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專訪｜熊浩：最會賣設計的設計師

受訪人物：熊浩，KURZ KURZ DESIGN中國區CEO

熊浩是旅德多年的設計師，工作領域涉及產品設計，藝術收藏等，作品常?于Design Report、DOMUS、INTERNI設計等國際雜志。畢業于德國福特旺根藝術大學工業設計專業，先后任職于德國Kurz Kurz Design設計公司Solingen總部，德國戴姆勒·梅賽德斯奔馳 Innovation studio 創新設計部，并多次摘得RED DOT、iF、PENTAWARDS、IDEA GOLD等設計大獎。2012年起，擔任Kurz Kurz Design設計公司中國區CEO。2016年，創立 XIONG&YANG熊與楊家居設計品牌。 2018年，創立HZReindl Design Museum浩澤萊德設計博物館。2019年 成為German Wonderwerk中國區合伙人。同年，成為中德五金創新中心主任，深圳“孔雀計劃”高層次人才，華南理工大學研究生校外導師，光華龍騰廣東省十佳設計青年。2020年，創立KUKU GERMANY中德國際設計創新中心。2021年，榮獲福布斯中國最具商業價值智能設計師TOP10。

座右銘：剝離一切“自私”的愿望，讓設計成為驅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創新力

觀點提純：“從設計的社會責任角度來說，當一個產品本身沒用卻爆賣，就意味著讓千千萬萬消費者多買了一個‘無用之物’。市場上充斥著這種‘購買率很高，使用率很低’的產品，這對社會和設計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對企業和品牌負責和對消費者負責，這是設計師責任的兩個層次。”

順德總部

《設計》：作為在德國生活與學習多年的設計師，您認為工業4.0時代的工業設計具有哪些特點？中德之間有哪些區別？

熊浩：所謂德國設計的嚴謹，不光在于設計，德國整個社會的每一個維度是很嚴謹的。在設計上也有充分的體現，整體而言，在中國做設計是要比在德國快很多，當然最終的結果導致中國的發展也快很多，像我們中國公司成立后兩年的營收就超過了德國20年的。但是從設計的全面考量來說，我覺得其中還是缺失很多的，就像工業4.0以后，德國人做設計的時候充分考慮了產品的“全鏈條設計”，包括它的制程，一個產品在批量生產的時候，是怎樣被制作的，是怎樣運輸的。

另一點不同是，德國的實體經濟始終還保持著正常發展的狀態，但中國從電商開始，發展到今天的直播帶貨時代，消費者的購買形式產生很大變化，所以中國的設計師面對的是：工業4.0時代產品生產的制程（前端）與電商、直播時代產品銷售途徑（后端）都發生了改變。假如同樣是一臺洗衣機，在直播間看某個明星介紹洗衣機的功能，和以前在家電賣場由導購員引導親自去觸摸感受產品，兩者的不同是很明顯的。由于市場的需求太快，所以敦促國內設計師做設計的整個流程也飛快，就難免會疏忽一些東西，甚至影響到產品的結構、功能、支撐的合理性，導致產品在工業化生產時與生產的配合度不是那么好。但在德國，前端通過工業4.0來推動設計流程的優化，考慮產品制程、包裝、運輸上的問題，后端則比較簡單，電商就一家亞馬遜。

所以，前端我們跟德國這種契合工業制造的設計流程在嚴謹程度上還是差一些，但是后端我們更快，所以我覺得，我們跟他們不僅僅是設計流程的不同，更是做設計的方式和處事方式的差異。他們是思考到120%再去行動，花費的時間較長，而我們的耗時僅為他們的幾分之一，但思慮不周全，往往帶著20%的錯誤去生產，用省下的時間糾那20%的錯。我從來不妄自菲薄說我們不如德國人嚴謹，這就是中國甚至大部分亞洲國家的文化和行事方式。

