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都打到家了，紂王還在死心眼地打東夷？河南考古發現反常

商朝的滅亡，并非完全像后世所認為的那樣是由于紂王昏聵、貪圖享樂所導致。

春秋戰國時期的軍事家和史官們對商亡周興的原因，有過兩點精辟的總結：“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孫子兵法》）、“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左傳》）。

商朝是一個以軍武立國的政權，史載商湯滅夏“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甲骨文中頻頻出現歷代商王征伐各地的卜辭，《左傳》中說的“國之大事，在戎與祀”（國家大事只有祭祀和征戰）其實最早指的也是商朝。

而即使是商朝末代君主帝辛（世稱紂王），在歷史記載當中也是一副“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的勇猛形象，并非整天沉溺于酒色當中的無能之輩。

殷商的軍隊，從組建之初滅夏伐羌、征鬼方討巴蜀，再到末期時大規模東進討伐東夷，軍備幾乎從未有過廢弛，所以，當自稱“小邦周”的周文王父子，想要對“大邑商”取而代之的時候，首要面臨的就是解決商朝強大的軍隊問題。

在戰略上，周文王假意“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獲得了紂王的信任，并取得了征伐周邊方國的權力，周國大肆擴張，先后滅掉周邊的密須、阮、共等國，將東部邊界推進到了今天的山西南部一帶，史書形容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在戰術上，周武王對殷商采取間諜戰和閃擊戰，一方面重用熟諳商朝內情的姜子牙，聯絡殷商內部反對紂王的膠鬲、微子啟等貴族倒戈，另一方面又趁商軍主力長期征伐東夷，國內軍事準備不足，發動突然襲擊。

當伐紂聯軍行至汜水時，大雨滂沱，河水泛濫，到達懷城時，城墻崩坍，到達共頭山時，山體坍塌，士卒大量病倒，就連周公、霍叔都感到惶恐，紛紛勸諫“卒病，請休之”，但周武王卻堅持進兵，最終在牧野突襲了倉促備戰的商軍，決定商周兩個王朝命運的牧野大決戰，僅僅打了甲子日一個早上就結束了。

然而，商朝在朝歌的統治體系雖然被摧毀，但殷商數百年來所積累下來的殘余存力，依然讓周武王感到不安。

在紂王身死之后，周軍不得不馬不停蹄的向各處依然忠于殷商的同姓或異姓諸侯發動攻勢，據《逸周書》記載：“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但即便如此，隨著周武王的早逝，殷商貴族再次發動大規模反周抗爭，在周原發現的周公甲骨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西土遭遇變故，殷小腆（殷商貴族）得知我國遭遇危機，試圖恢復殷商統治，重新將我周國變成他們的邊鄙屬國。

所以，直到周公東征，耗費三年時間先后平定紂王之子武庚以及殷商同宗諸侯奄、毫、薄姑之后，西周的統治才算穩固，此時距離牧野之戰已經是六年之后了。

有學者曾做過估算，直屬于商王治下的人口數超過400萬，如此強大的根基，也無怪乎西周君臣要對殷商采取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來削弱對方的實力。

這便是《孫子兵法》和《左傳》所提到的：用間諜、趁商軍攻打東夷國內戰備不足而發動襲擊兩大手段。

不過，內奸雖然難防，但明目張膽的軍事進攻，卻很難做到完全隱蔽。

何況，早在周文王時代，位于陜西境內且忠于殷商的崇國就曾向紂王發出示警：“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但紂王似乎并未采取任何主動的應對舉措，如果把這個事件解釋為紂王的昏聵，那么接下來的兩件事就很難再用昏聵所能解釋的了。

第一件事是周文王滅崇、黎（耆）兩國，這兩個國家一個在今天的陜西境內，一個在今天的山西東南部，不僅忠于商朝，也是商朝都城安陽以西最強有力的屏障，周文王公然滅掉了這兩個國家，將周的勢力擴展到了商王朝的腹地。

第二件事是周武王孟津觀兵。周武王繼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048年），“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這次事件發生在牧野之戰（公元前1046年）前兩年，周武王在孟津（今河南洛陽孟津區）大搞軍事閱兵，目的已經昭然若揭。

眾所周知，鄭州、洛陽所在的伊洛平原一帶，是商朝立國后最早建立核心統治的區域，這里分別發現了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兩處商朝都邑，他們所代表的也正是最早的商文化—二里崗文化。

