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 | 蔡元培：大戰與哲學

現在歐洲的大戰爭，是法國革命后世界上最大的事。考法國革命，很受盧梭、伏爾得、孟德斯鳩諸氏學說的影響。但這等學說，都是主張自由平等，替平民爭氣的；在貴族一方面，全仗向來占踞的地盤，并沒有何等學理可替他辯護了。現今歐戰是國與國的戰爭。每一國有他特別的政策，便有他特別相關的學說。我今舉三種學說作代表，并且用三方面的政策來證明他：

第一是尼采（Nietzsche）的強權主義，用德國的政策證明他；第二是托爾斯泰（Tolstoj）的無抵抗主義，用俄國過激派政策證明他；第三是克羅巴金（Kropotkin）的互助主義，用協商國政策證明他。考尼氏、托氏、克氏的學說，都是無政府主義，現在卻為各國政府所利用。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呵！

古今學者，沒有不把克己愛人當美德的。希臘時代的詭辯派，雖對于普通人的道德有懷疑的論調，但也是消極的批評罷了到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有一德國人約翰·加派·斯密德（Johon karpor sclrmidt）發行一書叫做《個人與他的所有》（Der Emjige und seiuEigentun）專說“利己論”。他說：“我的就是善的，‘我’就是我的善物。善呵，惡呵，與我有什么相干？神的是神的，人類的是人類的。要是我的，就不是神的，也不是人類的。也沒有什么真的，苦的，正義的，自由的，就是我的。那就不是普通的是單獨的。”“他又說：于我是正的，就是正。我以外沒有什么正的。就是于別人覺得有點不很正的，那是別人應注意的事，于我何干？設有一事，于全世界算是不正的，但于我是正的，因是我所欲的，那就我也不去問那全世界了。”這真是大膽的判斷呵！到了十九紀的后半紀，尼采始漸漸發布他個性強權論，有《察拉都斯遺語》（Also sprach Zarathustra）、《善惡的那一面》（Jenseits von gut und Dose）、《意志向著威權》（Der wille zur macht）等著作。他把人類行為，分作兩類：凡陰柔的，如謙遜、憐愛等，都叫做奴隸的道德；凡陽剛的，如勇敢、矜貴、活潑等，都叫做主人的道德。他最反對的，是憐愛小弱，所以說，“憐愛是大愚”，“上帝死了，因為他憐愛人，所以死了”。他的理論，以為進化的例，在乎汰弱留強。強的中間有更強的，也被淘汰。逐層淘汰，便能進步。若強的要保護弱的，弱的就分了強的生活力，強的便變了弱的。弱的愈多，強的愈少，便漸漸的退化了。所以他提出“超人”的名目，又舉出模范的人物，如雅典的亞爾西巴德（Alcibiades）、羅馬的該撒（Caesar）、意大利的該撒波爾惹亞（Cesare borgia）、德國的鞠臺（Goethe）與畢斯麥克（Bismarch）。他又說此等超人，必在主人的民族中發生，這是屬于亞利安人種的。他所說的超人，既然是強中的強，所以主張奮斗。他說：“沒有工作，止有戰斗；沒有和平，止有勝利。”他的世界觀，所以完全是個意志，又完全是個向著威權的意志。所以他說：“沒有法律，沒有秩序。”他的主義是貴族的，不是平民的，所以為德國貴族的政府所利用，實做軍國主義又大唱。“德意志超越一切”（Deutsche uber alles），就是超人的主義。侵略比利時，勒索巨款；殺戮婦女，防她生育；斷男兒的左手，防他執軍器；于退兵時拔盡地力，焚毀村落，叫它不易恢復：就是不憐愛的主義。條約就是廢紙，便是沒有法律的主義。統觀戰爭時代的德國政策，幾沒有不與尼氏學說相應的。不過尼氏不信上帝，德皇乃常常說“上帝在我們”，又說“上帝應罰英國”，小小的不同罷了。

與尼氏極端相反的學說，便是托氏。托氏是篤信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的儀式，完全不要，單提倡那精神不滅的主義。他編有《福音簡說》十二章，把基督所說五戒反復說明。第一是絕對不許殺人；第四是受人侮時不許效尤報復；第五是博受人類，沒有國界與種界。他的意思，以為人侮我，不過侮及我的肉體，并沒有侮及我的精神，但他的精神是受了侮人的污點，我很憐惜他罷了。若是我用著用眼報眼，用手報手的手段去對付他，是我不但不能洗刷他的精神，反把我自己的精神也污蔑了。所以有一條說：“有人侮你，你就自己勸他；勸了不聽，你就請兩三個人同勸他；勸了又不聽，就再請公眾勸他；勸了又不聽，你只好恕他了。”這是何等寬容呵！《新約福音》書中曾說道：“有人掌你右頰，你就把左頰向著他。有人奪你外衣，你就把里衣給他。”這幾句話，有“成人之惡”的嫌疑，所以托氏沒有采入《簡說》中。托氏抱定這個主義，所以絕對的反對戰爭：不但反對侵略的戰，并且反對防御的戰。所以他絕對的勸人不要當兵。他曾與中國一個保守派學者通訊，大意說，中國人忍耐的許久了忽然要學歐洲人的暴行，實在可惜，云云。所以照托氏的眼光看來，此次大戰爭，不但德國人不是，便是比法俄英等國人，也都沒有是處。托氏的主義，在歐洲流行頗廣，俄境尤甚。列寧（Lenine）等本來是抱共產主義，與托氏相同，自然也抱無抵抗主義，所以與德人單獨講和，不愿與協商國共同作戰了。在協商國方面的人，恨他背約。在俄國他黨的人，恨他不愛國，所以詆他為德探。但列寧意中，本沒有國界，本不能責他愛國。至于他受德國人的利用，他也知道。他曾說：“軍事上雖為德人所勝，主義上終勝德人。”就說是，他的主義既在俄國實演，德國人必不能不受影響。這是他的真心話。但我想，托氏的主義，專為個人自由行動而設。若一國的人，信仰不同，有權的人把國家當作個人去試他的主義，這與托氏本義沖突。過激派實是誤用托氏主義，后來又用兵力來壓制異黨，乃更犯了托氏所反復說明之第一第四兩戒了。

