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他出任中紀委書記，派人在飯店蹲點抄車牌，3個月飯店倒閉

2015年8月7日，85歲的尉健行在北京醫院病逝。8月16日，他的遺體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國家領導人悉數參加了他的追悼會。

尉健行

對于他的去世，或許有些人會暗自慶幸，因為老人在世的時候，被譽為“當代包青天”，處理起腐敗問題時毫不手軟，查辦多起重點案件。

尉健行老人在世時，曾擔任中紀委第一書記。1995年，他空降北京兼任北京市委書記，而且兼任了兩年時間，這種經歷在我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那么，尉健行有著怎樣的傳奇經歷？他又是如何開展工作的呢？

尉健行與父母親合影

留蘇歸國，扎根東北

1931年，尉健行出生在浙江新昌的一個教師家庭。那個年代當教師，充其量能糊口飯吃，再加上尉家兄弟姊妹眾多，尉健行的童年過得十分艱辛。

尉健行從小就喜歡讀書，總是提前到學校。可家里買不起時鐘，他只好憑窗戶透進來的陽光判斷上課時間。年長的人應該有著類似的經歷，有時候到學校還是三更半夜，有時候天已經大亮了，堪堪遲到。

即使戰火紛飛，即使家庭貧困，都沒有影響尉健行的求學之路。在縣里念完初中后，尉健行考上了上海光華大學附屬中學。1949年9月，他又考入大連工學院（今大連理工大學），成了新中國的第一批大學生。

后來留校當教授的盧杰持老人回憶說：“我和尉健行一起從上海到大連，是同班同學。我們機械系兩個班六七十個學生，只有三個黨員，尉健行就是其中的一個。”

尉健行成績突出，團結同學，威信很高，入學不久就當上了班里的團支部書記。他喜歡看蘇聯小說，喜歡保爾.柯察金，同學們就給他起了個貼切的外號——“盧奇噶”。盧奇噶由俄語直譯過來，是“鋼筆”的意思。

抗美援朝的時候，尉健行雖不能上戰場，但情緒高昂的他，常常在班里領唱《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尉健行畢業后多年，這首歌仍是大連工學院機械性的“系歌”。

1953年，尉健行實現了自己的愿望，前往蘇聯留學，兩年后學成歸國。這樣一位高端技術人才，自然得到了組織的重用，尉健行被分配在東北輕合金加工廠，從此扎根東北數十年。

在基層工作期間，尉健行憑借強大的專業知識，攻克無數技術難關，還撰寫了長達46萬字的工業管理材料。因為表現突出，僅僅幾年時間，他就當上了車間主任，為以后的從政之路打下了夯實的基礎。

擔任中紀委書記，派人蹲點抄車牌

十年特殊時期，尉健行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直到70年代才恢復工作。1978年，經過多年磨礪，他當上了廠里的書記兼廠長。

1980年，是改變尉健行人生軌跡的一年。在東北艱苦工作數十年的他，被評為哈爾濱市特等勞動模范、黑龍江省特等勞動模范。也是在這一年，他被送去中央黨校學習，步入政壇。

當時，尉健行恰好符合鄧小平選拔年輕干部的條件。1930年后出生的他不僅正值壯年，還在國營工廠運營中積攢下豐富的經驗，并當選省勞模。因此在1981年，尉健行黨校畢業后，他的政治生涯迎來騰飛，被任命為哈爾濱市委副書記兼市長。

接下來11年的時間里，尉健行的仕途一帆風順，調任北京擔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中組部副部長、監察部部長等職。

擔任監察部部長期間，尉健行發現了對外經濟交往中的不少問題。他在會議上指出，有的人同時扮演兩種身份，既是外商代理人，又是國內買主。這些人與外商勾結起來，高買低賣，坑害國家和群眾。因此尉健行要求，半年內將對外經濟合同清查一遍，剎住這股歪風。

尉健行以杰出的領導才能，得到了組織的關注，也獲得了喬石的賞識。兩人可謂是老相識了，在光華附中讀書期間，尉健行就是喬石的學弟，喬石還是他的入黨批準人。尉健行擔任中組部副部長期間，部長正是喬石。喬石格外欣賞這個厲害的學弟，將相關管理經驗傾囊相授。

1992年10月，尉健行成為繼陳云、喬石之后，中紀委的第三任書記。不過與前兩任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相比，尉健行“只是”政治局委員，他的壓力和考驗是相當大的。

