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鵝地上走，蒼蠅空中飛

上上周六，去Blue Note看了曼徹斯特電子爵士三人組GoGo Penguin的演出。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場演出，也是兔年觀看的最后一場演出。演出比預想的還要精彩，但美妙的周末夜晚卻被一些不和諧的‘音符’掃了興。

演出過半，二樓靠南側的一個包廂里不時傳來男人響亮的吆喝聲，酒瓶酒杯碰撞的聲音，還有女子放浪的笑聲。由于是純器樂演奏，二樓包廂間或傳來的嘈雜之聲對現場的聽感影響很大。在沉浸在音樂之中時，不時就被強制性的外力抽離出來。二樓的吆喝聲就像幾只蒼蠅，盤旋在Blue Note上空。

事后據同在二樓其他包廂觀演的觀眾敘述，其實那些干擾演出的雜音在演出前半段就有，只不過鼓點聲音比較大，把雜音覆蓋住了，樓下距離舞臺比較近的觀眾并沒有注意到。

演出常規時間最后一首演奏《Parasite》時，二樓包廂傳來持續的大聲吆喝。怒火在樓下很多觀眾的心底醞釀，我周邊不時有人把頭從舞臺扭向二樓，臉上無不帶著嗔怒的表情，表達著對演出場所里“寄生蟲”的不滿。

21點39分，樂隊返場結束。謝場時，二樓包廂兩個喝得醉醺醺的男子把身體探出護欄，朝舞臺使勁拍手叫好。粗魯的舉止，終于點燃了樓下觀眾的怒火。

一樓部分忍無可忍的觀眾讓二樓醉醺醺的男子閉嘴。退場時，有女生沖樓上喊，讓他們以后小聲點。克制地表達不滿，引來的是二樓包廂內女子肆意的挑釁。她雙手向臺下觀眾豎出中指，搖頭晃腦。她猖狂的舉止仿佛告訴樓下觀眾，老子花錢了，老子愿意，你們管得著嗎？

這一舉動徹底激怒了正在退場的觀眾，整齊劃一的將憋了整場的怒火撒向包廂。樓上樓下兩邊開始互罵，一樓越罵二樓的女子越起勁，將挑釁上演到底。

隨后其中一名醉酒男子被罵急了眼，開始拿東西扔向一樓。他最先抄起的是酒瓶，身邊神志尚清醒的另一個男子試圖阻攔他，也許是意識到了可能產生的后果，最終扔向一樓的是幾塊調酒用的冰塊。

到此時，才有場地的工作人員出現在二樓包廂進行勸阻。避免事態擴大，息事寧人，場地工作人員一邊攔住醉酒男子繼續施暴，一邊示意樓下觀眾盡快退場。不少憤怒難平的觀眾圍著出口保安和場地前臺工作人員討要說法。

二樓包廂幾個舉止不體面的人，顯然不是觀看演出來的。為何他們會出現在演出現場？

通常的演出場所Livehouse，一樓是站區，二樓有少量座位。二樓的一部分留給嘉賓和樂手的親朋好友，一部分留給體力不濟的或者想擁有不被遮擋視角的觀眾，體驗的改善需要支付額外的費用。Livehouse有演出時，必須憑票入場，所以演出時段進場的幾乎都是奔著演出來的觀眾。

Blue Note是一家全球連鎖的爵士音樂酒吧，在紐約、東京、名古屋、米蘭、夏威夷、圣保羅、里約都有經營場所，是世界最知名的爵士酒吧品牌。在中國，Blue Note有北京和上海兩家店。Blue Note Beijing位于前門23號院，位于天安門東南側的一隅，前身是美國的使領館。

Blue Note既不是常規的Livehouse，也不是常規的餐廳，是把美食和音樂結合在一起的俱樂部。在這里絕大部分爵士演出都是一邊就餐一邊觀演。

國內有很多打著音樂餐廳的經營場所，號稱將音樂、美食、美酒、表演融于一體，其實就是餐廳里有些駐場的演出。這些音樂餐吧，提供難吃的餐飲，搭配難聽的歌手，迎合土鱉的趣味。在這樣的場所，沒人是奔著演出而來，餐飲為主，演出不過是助興而已。