熊與楊手沖咖啡產品

《設計》：您把所學的德國設計系統帶回國內后做了哪些在地化的調整？

熊浩：我采取了一些折中方案。比如在設計流程上，以前在德國做設計的時候，設計師一定要去工坊親自做等比例的手板模型，就例如我給卡德維設計浴缸，我都是躺在1：1的大泡沫模型里親身感受產品的舒適度。那個浴缸我們做了6個月，但是國內的客戶對市場沒有耐心，為了配合中國市場的“卷”，我調整了設計項目的節奏，但我也不會完全轉換成中國設計公司的運作方式。

德國辦公室制作泡沫模型過程

《設計》：KURZ KURZ DESIGN的“W+O”是怎樣的一種全新維度的創新思考方式？

熊浩：“W+O”是一個工作方法， W是workshop（工作坊），O是onepager（一張紙）。

我從德國的大學畢業后，在奔馳的SMART部門工作，這個部門不是奔馳的Design center，而是Innovation studio——一個擁有很多前瞻想法的創新部門。這個部門不是一個純粹的設計部，它是一個思維爆炸的部門，奔馳所有的專利，不管是外觀專利、實用新型專利還是發明專利，都是通過這個創新部門把它從想法轉變成專利的。

我在Innovation studio最主要的工作是作為一位工業設計師去將工作坊里參與者所提出的想法可視化。一場workshop的受邀參與者可能有五六十人，來自社會各界：可能是慕尼黑的骨科醫生、法國的大廚，一名音樂家或音響工程師，他們每個人的腦子里都有在他們垂直領域特別牛的想法。我們作為設計師，扮演翻譯的角色，在現場將想法用畫作的形式展開“同聲傳譯”。比如骨科醫生說，你的汽車在碰撞的時候會產生怎樣的危險，人的哪根骨頭會最先斷折，我就會用速寫的方式把他描述的這些內容記錄下來，隨后經過大量的優化配置，最終形成一頁紙的方案也就是“Onepager”提交給專利部門。Onepager對公司最大的貢獻就是它能構建企業的“idea bank（思維庫）”。

w+o設計工作坊現場照片

《設計》：在設計中的靈感來源是什么？如何將這些靈感轉化為實際的設計？

熊浩：我個人的設計靈感來自“收集”。我對所有叫“產品”的東西都感到好奇。我在廣州有一個自己的博物館，收藏了7000多件近300年之內的工業產品：古董鋼琴、古老的唱片機，各種攝像機，還有兩輛老爺車。因為我是一個做工業設計的人，這些東西會使我感到好奇。在德國的時候我經常玩ebay，然后去跳蚤市場買一些如包豪斯的臺燈等經典的設計產品，久而久之也認識很多德國的收藏家。

古董鋼琴

古董唱片機

我始終覺得所有的東西都需要你感受它，這里又說回了中國設計跟德國設計的另一區別。在德國學設計的時候，如果說我們設計一款釣魚秤，我們就要去買一款釣魚稱，把釣魚稱完全拆解，要去釣一次魚。單憑坐在辦公室里看著效果圖，看著從Google百度上搜索出來的圖去設計釣魚秤是不可能的，你必須有觸感，這是特別重要的一點。所以對于我來說，不但我自己個人有買東西，看東西的習慣，而且我會放很多的經典產品在公司給我們的同事，像博朗的L2音箱，你看見這個東西的實物的時候，尤其是把它拆開過后，你對它的認識和欽佩是完全不同的。

做設計的人必須熱愛生活，用心感受生活，設計師必須先能夠洞察生活，才能做出好的設計，好的設計才好賣，甲方就會對你產生黏性。我團隊的小伙伴都和我一樣是樂于體驗生活的人，我們的口號是，在生活中要保持好奇心，對萬物感興趣，并力所能及地把錢花出去。

