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永三郎：每一個日本人都有罪

他是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卻和日本文部省打了32年官司，人生的最后40年都在為揭露日本歷史真相而努力。

他就是家永三郎，一個幾乎改寫了日本歷史教育格局的“非國民”者。

1913年，家永三郎出生于名古屋一個軍人家庭，他的父親永直太郎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第十七期。他的同期同學出了好幾個陸軍大將，可是永直太郎性格耿介剛直，官場失意，退休時只是個少將。

家永三郎作為精英軍人的后代，當時最好的選擇自然也是成為一名軍官。

可是命運的齒輪在他考試那年卡了一下——以優異成績通過陸軍士官學校考試的家永三郎，在體檢時因慢性腸胃病被刷了下來。

未能如愿進入軍校，他只好轉報舊制東京高中，之后考取以培養“天皇的官吏和學者”聞名的東京帝國大學，即后來的東京大學。

一次陰差陽錯的落榜，讓日本少了一個軍官，多了一名學者。這對中國人來說似乎是件幸事，起碼中國戰場上少了一個屠戮中國人的劊子手。

1937年，家永三郎從東京帝國大學國史業畢業，進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今東京教育大學）教授日本思想史。

1948年，他的史學研究成果獲得日本最高學術機構日本學士院（相當于中國科學院）的“恩賜賞”。

這是日本最權威的學術獎項，是從事學術研究，特別是從事人文科學研究的日本人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

此時的家永只有35歲。

有了研究成果，名譽也隨之而來。

家永三郎沒能成為為天皇效忠的軍官，卻做了天皇的老師——

他非凡的學術地位和特殊家世受到皇室關注，被請去為昭和天皇和皇太子講授日本史。

按中國人的說法，就是“帝師”。

教授天皇并未讓家永沾沾自喜，相反，他從上世紀50年代就已開始思想轉向，深入研究日本戰爭和天皇制，并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

1890年10月，明治天皇頒布了一份關于國民精神和各級學校教育的詔書 ，就是后來被稱為“日本軍國主義教典”的教育敕語。

其內容主要源自舊日軍的《軍人敕諭》，通篇強調日本的“皇國觀”和天皇擁有一切權力的思想，臣民必須絕對效忠天皇。

敕語不僅神化天皇，也成為孕育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溫床。

安倍內閣會議曾于2017年4月宣布將教育敕語作為全國教材使用，被認為意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遭到日本各界和鄰國的強烈反對。

家永三郎對“教育敕語”深惡痛絕，他有著和他父親一樣剛直的性格，批評起天皇也絲毫不留情面。他的過激言行，一度被其他學者指責為“變節”。

可是家永三郎解釋說，自己對皇室的看法會發生變化，一是因為戰爭的后遺癥，再就是自己認知水平的提高，與節操并無關系。

批評了天皇，家永三郎并不滿足，他認為要想讓日本社會正視歷史，必須從教育入手，把真相寫入歷史教材，讓民眾有正確的歷史觀。

很快，他就等來了這個機會。

戰后不久，家永三郎受日本文部省（相當于我國教育部和科技部的合體）委托，編寫歷史教科書《國家歷程》，1952年又獨自編寫高中歷史教材《新日本史》。

一人獨自編寫歷史教材，在日本可謂空前絕后，可見家永三郎學術水平和地位之高。

編寫過程中，家永三郎堅持以客觀、公正的態度講述歷史，并對戰爭有真誠的反省。這套教科書后來受到日本教育界高度評價并被廣泛采用。

可是10年之后的1962年，文部省在當年的教科書檢定中認定《新日本史》不合格，認為書中關于南京大屠殺、侵華戰爭、“731”部隊以及沖繩島之戰的敘述，把戰爭寫得太陰暗，不夠熱愛大和民族，不符合“以愛國主義為綱”的要求，應該描寫日本民眾拼命支持戰爭的光輝形象。

日本右翼則認為家永三郎在向學生灌輸“自虐史觀”。

什么是“自虐史觀”？就是指論述歷史時忽略提及本國人正面之處，過分強調本國人負面之處，在歷史描述中“自虐”自身形象。

推行了10年的教科書被突然否定，家永三郎極為憤慨，他認為文部省是國家權力機關，否定《新日本史》，就是濫用國家權力，違反了憲法關于思想和學術自由的規定。

再就是，文部省裁定教科書不合格，在學術和事實認定上也不合理。

因為在15年的戰爭中，很多民眾在國家的操縱下死心塌地地投入到戰爭中，與文部省的說法恰恰相反。

1965年6月，家永三郎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撤銷文部省對歷史教科書的裁定。

可是讓他想不到的是，他這個民告官的官司一打就是32年，而自己生命的后40年幾乎全部耗在與文部省關于歷史真相的斗爭上。

漫長的32年間，家永三郎和文部省共打了3場官司。

第一次是1965年，案件在日本政府的操縱下，家永三郎敗訴。

第二次是1970年，家永三郎狀告文部省檢定他在1966年編寫的《新日本史》不合格與事實不符。結果家永三郎一審、二審勝訴后，文部省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案子被發回重審后，家永三郎再次敗訴。