GoGo Penguin演出時，二樓包廂尋釁滋事的幾只蒼蠅顯然把Blue Note當成了普通的音樂餐吧。演出只不過是他們把酒尋歡時的助興之物，花點小錢帶來優越感在他們醉酒之后顯露無疑。

Blue Note為什么會在有正規演出的情況下開放二樓包廂的經營呢？

爵士樂在國內屬于小眾音樂類型，即便在北京和上海，經過二三十年的市場培育，依舊邊緣化。即便Blue Note幾乎每個月都是世界級大牌造訪演出，但高質量的演出長期處于不飽和狀態。

疫情三年，為了求生，Blue Note幾乎“饑不擇食”，什么演出都接，只要給錢，誰都能來演，讓品牌調性大打折扣。在Blue Note的演出，票價都不低，盡管如此，如果只靠賣票，是很難覆蓋住經營成本的。

GoGo Penguin演出時，二樓尋隙滋事的包廂，包廂費用加餐飲消費，能頂得上樓下幾十張門票的價格。這或許也是，場地方對“大金主”的一種縱容。

既然場地方允許了非演出觀眾同時入場的行為，就應該考慮的演出無法完美呈現的潛在風險。并且當擾亂演出的情況發生時，演出方有責任和義務及時對不文明的舉止進行制止。

很顯然，在這場鬧劇的發生完全是由于場地方的失職釀成的。因為即便都是正常買票入場的觀眾，也不能保證觀演時體面的舉止。門票無法對觀眾的行為做出篩選，這才需要演出場所的現場管理與維護，保證演出的順利進行，保證藝術家得到尊重，保證消費者購買商品的質量。

在國家大劇院和中山音樂堂的演出，場地維護正常觀演的工作人員非常多。他們對過往演出中遇到的觀眾不體面舉止有足夠的經驗，并對觀演觀眾的素質有充分的預估。

不久前王羽佳和齊默爾曼在國家大劇院的演出，為了保證演出質量，國家大劇院對管理細節做了特別升級。比如嚴控水杯進場，準備了便簽幫助識別認領；入場前為觀眾準備了口罩，盡量避免雜音對藝術家和觀眾的干擾。

王羽佳的巡演在北京和上海都返場接近10次，返場時長達到50分鐘。而在深圳站，她僅返場一首，并且很久才出場。因為場地方管理不善，演出中觀眾咳嗽聲連綿不絕，閃光燈不斷，還不時伴有掉東西和手機鬧鈴的雜音。

位于紐約格林威治村的Blue Note我也去過，同樣的經營模式，演出時有餐飲，和北京的區別是沒有包廂。這樣的經營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于場地方是否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和義務。

疫情之前，著名爵士鋼琴音樂家Vijay Iyer來北京在Blue Note演出。因為場下有酒客聲音過大，Vijay Iyer被打斷了演出思路，氣得他把手從鋼琴上放了下來。

在Blue Note看過不少演出，疫情前的管理還算稍好些，早年甚至拍照都是禁止的。全程禁止拍照的規定，至今在Blue Note東京仍被嚴格地執行。

疫情之后，因為經濟不景氣，對于還有能力來Blue Note消費的觀眾，場地方對很多不得體的行為舉止基本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世界頂級的爵士音樂家來北京演出，基本都會在Blue Note。得天獨厚的資源，也成了演出場地傲慢的資本。

世界很大，考慮到物種的多樣性，作為個人，盡管厭惡，也不得不學會并適應和不同的物種共存。

作為演出場地，既然有意擴大經營范圍，就要承擔相應的風險。如果不能維護演出的質量呈現，最終傷害的不只是消費者。如果是既要又要還要，那你最終的收獲的可能是什么也別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