《設計》：您的設計收藏遵循怎樣的標準？

熊浩：我所關注的第一是年份，第二是這種產品在這個品類里的原創性。例如我常年收藏唱片機、開盤機這些老的東西，昨天我一個朋友給我發了一個日本索尼的開盤機，對我這種級別的收藏者，我對這類產品并不感興趣。在這個品類里，日本的產品有Design，但他確實不是Design Innovation。像德國、瑞士、荷蘭這些國家是真的大原創，他們創造的產品形式感是世界上原來不存在的。但是日本的厲害之處在于他沿用了這種形式感，他做得更精致，有體驗，小細節會做得更好。所以我收藏的原則是，一定要在產品形式上是原創，收藏開盤機，我肯定要收Telefunken、PHILIPS這類最原始的產品，或是像博朗——我最大的一片墻收藏的就是博朗的產品，它一定要具有原創性，這種原創性要么是產品形式感的，要么是真正的功能上的原創。

《設計》：您剛才說的日本沒有大原創，但它依然可以做得更好，實際上現在國內的一些品牌也是類似的創新形式，請您評價一下這種理念，分析一下對中國設計的影響。

熊浩：我覺得還是程度的問題。日本雖然沒有很多絕對的超級原創，但是他把體驗提升得很好，功能對人有用，體驗對人一樣是有用的。大疆的產品有點像當初電子產品大爆發時代日本產品的感覺，雖然無人機和手持攝影設備都不是大疆發明的，但是大疆在產品體驗上做到了一個質的飛躍。

如果僅僅是推出一個性價比高的低價產品，沒有功能創新、材料創新，只是利用我們市場規模化的優勢創造了所謂的爆款，對設計本身的驅動是0，卻會讓很多年輕人以為這就是設計。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我正在籌劃自己的一本書，書中有一章的標題叫作“被圓角矩形困住的我們”，現在設計師常常上來畫圖就要畫一個圓角矩形。我們現在每個家庭里使用的家用電器都是把iPhone放大了以后再變成個冰箱，但從來沒有人發問為什么要這么做。這并不是設計創新，是特別遺憾的事情。

《設計》：剛才說到對爆品設計的見解。對于現在的高校和企業會推崇爆品設計，認為它或許代表這些是大家所需求的設計，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熊浩：由于當今銷售環境產生了變化，直播間成了重要的產品銷售渠道，催生出了如“顏值即正義”一類的對設計具有毀滅性的觀念。我從來不否認顏值，但是我們回歸到工業設計，看一下100年前的工業設計的概念；為了適合大批量工業化生產而產生的技術和藝術的結合。我們不能忘記初衷和原點。“爆款”是與大批量工業生產相對應的，曾經歷史上產生“爆款”是由于技術的革新使某種產品的生產變得非常容易，生產速度加快，提升了效率。從設計的社會責任角度來說，當一個產品本身沒用卻爆賣，就意味著讓千千萬萬消費者多買了一個“無用之物”。市場上充斥著這種“購買率很高，使用率很低”的產品，這對社會和設計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對企業和品牌負責和對消費者負責，這是設計師責任的兩個層次。

《設計》：作為有責任感、注重環保的設計師，您對可持續設計或綠色設計有怎樣的理解，您是如何在設計過程中把可持續設計的理念執行到某一個細節中的？

熊浩：材料創新是綠色設計、可持續設計中最有效的出發點，產品生命周期的末端最好能夠自然降解，這樣就會大大降低廢棄產品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但對于一臺電冰箱來說，所有材料的“可回收”“可降解”是一個相當困難和漫長的事情。所以，材料創新肯定是綠色設計關鍵的一點，并且任重道遠。

除了第一階段材料比較直接的方式——可降解，本身就是綠色可持續設計之外，設計師現在能做什么，也就是常說的“Long Lasting”。“Long Lasting”是說我在設計之初要保證盡可能減少產品的迭代，對于一些確實可以用一輩子的產品，在設計初期做到 Long lasting，這就已經是一個巨大的貢獻了。

