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蔣介石設下圈套，連周總理都中計，只有毛主席保持清醒，成功破解
1936年1月，上海莫里哀路29號，宋慶齡邀請了一位牧師來家里做客。
宋慶齡鄭重的對牧師說，宋子文奉蔣介石之命，要跟中共聯系合作抗日。
蔣寫了封親筆信，托人送到陜北瓦窯堡，宋慶齡左思右想，這個送信人非眼前的牧師莫屬。
這個牧師，正是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也是美國記者斯諾筆下的“王牧師”。
董健吾不敢怠慢，立刻動身前往延安。
董健吾不知道的是，蔣介石為了跟中共聯系“攜手抗日”，還動用了共產國際、張子華、左恭的多條關系。
向來不懷好意的蔣介石主動伸出橄欖枝，他葫蘆里究竟賣的什么藥？
幡然醒悟？老蔣竟尋求聯共抗日
“1931年9月18日的事變，開始了中國變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圍，還暫時限于東四省。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占領全中國。”
毛主席看口中的今天，正是自1935年1月以來，日本侵略者“漸進蠶食”吞并中國領土的“華北事變”。
國家岌岌可危，可蔣介石依然堅持內戰。
于是，一股反蔣浪潮在全國范圍內迅速興起，“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聲響徹華夏各地。
不論是蔣介石的嫡系，還是地方軍閥，都開始與積極抗日的中共接觸。
一時間，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搖搖欲墜。
1936年，迫于形勢，蔣介石在親信的勸說下決定改頭換面，打造“抗日人設”。
蔣介石開始想方設法，通過多方渠道與中共接觸。
首先，蔣介石指派駐蘇聯武官鄧文儀，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洽。
得到的答復是：同意。
不過，國共兩黨的黨中央都在中國國內，談判應該以國內為主，并決定潘漢年于5月初回國，作為國共兩黨談判的聯系人。
同時，蔣介石又通過陳立夫的嫡系，找到了曾養甫的老同學諶小岑。
這個諶小岑很不簡單，早年是“覺悟社”的成員，跟周總理、鄧穎超是老相識。
接到任務后，她從兩個途徑跟中共接觸。
第一個途徑，諶小岑請翦伯贊，給帶有中共背景的呂振羽寫信：“東鄰（日本）欺我太甚，惟有姜（蔣）龔（共）兩家聯姻，方可以共御外侮而保家財，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駕南來。”
呂振羽接信后，立刻向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作了匯報。
周小舟根據中央的指示，到南京與國民黨談判，還帶來了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彭德懷簽字蓋章，寫給宋子文、孫科、馮玉祥、曾養甫等人的“八一宣言”。
諶小岑還跟上海地下黨建立了聯系，并多次與中共上海臨時中央組織部秘書張子華見面。
國共兩黨雖然有了三條線接觸，但蔣介石認為這還不夠，他又讓宋子文再開辟一條途徑。
宋子文第一時間想到了宋慶齡，他帶著一封由蔣介石手寫，帶有火漆印的密信，敲響了二姐的家門。
宋子文表示，想請宋慶齡找個人，把這封信，帶到延安。
盡管宋慶齡從1927年，已經與蔣介石決裂，可她聽聞蔣要聯共抗日，依然表現得非常高興。
她笑著對宋子文說：“我看你的同學，可擔此任。”
“哪個同學？”宋子文滿臉疑惑。
宋慶齡答：“牧師，董健吾。”
和談密使到西安，張學良作何反應？
董健吾接到宋慶齡委托后，深感責任重大。
心思縝密的他制定了一條安全的北上路線：先坐火車從隴海路上西安，再從西安轉道去陜北。
這樣既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把信件送到中共中央，而且，西安的張學良懷揣抗日抱負，一定不會為難董健吾，還可能施以援手。
正如宋慶齡所言：“到西安后，如果實在有困難，可以找張學良幫助。他憤恨日本侵略，或許能助你一臂之力。”
安全起見，宋慶齡拿出了一張孔祥熙親筆寫的委任狀：茲任周繼吾為財政部西北經濟專員。
宋慶齡還囑咐董健吾，一定要把信面呈毛主席、周總理：“先生此行，事關國家、民族的命運，非同小可！事情辦成，益國匪淺。”
董健吾化名“周繼吾”，作為國共間的特殊秘使，踏上了征程。
董健吾的身上，除了有蔣介石的親筆信和孔祥熙的委任狀，還有宋慶齡給的100元路費，和她捐給紅軍的一包云南白藥。
1936年1月中旬，董健吾和張子華小心翼翼，終于來到了西安。
可他聽到了一個不好的消息：大雪封山，沒有道路能進陜北。
董健吾在陜北滯留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等得起，可“統一抗日”不能推遲。
左思右想，董健吾硬著頭皮找到了張學良。
董健吾開門見山，直言自己來沒有別的事，就是想借一架飛機到蘇區。
此言一出，張學良直接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怎么？”
他難以置信的問：“你竟有如此大膽的要求，你知道這是要槍斃的！”
董健吾當然知道，張學良是國民黨在西北的大官，要殺他，跟捏螞蟻一樣簡單。
不過，董健吾絲毫沒有畏懼，表示自己清楚張學良是愛國將領，為了民族前途，斷不會那樣做。
果然，張學良剛才是玩笑，也是試探。
他接著表示：“我張學良愛國之心未泯，只要為了抗日，有求必應！”
當然，張學良也比較謹慎。在送董健吾赴蘇區之前，他先后向南京和延安方面，都做了證實。
2月21日，張學良派人開著自己的飛機，把董健吾，張子華二人送入了膚施，又讓騎兵連送他們跋山涉水進延安。
2月27日，董健吾、張子華到瓦窯堡時，幾位重要的中央領導人都不在。
當時，毛主席和彭老總在山西前線；周總理在陜北清澗折家坪紅28軍。