即使是再昏聵的人，面對在家門口耀武揚威的敵軍，恐怕也不會坐以待斃了。

但奇怪的是，兩年以后，當周武王再次沿著同樣的路線，從鎬京統率大軍出發，經由孟津渡河北上，直到抵達孟津東北三十里處的鮪水時，紂王才開始做出部署，派出使臣膠鬲前往交涉，得到周武王答復：以甲子之期報其主。

《漢書》載：“孟津去周九百里”（漢代九百里約為今天的700多里），周軍自一月二十七日從鎬京出發，二月二十二日渡過孟津，歷時26天，而抵達牧野時是二月二十七日，只用了5天。

在長達26天的行軍過程中，紂王沒有做出任何軍事防御，直到周軍渡過孟津距朝歌郊外只有5天路程的時候，紂王才決定在牧野設防，但為時已晚，商軍倉促應戰。

那么在西周大軍大舉進犯的時候，紂王的大軍到底在干什么呢？

甲骨文留下了大量帝辛時期征伐夷方的記載。夷方，也叫東夷，是一個地理稱謂，指的是在殷商晚期位于今山東東南一帶、南迤至江蘇、河南、安徽交界地區的淮水流域的若干軍事部落聯合體。

根據甲骨文記錄顯示：帝辛十祀九月甲午，商朝發動了對東夷的戰爭。參與伐夷的將領有侯告、望乘和戓、侯喜，商軍作戰的前線是攸地的邊邑“永”，到帝辛十一祀正月丙 午時，商軍取得一場大勝，俘獲夷方首領，并焚燒了某物（甲骨文出現殘缺，不清楚焚燒的對象）。

在此之后，有關帝辛征伐東夷的甲骨卜辭就沒有了。但流散海外的商朝末年青銅器上卻發現了帝辛十五祀時復征東夷的記載，可見，商朝與東夷的戰爭是一場漫長的拉鋸戰。

在商朝滅亡后，曾長期在一線與東夷作戰的主要軍事將領攸侯喜卻不知所終，顯然，攸侯喜并未跟隨紂王回到朝歌，而是繼續留在了攸地，負責鎮守今天安徽淮北、阜陽、亳州這塊廣袤的區域。

這說明，與東夷的戰爭，的確牽制了商朝的軍事力量。

就東西兩線的軍事威脅而言，西周的威脅顯然是要大于東夷的，畢竟西周在牧野之戰前兩年就已經在孟津大舉匯合諸侯，目標直指商朝行都朝歌，而東夷的活動范圍卻在遠離商都的安徽西北部一帶。

那么為什么紂王卻近乎死心眼地要與東夷決戰呢？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組反常的考古發現。

在上文中，我們曾提到鄭州以及洛陽偃師一帶是商朝最早的國都所在地，堪稱“龍興之所”。但對河南多地的考古發掘卻發現：從殷墟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時代）開始，商文化在西方大范圍退縮，豫西特別是洛陽以西地區，晚商文化遺存頗為罕見。

這跟末世王朝疆域萎縮不同，因為武丁到祖甲在位時期正是商朝的強盛時期。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晚商文化在今天的山東地區卻在持續加強，山東青州一帶還發現了“亞醜”族高級墓葬。隨著曲阜、滕州、微山湖等地的晚商文化的大規模發掘，種種跡象都表明商朝在末期時已經在魯西南和淮北地區建立了穩固的統治。

這說明商朝對東方的經略，是武丁時期就已經開始的既定策略，紂王對東夷的大規模戰爭，是基于歷代先王的夙愿。

但奇怪的是，鄭洛一帶是二里崗商文化的重要分布區域，但在商朝末期時，這塊廣袤的區域卻未見任何晚商文化遺存（意味著沒有軍隊，也沒有殷商諸侯鎮守），以至于周武王的聯軍大搖大擺地橫穿整個鄭洛地區，順利在孟津渡河北上攻擊朝歌。

對于這一考古怪相，考古工作者也只是含糊其辭地說“這是一個頗為值得關注的現象”，并未解釋原因。

可能的推測是，商王武丁以后，商朝的重心整體東遷，而對故土選擇性地予以了放棄。當然，紂王似乎也注意到了放棄鄭洛以后，朝歌和殷容易遭受來自黃河以南軍事力量的直接威脅。

所以，在決定發動對東夷戰爭的前一年，“九年，（紂）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

有蘇國剛好位于孟津以北，紂王征服有蘇后，有蘇國君獻女結盟，提紂王扼守黃河渡口和殷都安陽之間的要道，而有蘇的存在，或許是紂王敢于放心調動大軍攻伐東夷的信心所在。

但可惜，在西周聯軍第二次在孟津集結時，有蘇并未發揮有效的軍事阻滯，最終，紂王倉促應戰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