從工業設計角度能夠做貢獻的，就是兩方面，其一把產品的可靠性、持久性做好，即上述的“Long Lasting”，其二是從設計的結構、分件，是否能考慮到可回收的概念。我在2014年時去參觀了松下電器的家電回收工廠，那次經歷給我很大的啟發。松下的洗衣機是整體回收的，它用破碎技術，將整個洗衣機扔進巨型的碾壓齒輪中碾碎，洗衣機的材質有金屬、有塑料、有玻璃，金屬里面有銅、有鋁、有鐵等不同的材料，經歷大概七八級粉碎后，顆粒大概大米粒大小。這些顆粒從一個顆粒發射機噴射出去，相同體積不同材質的顆粒因密度不同而劃出不同的拋物線，分別落入前方分列的六七個回收池，自動完成分類。這個構思精妙的回收設備和流程的設計很值得我們的設計師去思考和學習。

松下家電循環可回收工廠

《設計》：請分享一下您最近一次感受到挑戰性的項目及其解決方案。

熊浩：美的初白空調。當時美的制冷集團的一個領導聯系我，他想要一個年銷售超過200億人民幣的爆款產品。我說我沒做過空調，他說看中的就是我沒做過空調。

于是我們做了后來的美的華凌空調。那款空調主打賣點叫“前置式抽拉濾網”，針對有小孩的家庭，當時換季需要清洗空調濾網的時候，在機器前面按一下就可以把濾網拉下來，用戶在家里拿一個小板凳就可以操作。產品設計功能賣點和用戶痛點被打通，這款設計連續多年給美的和旗下品牌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初白空調前置抽拉濾網拆卸過程

《設計》：那您對于年輕設計師來說的話，您對他們來說有些什么樣的期待？或者說你認為怎么樣才能做到中國未來更優秀的設計師，他應該如何既為客戶、為社會創造更好的價值，又能體現到自己的商業價值、社會價值和人文價值？

熊浩：我其實也是幾個學校的校外導師，首先來說我就覺得學設計的學生在學校里必須去上課。不只是專業實踐課，還有像設計史、設計心理學這樣的理論課。因為當你職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上，作為一個乙方設計師，在對接甲方老板的時候，聊的不是產品而是你的認識和格局，它是一種知識量，這決定了你能不能拿到這個項目，這相當重要，而且任何跟設計沾邊的事兒都很重要。我們是一家綜合性的設計公司，不只做家電的，我們的客戶涉及各行各業，例如我和珠寶品牌合作，品牌方跟我對話，所有國際知名的珠寶品牌、設計風格和特色我都能了解和涉獵，甚至精確到每個品牌的每一個系列。如果你想做一個優秀的設計公司，你想做一個優秀的設計師，你要保持這種好奇，它會讓你得到回報。

《設計》：2023年您參與了《新生萬物》的節目錄制，傳統工藝給您怎樣的啟發和觸動？

熊浩：面對傳統工藝，我只能用“偉大”這個詞來形容。我在德國的工業設計課程里有很多特別好的課程，其中就包括陶藝課，所以我以前也經常去Messen，就是德國著名的陶瓷之城。我的觀點是，工藝是設計出來的工藝，工業設計一半以上的工作都應該聚焦于工藝和結構。通過這個節目讓我對中國古代匠人的技藝感到無比震撼，就是一批杰出的設計師，從圖紙到制作都是這個設計團隊來完成。更驚訝的是，他們會自己制造工具。古人的出發點并不是把它做得漂亮，它只是一個單純的結構，我們覺得震撼是因為它的精致和復雜程度，人的視覺對任何有矩陣感的東西都會覺得震撼。當然了，對形態合理比例的把控，是流淌在我們傳統手工匠人血液里的。

《設計》：2021年，您榮獲福布斯中國最具商業價值智能設計師TOP10。“最具商業價值智能設計師”這一稱謂涵蓋了對設計哪些設計能力的肯定？您認為自己獲評的“硬件”有哪些？

熊浩：KURZ KURZ DESIGN的德國創始人曾評價我是他見過的最會賣設計的人。在我看來，設計師有兩個層次的使命。首先是工業設計和產品設計人員的商業使命，這是第一層最直接的使命，為甲方創造商業價值；其次是社會價值，繼而會產生更大的商業價值。我認為人類的需求在衣食住行之外還有一個維度是意識上的陶醉，而這正是設計能夠貢獻巨大價值之處。