留在瓦窯堡的林伯渠、張云逸、袁國平熱情董健吾和張子華。
抗日是假，保全地位是真
蔣介石通過多方途徑，與中共建立聯系，看起來是極有誠意。
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陣線，也是中共的愿望。
為了盡快促成此事，毛主席、周總理、彭德懷等人給正在瓦窯堡等候的董健吾發電報，提出“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抵御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讓董健吾盡早回去，將消息傳遞給宋子文。
董健吾復命后的5月5日，紅軍通電，把“反蔣抗日”改成了“逼蔣抗日”，首次把蔣介石劃入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
6月初，張子華帶著周總理的親筆信，從蘇區返回南京。
下旬，曾養甫收到信后，向周總理復函，表示贊同共同抗日。
8月27日，張子華又帶著曾養甫給周總理的信，以及與國民黨設在武漢電臺的聯系密碼，回到延安。
周總理很高興，復函曾養甫：“茲為促事速成，巫愿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但是弟等外出不易，倘若（曾）兄及（陳）立夫先生，能惠臨敝土（延安），則弟等愿負全責保兄等安全。”
曾養甫又通過張子華，提出了國民黨關于談判的4項條件：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紅軍的名義可以不要；中共代表可參加國民大會；即派人具體談判。
曾養甫還提出請周總理到廣州，或香港會晤，并取來為周總理準備好的赴香港護照，請張子華去延安時，代為轉交。
國共第二次合作，似乎近在眼前。
就連周總理都不由得感嘆：“這個老蔣，終于開竅了！”
但是，毛主席認為事情沒有這么簡單。
蔣介石向來是“反共”的，不可能瞬間峰回路轉。
毛主席認為，談判還是要談的，但是不能對蔣介石抱有幻想。
毛主席在給紅軍的指示中，再次強調了“逼蔣抗日”。
他說：“逼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得不與我妥協，以達到兩黨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
周總理也想到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時，蔣介石的兇殘表現，與毛主席達成一致意見。
周總理在擴大會議上指出：“聯蔣抗日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蔣介石是傾向抗日方面的。但是走到抗日，還要從斗爭中使他實現。蔣要走到同我們合作，距離還很遠，但我們不應放棄他，應逼蔣抗日。”
毛主席從兩方面入手，探查國民黨的真實意圖。
首先，周總可以飛往廣州談判，但國民黨必須承諾，不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必須暫停對紅軍的進攻；立即著手，準備抗戰為。
同時，毛主席又請潘漢年為代表，到上海與陳立夫見面。
1936年11月10日，上海滄州飯店，潘漢年遞交了周總理的信件，又轉達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主要內容。
不料，陳立夫卻代表蔣介石提出了這樣的條件：紅色政權和紅軍必須取消；中國紅軍目前可保留三千人；師長以上的，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錄用適當，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
潘漢年大怒：“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例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
陳立夫還妄想能請周總理出山，當面談判。潘漢年駁斥道：“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不會出來的。”
蔣介石之所以態度大變，是因為“聯共抗日”，根本就是他維護獨裁統治的緩兵之計。
當兩廣事變順利解決，蔣介石認為他又可以騰出手來，對付中共。
同時，山西軍閥閻錫山，也給了蔣介石很大的壓力，指責他“聯合紅軍，圍剿晉綏軍”。
蔣介石本來就不懷好意，一直覺得“聯共抗日”有損顏面，所以才會一方面真收編，假和談；
另一方面，集結5個軍的兵力，從會寧到固原一線，由南向北分四路對紅軍進攻，又讓馬步青、馬鴻逵的部隊沿蘭州向寧夏一帶的黃河流域進行防堵，還發動了妄圖把紅軍全殲于西北的山城堡之戰。
即使如此，中共還是希望“逼蔣抗日”。
毛主席等19位紅軍高級將領，致函蔣介石誠懇相勸：“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允許我們，救國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實為全國全民族唯一出路也。”
但蔣介石依舊不為所動，這才有了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被迫接受了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主張，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準備了必要前提。
至此，逼蔣抗日終于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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