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馮驥才：唯一沒有貼封條的嘴巴

A

我有句話你可別不高興，不高興我也得說，我這個人有話就得說。你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我看過一些篇章，苦兮兮的，我是從那時過來的人，相信這絕對都是真事，可是談文革只說現象不成。文革已經成了歷史，現在再談文革，不能像“訴苦會”上的發言，得刨根問底，追個究竟。過去談這些有點犯忌，現在既然已經是歷史，就“任由人們評說”了。有人說，由于“四人幫”作亂才鬧出文革，或是因為毛主席犯了錯誤。我認為這么說依然是“就事論事”。

我認為文革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必然。如果不是這個“四人幫”，還有另一個什么幫；如果不是毛主席發動，還會有個趙主席、錢主席、孫主席來發動文革。中國這塊土地上，不出法國大革命，也不出拿破侖，就出文革。你從秦始皇焚書坑儒一直看到文革迫害知識分子，你從歷史的文字獄一直看到文革中的相互揭發“反革命言論”。中國這幾千年，唉，一脈相承，順理成章地搞出個文革。

如果不搞文革反倒怪呢！

B

也別什么事都怪文革。一個巴掌拍不響，文革時我挨整倒霉，也是我自己的一個必然。

兩個必然合在一起，就是你現在面對的一個小人物的命運。

我這必然是——有話就說，有話就得說，尤其是碰到抱打不平的事。

當年反右時候，我在 HB大學上學。人家都說我這人嘴巴貼不上封條。同班一個男生，十九歲，三代貧農出身，就是因為給校領導提了幾條意見，好呀，捅馬蜂窩了！說他攻擊黨，打成右派，我當時十八歲。在二百人參加的大會上我一個人站出來為他抱打不平。我說：“他爹是黨支書，三代苦出身，沒有黨就沒有他，他怎么會反對黨？”我一連十多次為他辯論，駁得那伙人張口結舌，人家都說這丫頭太沖了。于是最后給做的結論是“赤膊上陣為右派分子翻案”，內定“中右”。

可是定為“中右”這事我并不知道。文革起來時我沒事。我那時在某某中學做語文教師，只是有一些學生給我貼了大字報，這好像下雨時走在街上，誰肩膀上不落幾個雨點？當時社會上抄資本家正兇，我看得氣不平，那個“有話就得說”的毛病又犯了，便對一些老師說：“憑什么抄人家，憲法保護公民的財產。資產階級在國旗上還是一個星星呢！除非把那顆星星去掉！”

這句話不知叫誰告發了。好呵，滔天大罪！誣蔑紅衛兵運動，為資本家鳴不平，攻擊文化大革命。一個地地道道的現行反革命，關進牛棚！再一查檔案，五七年反右時還是個“中右”，原來還是個“隱藏很深的右派分子”，罪加一等。據說檔案上記錄我的反動言論可多了。比如檔案上有一條說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時，我到處散布“大煉鋼鐵把住家的大鐵門拆下來，煉成豆腐渣”。這真叫我毛骨悚然，我平時隨隨便便說的話，怎么全在檔案里？難道我背后總跟著一個隱身人，專門記錄我的言論？這樣，我就成了一貫反動的大家伙！

靠著謠言誹謗、靠著背后議論、靠著告密的內容來塑造一個人，這是不是中國的一個悲哀？

當然，我不應該怪別人，應該怪我的性格，還有我的嘴。我不是說過嗎——我也是一個必然。等我被關進牛棚，不準再見我三歲的女兒時，我真想用封條把自己的嘴封上！

C

你想聽聽牛棚里的事嗎？

都說我們學校紅衛兵的兇狠是出名的。其實不是兇狠，而是殘忍。什么叫做殘忍？我在文革時才弄明白。殘忍就是想方設法、充滿創意地迫害人。決不只是用力氣打。

比方叫你解開腰帶，將幾十條毛毛蟲放進褲子里，再叫你把腰帶扎上，這滋味你受過嗎?