我認為我們這種做設計工作室的設計師堪稱偉大，身為“卑微”的乙方，沒有in-house設計師的光環，但是能給品牌創造突破性的商業價值，這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設計》：在國際、國內深耕工業設計16年，您被稱為工業設計國際化的推動者，對于促進本土設計“出海”這件事兒，您采取了哪些舉措？基于您的經驗，中國設計在國際設計界的生存現狀及競爭力如何？您如何定義“優秀的中國設計”？

熊浩：搭中國產品的“順風車”出海是中國的工業設計“出海”的捷徑。設計的進步過于抽象，不能數據化，它是體現在設計應用上的。設計的好與壞，進步與否是不容易被證明的。創造了當今工業設計模式的包豪斯的重大成就來自它的理論指導——包豪斯宣言，這種差距不是我們一步兩步就能趕上的，所以，中國設計“出海”最好是搭產品的便車，循序漸進地植入中國設計的特點，即設計加供應鏈的解決能力。就類似當年浮世繪作為日本茶葉的包裝進入歐洲而影響了梵高等畫家。所以說，茶葉貿易成了日本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載體。

在我的知識領域內，我認為不應強調所謂“中國設計”，中國的就是世界的。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得先有工業革命，才有工業設計。我們現在總是混淆一些概念，非得把敦煌的文創做成一個電冰箱，這樣做一定不是基于工業設計在思考問題。不管是敦煌藝術還是古埃及藝術，其震撼力都屬于藝術層面。設計一定是要“物-人-環境”的關系，因為人去使用產品置于環境當中，這是一個三角關系的閉環。

所以日本的瓷器、大漆、南部鐵器等均不屬于工業設計范疇（包豪斯后的工業設計），它們大部分屬于傳統文化，是手工藝匠人的東西。以佳能相機為例，我們不能說它是日本設計，有的時候你看見一臺小冰箱或者一臺電飯煲，覺得有日本的感覺，是因為環境決定了它的產品特征，日本的產品基于其使用環境一向就比較小巧。

《設計》：KURZ KURZ DESIGN的總部設在佛山順德，天津、深圳也有分部，請談談各地不同的主營業務定位，總部設在廣州是出于怎樣的綜合考量？

熊浩：天津的公司又叫KKD研究院，因為我一直強調對設計理念本身的驅動。作為一個設計師，你是否關注你自身的創新力的提升，你的設計方法有沒有迭代？這些都很重要。現今產品的制造環境改變、銷售路徑改變了，世界是在變化的，所以設計的方法、設計的流程、設計的理念是要迭代的。于是我們就在天津公司設立了自己的專利和設計方法研究部門，像我們現在應用的林比克（limbic）工具是一種心理學模型，這個工具是我們在全球范圍內首次應用在設計流程里，并且把它對應到產品和品牌的研究上。

順德公司在順德的北滘鎮。順德是中國應該最富有的區，北滘鎮在中國百強鎮榜單連續多年排第一。順德公司主要是做設計執行和產品落地。我們在順德有最多的設計師，順德也是幾個分部中規模最大的，我們有自己的博物館、咖啡廳、健身房、手板房等。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我們都是具備一流硬件的設計公司。

深圳是我們“看世界”的地方。我在深圳做公司的目的不是接項目，雖然我們深圳也有很多客戶，因為中國的設計發展和高科技發展要看深圳。像東南亞這些國家，還有中東這些國家會來中國找設計資源，深圳可以接觸很多國外的資源。并且在深圳我們會承接一些跨國企業的超大型戰略級項目，這些都是提升設計水平、拓寬設計師視野的巨大機會。

《設計》：你認為他們愿意來找中國的設計公司，是因為中國公司優勢在哪里？

熊浩：我們不能說我們比德國、日本、美國設計更優秀，但是我們對于給出整個的解決方案是非常擅長的。假如說一個沙特的公司，想做某種小家電，這種小家電你去德國做設計的話，可能德國的設計公司只能交給你一個設計，最終還要來中國找供應鏈，而我們不一樣，我們會給他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