現在誤用托氏主義的俄人失敗了，專用尼氏主義的德人也要失敗了，最后的勝利，就在協商國。協商國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義。互助主義，是進化論的一條公例。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本兼有競存與互助兩條假定義。但他所列的證據，是競存一方面較多。繼達氏的學者，遂多說互競的必要。如前舉尼氏的學說，就是專以互競為進化條件的。1880年頃，俄國圣彼得堡著名動物學教授開勒氏（Kesster）于俄國自然科學討論會提出“互助法”，以為自然法中，久存與進步，并不在互競而實在互助。從此以后，愛斯彼奈（Espinas）、賴耐桑（L.L.Lanessan）、布斯耐（Lovis blachner）、沙克爾（Huxley）、德普蒙（Henry Drummond）、蘇退隆（Sutherland）諸氏，都有著作，可以證明互助的公例。克氏集眾說的大成，又加以自己歷史的研究，于1890年公布動物的互助，于九十一年，公布野蠻人的互助，九十二年公布未開化人的互助，九十四年公布中古時代自治都市之互助，九十六年公布新時代之互助，于1902年成書。于動物中，列舉昆蟲鳥獸等互助的證據。此后各章，從野蠻人到文明人，列舉各種互助的證據。于最后一章，列舉同盟罷工、公社、慈善事業，種種實例，較之其他進化學家所舉“互競”的實例，更為繁密了。在克氏本是無政府黨，于國家主義，本非絕對贊同，但互助的公例，并非不可應用于國際。歐戰開始，法比等國，平日抱反對軍備主義的，都愿服兵役以御德人。克氏亦嘗宣言，主張以群力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后來德國運動俄法等國單獨講和，克氏又與他的同志，叫做“開明的無政府黨”的聯合宣言，主張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不可講和。可見克氏的互助主義，主張聯合眾弱，抵抗強權，叫強的永不能凌弱的，不但人與人如是，即國與國亦如是了。現今歐戰的結果，就給互助主義增了最大的證據。德國四十年中，擴張軍備，廣布間諜，他的侵略政策，本人人皆知的了。且英法等國，均自知單獨與德國開戰，必難幸勝，所以早有英法協商、俄法協商等預備，就是互助的基本。到開戰時，德國首先破壞比國的中立。那時比國要是用托氏的無抵抗主義，竟讓德兵過去攻擊法國英法等國，難免措手不及了。幸而比國竟敢與德國抵抗，使英法等國，有從容預備的時期。俄國從奧國與東普魯士方面竭力進攻，給德國不能用全力攻法。這就是互助的起點。后來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更有美國加入，輸軍隊，輸糧食，東亞方面，有日本艦隊，巡弋海面，有中國工人到法國助制軍火。靠這些互助的事實，總能把德人的軍國主義逐漸打破。現在德人已經承認美總統所提議的十四條，又允撤退比法境內的軍隊。互助主義的成效，已經彰明較著了。此次平和以后，各國必能減殺軍備，自由貿易，把一切互競的準備撤銷，將合全世界實行互助的主義。克氏當尚能目睹的。照此看來，歐戰的結果，就使我們對于尼氏、托氏、克氏三種哲學，很容易辨別了。我國舊哲學中，與尼氏相類的，止有《列子》的《楊朱》篇，但并非楊氏“為我”的本意。（拙作《中國倫理學史》中曾辨過的。）托氏主義，道家儒家均有道及的，如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說的三“自反”，老子說的“三寶”，是很相近的。人人都說我們民族的積弱，都是中了受這種學說毒，也是“持之有故”。我們尚不到全體信仰精神世界的程度，止可用“各尊所聞”之例罷了。至于互助的條件，如孟子說的“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不通功易事，則農有余粟，女有余布”。普通人常說的“家不和，被鄰欺”，“群策群力”，“眾擎易舉”，都是很對的。此后就望大家照這主義進行，自不愁不進化了。

（1918年6月）

《蔡元培文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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