不過，尉健行并沒有畏手畏腳，他迅速投入工作，提出了“三格局”：第一，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第二，糾正部門不正之風；第三，查出大要案。

據某位領導人回憶說，當時，北京東華門有一家專門做潮州菜的餐廳，前去吃飯的人絡繹不絕，還包括不少干部。尉健行得知后，立刻派人到飯店門口蹲守，抄車牌，曝光。三個月后，這家飯店就關張倒閉了。

兼任北京市委書記：寧得罪少數人，不得罪老百姓

擔任中紀委書記期間，尉健行兼任過許多職務，包括全國總工會執委會主席、北京市委書記。

1995年，王寶森案發，陳希同引咎辭職后，尉健行臨危受命，擔任北京市委書記。他兼任此職兩年時間，在我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尉健行剖析王寶森案件時曾強調，紀檢部門要主動出擊，對土地承包、股票、貸款進行嚴格審查，防止權力過大或權力濫用。

1996年，中央下文規定，被領導機關無償占用的交通工具、通訊設備必須歸還，并不再占用。可王寶森案發后，這項規定仍難以執行。

在一次干部大會上，尉健行罕見動怒，責問在場干部：“我們市委12名秘書，竟有11部車。這些車哪來的？為什么不還給基層單位？”

尉健行毫不讓步，按他的話來說：寧愿得罪少數人，也不能得罪老百姓。

1995年，北京進行城市總體規劃時，尉健行專門強調，要多建百姓去得起的飯店、連鎖店、體育娛樂場所，高爾夫這樣的高端娛樂場所不能多。

2001年尉健行到寧夏考察時，他再次強調，禁止領導干部利用職權，為配偶、子女辦企業提供便利。

尉健行的下屬，原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曾談過關于尉老的一件軼事。

1995年中紀委五次全會召開前，尉健行舉辦了一場小型座談會，請了幾位省紀委書記。會議舉行期間，65歲的尉健行沒有準備講稿，條理清晰地分析了許多具體問題。

擔任現場記錄員的李永忠感慨說：“他的講話記錄不用任何修改、加工，就是一篇立意深刻的論文！”

嚴于律己，不為家人謀私利

2002年，尉健行離開領導崗位，退休安度晚年。在任期間，他為國家和人民做出卓越貢獻，本人卻十分低調，嚴于律己，從不為家人謀私利。

尉健行在中組部工作時，他遠在浙江老家的父母經常生病，女兒大學畢業準備出國留學，哪哪都需要錢。按說作為部長，尉健行只要動動手指，就能解決家庭困難。可他沒有朝組織伸手，轉而賣掉了老家的三間房子，湊夠1.8萬元給父母看病，給女兒當學費。

尉健行的兄弟姊妹也沒有跟著沾光。他的小妹尉麗莉為了讓大哥在北京安心工作，毅然辭去了工廠的工作，一心在家里照顧父母。

尉健行和夫人張勖華上大學期間就認識，從蘇聯返國后結婚，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可因為一件事，尉健行罕見向夫人發了脾氣。

那時尉健行在東輕長工作期間。一次，他乘坐廠里的汽車去哈爾濱開會，妻子碰巧也要去哈爾濱，提出搭他的便車。但尉健行一口拒絕了妻子的請求，斥責道：“這車是廠里給我工作用的，家屬不得沾光。”

沒有辦法，張勖華只好目送丈夫上車，自己又坐班車去了哈爾濱。

尉健行的小兒子也體會過父親的“冷酷無情”。那一次，他患上風濕病，張勖華火急火燎給丈夫發電報，可尉健行在南京開會，沒能趕回來。

尉健行嚴格要求家人，對下屬卻十分包容。

1994年，尉健行結束上海之行后，順道回了一趟浙江老家。回去的時候，他要求不帶任何干部，只帶了一名秘書，乘面包車回新昌。

可縣里的領導不放心，悄悄派幾個便衣民警跟了過去。尉健行火眼金睛，認出了民警的身份。但他沒有責怪，而是敞開房門，請大家到家里吃宵夜。

尉健行官至正國級，卻從不收禮。隨行的工作人員不解：“跟尉書記走了一路，多年來少有的餓了肚子，還一件禮品都沒有。”

2015年8月7日，尉健行在北京病逝，走完了85歲的輝煌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