1984年，家永三郎提起第三次訴訟。

這次訴訟的一二審，家永三郎仍然勝訴。

可是最高法院只部分認同了他的觀點，裁定文部省對教科書中南京大屠殺、日軍在中國的暴行以及731部隊等問題上的檢定違法，但在沖繩戰、甲午戰爭時朝鮮人民的反日斗爭以及南京戰時日軍強奸事件等問題上，承認文部省的檢定。

家永三郎后來無奈地說，自己只贏了半場官司。

這場持續了30余年的訴訟，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也讓家永三郎獲得大量擁躉。

家永教授30多歲就獲得“恩賜賞”的極高榮譽，此后著作等身，獲譽無數，讓無論是文部省還是法曹界都對他頗為忌憚，不敢輕視這位瘦小老人的每一句話。

對日本民眾來說，一名學術精英挑戰政府機關，本就引人注目。尤其是在30多年無數次的庭審中，家永教授幾乎每場必到，讓擁躉們像對待領袖一樣自發聚集在法庭外，用鮮花和掌聲迎送他們心目中的英雄。

這些人不只是精神上支持，在1984家永三郎第三次提起國家賠償訴訟時，已發展到3萬人的“聲援教科書訴訟全國聯絡會”，曾組織代表團前往中國，到盧溝橋、柳條湖、平頂山、南京和731部隊舊址考察訪問，以獲取支持家永教授的更多證據。

而調查南京大屠殺的記者本多勝一、調查揭露731罪行的作家森村誠一、“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訪華團團長藤原彰教授等30多位日本著名的“非國民”人士也聚集在一起，紛紛自愿出庭作證。

在法庭外迎接家永三郎的支持者

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對此案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文部省刪除教科書中有關“731部隊”、南京大屠殺等4處內容的行為違法，責令對家永三郎作出國家賠償40萬日元。

家永三郎獨自一人力戰日本政府，贏得日本社會的普遍尊崇，贏得世界的敬意，也間接地給日本國民上了一課，極大地影響了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的取舍，使審定基準有所修改，顧及了戰時被侵略國家的感受。

有人因此評價說，家永三郎的名字，是當代日本歷史觀形成過程中無法繞過去的一個里程碑，他的出現，可以視為日本社會戰后文明程度的標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今天日本歷史教育的格局。

這場訴訟的結果，使日本教科書越來越接近真相，卻也讓日本右翼無法容忍。一些人跳出來攻擊《新日本史》被馬克思主義史觀所控制，屬于自虐史觀。有人則開始編纂新的歷史教科書，如備受指責的扶桑社出版的教材。

家永三郎后來寫了《教科書審判》一書，細述這場訴訟的前因后果。他在書中這樣剖析自己的心境：

“1937年，我沒有迎合、投機戰爭，埋頭保護自己一個人的良心，沒有為阻止那場悲劇做過任何抵抗性的嘗試，旁觀許多同齡人陷入悲慘的命運之中。我的良心因此深受重創。今天，如果我再次放棄，以保護自己一人的良心而告終，能不重復同樣的后悔嗎？”

在他看來，每個日本人都不可逃避對戰爭罪行的個人拷問，即便是普通國民，在道義上對戰爭也負有連帶責任。

基于這個前提，他在《戰爭責任》一書中說：

“出生于戰后與戰爭毫無關聯中成長起來的純戰后一代人，完全不會有責任的問題，這是按常識進行的思維……如果說戰后一代人不繼承戰前一代人的遺產就不能形成自己的話，就理所當然也要繼承戰前一代人遺留下的責任。”

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日本人都是有罪的。

1974年，家永三郎公開的被檢定不合格的教材

家永三郎對戰爭責任的反省贏得世人敬重。2001年，來自世界各地的144位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等知名人士，聯名推薦家永教授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可是當年和平獎授予了聯合國及其時任秘書長安南，家永三郎與其失之交臂。

漫長的訴訟生涯，讓家永三郎生活極不安定，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加上身患腸胃病等7種疾病，讓本就瘦小的他羸弱異常。中國作家張承志赴日探訪時，得知83歲的家永教授體重只有38公斤，驚訝得半天說不出話。

即便如此，張承志仍能從老人瘦小的身體上感知到巨大的能量。他感慨道：

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國家的宣戰，偉大之處不在他的勇氣，而在他所堅持的正義。

2002年1月29日，家永三郎與世長辭，享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