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盛世而亡，王安石為何卻成為背鍋俠，是否有失公允？

王安石沒有張居正和雍正的條件，自古以來改革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幾乎也沒一個好下場。張居正有太后和內(nèi)相馮保的無條件支持，雍正親自下場改革。北宋中央有民主決策的雛形，它是東西兩府數(shù)名宰相共同參政，有時候別說王安石就是皇帝說話都不一定好使，反正宋朝文官有豁免權(quán)，王安石想靠一己之力整頓吏治是不可能的。宋神宗時期承平太久，過久的和平麻痹了大多數(shù)人的神經(jīng)。

王安石改革目的不是為了給底層人分蛋糕，反對他的人中也有出自底層利益出發(fā)的人。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賦而國使足，達到富國強兵，根本目的是國使足，民不加賦只是個前提，但民不加賦有時候和國使足會發(fā)生沖突，往往是民不加賦給國使足讓步，特別是王安石又是個執(zhí)拗的人，外號拗相公，為了國使足輕易不讓步，加上手下有不少營私的小人，導(dǎo)致了一個當時社會對新法最為詬病的地方，與民爭利。

實際上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幾條，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在現(xiàn)在來看結(jié)合當時的社會都是有很多問題的，關(guān)鍵是王安石太執(zhí)拗了不肯改。相反雍正改革的時候，就非常能夠聽取別人意見。古人對王安石變法態(tài)度最有趣的是張居正，他對王安石的看法就比較有意思了，他倆同是改革派，同樣面對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聲音，但張居正對王安石就非常否定，在張居正給萬歷小皇帝寫的歷代百位帝王編寫的教育書里，用非常通俗的話來否定王安石。張居正不是沒了解過王安石變法，但是態(tài)度一目了然，同為中國著名的改革家，反倒不如一些保守派能接受王安石，算是一種諷刺吧。

不管變法利多弊多，北宋滅亡完全怪不到王安石頭上，徽欽二帝要負絕大多數(shù)責任。金兵人數(shù)并不多，第一次京城被圍的時候，李綱能成功保全，如果第二次能任用靠譜一點的將領(lǐng)堅守汴京，等到援軍，北宋根本不會滅亡。在京城危亡之際，皇帝一心逃跑。

京城剛解圍，就把功臣罷黜。迷信做法，把軍隊交給一個完全不知兵的人指揮，不亡國才怪。北宋一開始聯(lián)金滅遼就是錯誤，此時遼弱金強，而且遼也無意與宋為敵，聯(lián)遼抗金還差不多。可笑的是趙佶面對孱弱的遼國，還是打不過。但凡不連出兩個抽象的皇帝，北宋都可以撐下去。

王安石變法以前和以后一樣有黨爭，不是因為黨爭導(dǎo)致矛盾尖銳，是國內(nèi)矛盾尖銳促使黨爭加劇。新黨執(zhí)政的時候還有過試圖緩和黨爭，主動召回舊黨成員，神宗也是想彌合兩邊關(guān)系，奈何早逝。哲宗時期對外戰(zhàn)爭是占上風的，但親政沒幾年就崩了。如果神宗哲宗不早亡，就會一直貫行改革措施，不會出現(xiàn)政策搖擺。即使不變法，只要徽欽二帝還能繼位，北宋一樣滅亡，甚至亡得更快。后人怪罪王安石，無非是徽宗和蔡京打著變法的名義剝削百姓供自己享受，但徽宗朝的改革已經(jīng)和王安石變法毫無關(guān)系了。

從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戊戌變法，這條道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只能說中國古代政治改革一直走在死胡同里，直到近代才從西方受到啟蒙，走上了現(xiàn)代的道路。問題的根本在于誰來變這個法都是失敗的，不會有成功者。直到辛亥革命從根上否定了封建傳統(tǒng)思想開始，變法才有了堅實可靠的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