比方用塑料眼藥瓶吸涼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滿耳朵眼兒。這刑罰你受過嗎？一位姓K的數學老師至今還鬧中耳炎，就是那時涼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

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脫下衣服，只留背心褲衩，站在五樓窗臺上凍著。弄不好一頭栽下去？你在哪里聽過有這樣的刑罰？

當然，這殘忍的行為中，還帶著學生們惡作劇的成分。可我們一位老師被紅衛兵用鹽酸潑在臉上，燒瞎了一只眼，就純粹是一種兇殘了。還有一位男老師叫他們用繩子把陰莖扎緊，再逼他喝水，直脹得睪丸奇大，通體透明，差點脹破，才松開繩子。你說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會有多么兇殘？你知道什么叫“狼奶養大的一代”吧！

D

一九七八年我恢復教學工作時，一位在文革中整過人的領導，召開全校的“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大會”。他站在臺上宣布，不但給我落實了工作，還委以重任，叫我做年級業務組長，以表示他“大膽落實，緊跟中央”。大家見我苦盡甜來受到重視，都熱情鼓掌。我心里卻騰地一股氣冒上來！

這個人在文革時一直是革命寵兒。我在牛棚時常常會有紅衛兵突然闖進來把人一頓死打，每次向他報告，他都不說什么，可轉天紅衛兵打得更厲害。他是很陰狠的人。

我想，當初你把我揪出來后，說“又揪出一個階級敵人！”把這當做成績向上匯報；現在形勢反過來了，你又把我落實政策當做一個資本。無論怎么樣，你們都是正確的。我死我活，都是你們臉上的金子。我變成尸體，也是你建功立業的基石，還得感謝你們！去你們的吧！

我站在那里一動不動，也沒表情，用眼冷冷地瞅著他。我沒開口罵他就算客氣了。

現在我則想，應該起訴他們，叫這些人賠償精神損失！

E

我在文革，有一句名言叫做：做奴隸，不做奴才。當然這句名言是對自己而言，是一句座右銘。

先說做奴隸。

做奴隸是被迫的。我剛被關進牛棚的時候，經常給弄到街上“游斗”（用游行的方式批斗）。胸前掛個大牌子，用黑筆寫上我的姓名，再用紅筆打個大十叉。左右兩排手持木槍押解我的紅衛兵，一邊走一邊喊打倒我的口號。有時還在旅店門前停住，招呼住店的外地人出來斗我。剛開始我很怕給熟人看見，怕難看，后來沒有這種擔心了。我就像奴隸時代的奴隸。奴隸的工作是兩種，一種是勞役，一種好比馬戲的猴子，供人玩耍。反抗是無效的，只有聽之任之。

但我決不做奴才。

有一件事給我很深刻的認識。我們在牛棚里挨打多是在半夜里。紅衛兵們突然開門闖入，不準開燈，他們舉著火把。想打誰就用布袋往誰的頭上一罩，再打。或者是在背后打耳光，這樣打可以使我們看不見是誰打的，因而常常打得雙耳發懵，眼冒金星。我就想了，你們這樣打無非是怕我們看見是誰打的。嘿，你們還不如法西斯呢，法西斯是面對面打人的。你們是偷偷摸摸，藏頭藏臉。理直則氣壯，理虧則膽虛，你們口號喊破了天，打起人來原來也有傷天害理之感。從此，我對這些搞運動的人，抱著一種很強很強的看不起的心理！

我被迫做奴隸，挨打受罵，勞動改造，我還被下放到農村干過八年農活呢！但我決不會逢迎、諂媚、討好、告密、出賣別人。我不當奴才。被屈辱不可恥，但奴才是可恥的。

F

我有時很奇怪，為什么直到今天——我們喊著叫著現代化，可是包公卻一直沒倒，濟世救世，為民做主，威風十足。人們居然還這么喜歡包公。有誰想過，包青天愈多，說明法制愈不健全，中國愈沒希望。

你是作家，我對你們文藝界真是搞不明白。那些腐朽的、封建的、跟現代化頂牛的東西你們為什么起勁地宣傳。比如《王寶釧》那出戲的觀念，絕對不能叫人容忍。薛平貴在外邊娶老婆，酒色財氣一樣不缺，王寶釧卻孤零零守著寒窯，一守就是十八年。薛平貴回來還要考察她這十八年是否貞節烈女，殘酷不殘酷呀！中國人總欣賞這種東西還有希望嗎？

我更不明白，你們怎么對皇上興趣那么大？看看你們的電視劇吧！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單說清代的皇帝，從康熙、雍正、乾隆到道光、咸豐、光緒、宣統，全成了被美化的光輝形象。甚至皇上愛誰，誰就成了銀屏上頭號的女主角。這不又回到了封建時代了?

