不料吃完飯剛回旅館，便被老板叫住，說有警察找他。

王時敘大驚，暗忖是上海黃福源出了什么問題。他強裝鎮定，問警察有什么事。

警察神情威嚴，聲音凜凜：“我們是廣州市公安局的，請出示你的證件。”

王時敘畢竟是受過多年訓練的特工，心里驚慌，外表卻鎮定如初，把證件拿出來給警察看。

警察仔細看罷，問道：“你和沈鳳英是什么關系？”

王時敘答道：“我是她小叔子，帶嫂子侄子去香港投靠我的伯父王真如，他是成衣廠老板，住新界屏山唐人新村。”

警察把證件還給他，在一旁悄聲說了幾句，對王時敘說：“你們暫時不要離開廣州，等候通知。”

王時敘點頭答應。警察便讓他們回了房間。

這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當天晚上廣州市公安局獲報：

兩廣地區通緝的十萬大山土匪頭子麥羅漢攜妻兒潛來廣州，準備伺機外逃。公安局隨即對全市旅館進行地毯式搜索。

王時敘一行和麥羅漢一家的情況頗為相似，引起警察的注意，便對他們進行了查問。結果發現王時敘雖然外形、年齡與麥羅漢相似，但口音有異，便決定暫時不捕，反正水陸通道都已被封，他們也出不了廣州。

這個情況，王時敘當然不知道。他回到房間后，極為忐忑。經過反復思考，認為警察應該不是沖他來的，而是另有目標。于是決定還是不要冒失行動，碰碰運氣再說，免得前功盡棄。

這個運氣讓王時敘等到了。

第二天早上，茶房過來通知他們，說公安局打來電話，可以離開廣州了——當天凌晨三點，公安局已經抓住了麥羅漢，隨即將懷疑對象全部排除。

就這樣，王時敘帶著鄭錫英母子三人順利出境赴港，之后轉赴臺灣。

蔣介石聞報，便安排了一次接見，和戴家母子合了影。

鄭錫英后來一直住在臺灣，她的大兒戴以寬赴美留學，獲得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小兒戴以昶考上臺灣東吳大學，在臺灣省中華實業公司任職。留在大陸的二兒子戴以宏原本由陸秉章撫養，陸秉章后來事敗被抓，戴以宏被養母送進了孤兒院。

不過，這家孤兒院是宋慶齡當年資助開辦的，生活條件不錯，戴以宏順利地完成學業。16歲那年，戴以宏被分配到合肥市棉紡廠工作；后來響應國家號召，報名支援邊疆，去了農業第一線。幾年后，戴以宏被調到安徽樅陽縣，當上一名拖拉機手，后又改行做了修理工。

至于被湯好珠收養的戴眉曼，1960年和一名汽修廠職工謝培流結婚，一直低調地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青年戴眉曼

1991年，戴眉曼前往臺灣和母親鄭錫英相認。

雖然母親當年被迫將她送人，但幾十年過去了，戴眉曼自己也已做了母親，又怎能不理解母親當年的苦衷呢？母女相見，母親的愧疚和戴眉曼的思念，化作母女二人的滾滾淚水，噴涌而出。

后來看，蔣介石把戴笠的兒媳與孫子接到臺灣，大概只是做樣子給別人看或者尋求一種心理安慰罷了。至于王時敘為何讓鄭錫英把二兒子留下，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