《設計》：你作為廣東設計的突出代表，也是國內年輕設計機構的代表之一，在你的一路成長與發展過程中，對國內那些設計組織印象深刻，原因是什么？

熊浩：廣東省工業設計協會在全國工業設計協會里，他肯定是做得最好的，規模也大、關系網也發達，同時對其他省市的工業設計組織也有一定的幫扶。廣東工業設計協會有完整的一套體系，通過設計協會和政府層面，廣東的工業設計公司能接觸到全國很多的優質企業，去做對接，廣東工業設計協會把設計組織的格局真正打開了。

《設計》：在對人工智能充滿期待和警惕的時代，您認為未來工業設計和工業設計師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工業設計師該如何順應時代的發展和要求？

熊浩：我首先我是一個不太喜歡追熱點的設計師，我特別強調回歸，強調經典設計。德國的設計教育，非常尊重包豪斯和工業設計的初期理念，最初在德國我跟的導師是德國體驗設計創始人Marc Hassenzahl，他在指導我畢業設計的時候先給我一本他的書《Design for Happiness》。讀完之后，我仍然認為好的體驗和好的設計給你帶來幸福感依然基于功能的創新。很多新的設計觀點僅僅是“形式服從于功能”這一經典理念的延續。

關于AI這個話題，我想聊兩點：一方面，從設計方面來講，它是對人類文明的挑戰。人類用幾百年來構建出“專利”和“版權”的體系，而AI技術在設計上的應用將無情地摧毀這些體系。另一方面，在AI產生意識之前，我并不擔心設計師被其取代，但它會急劇降低年輕設計師的創造力和勤奮度。對于設計理念、設計風格的創新會起到極其負面的作用。現在的設計師使用這樣的工具，可以生成出任何風格的作品，而設計風格和設計出發點是凌駕于設計實操之上的，因為設計的方法和設計風格指導了怎么做設計，所以現在AI介入設計行業的情況，設計的流程和風格必將走向雷同。

《設計》：在當前國際國內大環境下，您為KURZ KURZ DESIGN中國區制定了怎樣的短中長期發展規劃？

熊浩：我們的客戶比較穩定，所以短期內不會有太大變化。在客戶結構中，我們幾乎沒有小型客戶，都是較大客戶，做了大量民生級產品，我們公司可以叫“國民設計公司”，只要人民還熱愛生活，就有我們貢獻的機會。中長期來說，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產品轉型，在設計公司之外做一些自己的品牌，就像從2016年做起來的“熊與楊”家居設計品牌。通過這些品牌和產品打造一個絕對的世界，讓好的產品能夠正常推送到消費者眼前。這樣的產品我覺得依然對設計本身的上限推動是很有幫助的。

未來我想把公司從設計工作室做成設計企業，不再局限于工業設計師，而是成為企業家的靈魂伴侶，幫其定義產品。在設計行業傳道授業解惑，講解如何驅動設計，提高設計行業的水平。

《設計》：分享一個您欣賞的當代設計師或設計作品，談談是什么吸引了你？

熊浩：菲利普·斯塔克是我最喜歡的設計師，沒有之一。他為FLOS設計了一款臺燈“Gun Lampe”，燈的立柱部分是AK47，我一看那個東西我就起雞皮疙瘩的程度。 AK47是土匪用的，而且它就鍍成金色，給這種奢侈品燈具品牌做了一個燈。你只要從人性的角度理解這個燈，你就會感覺到無比的震撼。產品的功能性是有層次的，能夠觸動到情感的功能構建是設計的最高境界。就像諾蘭、賈樟柯這種大導演拍電影一樣，就像達·芬奇或是丟勒在他們的畫作中夾帶一些自己的“私貨”，一些調侃的東西。好多設計師的作品都是暗含了很多自己對生活、對人性深刻的理解，有機會通過產品表達出來是設計界的幸事。并且菲利普·斯塔克的這種調侃非常的巧妙，而且給品牌（FLOS）創造了巨大價值。

菲利普·斯塔克 Gun Lampe臺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