都說中國的文化神秘，我看最神秘的還是宮闈秘聞。小百姓歷來對皇上們的生活充滿好奇。原故是，歷代皇上無不把自己放在神壇上，借神權壯權威；事情的另一面便是百姓們把自己放在拜神的位置上。這不正是一種封建的精神奴役嗎？人們為什么還美滋滋地戴著這精神枷鎖？

我們這些老戲真是沒法與莎土比亞相比。我同意一種看法，我們至今沒有進入人文主義階段，還是滑行在“衣食父母”的慣性里。

G

說到這里，我已經不想說我自己那些具體的經歷了。我的個人遭遇，我的苦樂悲歡，也許遠不如你寫過的那些人經受的慘烈。我最想說的是那些思想的觸動與精神的感受。

即使在農村平凡的勞動中，我常常也會被觸動。

比方過去總愛說我們知識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最典型、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一句話是“韭菜麥苗不分”。由此說明了知識分子必須接受工農的改造。我們當時對這句話真是信服得五體投地，深信念書把自己變成了廢人；可是當我被趕到農村，在地里一轉，馬上就發現自己更愚蠢，這愚蠢不是因為自己對農業的無知，而是把這樣簡單的1+1=2的常識居然還當成真理。誰不知道韭菜一畦畦，麥苗一片片？我心想，不是我們應該向農民學習，而農民應該向我們學習；不是我們接受改造，而是要用知識改造農業、改造農民，把大老粗改造成大老細！

這幾十年，我們聽得最多的一個詞匯就是革命。我們搞了幾十年革命，也被革了幾十年命，但革命是什么？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改革生產關系和解放生產力嗎？

但是兩千年來，中國歷史上無數農民起義，被我們稱做農民革命，哪一次農民革命改變了生產關系？一次次農民起義，不過是財產和權力的轉移和一次次這種轉移的重復。從姓趙、到姓錢、到姓孫、到姓李，沒有新的關系出現，沒有知識的作用和知識的必然，更沒有任何的社會進步和發展，不過是“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直到辛亥革命和土改才發生了質的變化，而真正帶來生產關系巨大變革的，是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改革才是革命，文革是一場暴亂。

H

一九六九年，牛棚允許我“走讀”（晚上可以回家），我已經和我的家庭闊別了將近一年。尤其是我的女兒。我進牛棚時她才三歲，此刻已經四歲。在牛棚里，任何打罵我都能承受；唯有對女兒的思念使我內心難安——你看，我怎么又說起自己具體的經歷來了？

我被釋放回家。一看，怔了。原來校革委會已經先來人，用大字報把我整個房子全糊了起來。從屋外的墻壁門窗到屋內的床架、柜門、書桌、鏡子，全貼滿大字報。這是不叫我松半口氣。進了屋子，我女兒正站在床上。她沒等我說話，便睜大眼睛，問我：“媽媽，你能改好嗎？”

我很少哭，但這次哭了。我哭出聲來，點頭，答應女兒。但不是答應別的任何人。因為，我知道我是一個好人，我只不過說了幾句最普通的抱打不平和在理的話。

可是，挺強大的一個國家，難道竟怕我這幾句話？

我想起我的一個朋友，他向組織“交心”的材料——無非是心里一點點不滿意的話，為了對組織表示忠誠而在“交心”時說了出來——文革時便成了他的“反動言論”。不要認為這是天下奇聞，這也是中國的傳統，“腹非”也不行呵。腹非？意思就是肚子里的反叛。

所以我開頭就說，發生文革是一種必然。這好像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地震那時好像很突然，其實它的原因已埋藏在地下，遲早要發生。我看過你寫的一句話：

“必然是必然的偶然，

偶然是偶然的必然。”

我不相信文革還會重演。因為現在人已經不像文革時那個樣子。我剛給揪出來時，每次毛主席最新指示下來，不叫我去參加游行，我心里還別扭呢！那些年，我寫的幾十萬字檢查材料，一律是娟秀小字，保證沒有錯別字。那時有多傻！愚弄群眾的另一面，都是因為群眾愚昧。現在的人聰明多了，可是，文革一半又是聰明人干的。

你說，應該怎么做才好？

弄懂文革是不易的。弄懂之前先要叫人們知道真實的情況。

胡適說：歷史是個小姑娘。意思是歷史是打扮出來的；我說：歷史是塊橡皮泥，隨人捏成什么樣，就是什么樣。你能把它變成一面不走樣的鏡子嗎？

你可別寫完之后，叫我看了失望。

文革的發生，一半是因為封住了人們的嘴巴。

（全文完）

（源自電子書《一百人的十年》，作者馮驥才。轉載僅供分享與交流，如涉侵權，煩請聯系曉崇刪除。如有需要該電子書的朋友，可以在文后留言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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