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只有轉賬憑證沒有借條，民間借貸如何認定？

只有轉賬憑證沒有借條，民間借貸如何認定？

優評案例：浦江縣富旺防護用品有限公司與鄭和、唐繁華買賣合同糾紛案

案號：（2021）浙0726民初82號

（選擇本案主要是考慮到后面的評析深入、全面、細致，另外，本案涉及爭議焦點較多，但由于并非本文分析的重點，故在此略過，僅提煉與本文主題有關的論述部分，大家主要看后面的評析部分）

法院認為

唐某華雖然不是案涉買賣合同的相對方，但對于第一次結算的555336元貨款有共同還款的責任，現鄭某支付的貨款不足清償全部債務，因此第一次結算之后支付的兩筆貨款的抵充順序，決定了唐某華應承擔的貨款數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規定了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其對同一債權人所負的數筆相同種類的全部債務時的抵充順序，但是，債權人與債務人對清償的債務有約定的除外。因此，雙方于2020年8月27日的結算單中明確約定的150000元系抵充紅旗口罩貨款，不能再適用法定抵充順序。鄭某支付另外160000元并未約定抵充哪筆貨款，應根據上述規定抵充。首先，案涉多筆貨款均未約定付款時間，現原告起訴要求被告履行，其仍未履行，應視為所有貨款均在起訴之后到期。由于所有貨款均無擔保，因此本案中已支付的160000元應優先抵充債務負擔較重的債務。從債權人利益優先的角度出發，第一次結算的貨款555336元系兩人共同承擔的債務，而之后發生的貨款系鄭某一人承擔的債務，因此之后發生的貨款債務負擔較重，應當優先抵充，由于第一次結算之后發生的貨款總額大于160000元，故對第一次結算的貨款555336元不再進行抵沖。故應由唐某華、鄭某共同支付原告富旺公司貨款555336元，由鄭某支付富旺公司其余尚欠貨款182975元。

案例評析

（特別說明，評析人并非筆者，摘錄供大家學習和借鑒，如有侵權，可隨時聯系）

一、我國關于債的清償抵充的法律規定

所謂清償抵充，是指債務人對于同一債權人負擔數項同種類債務，或負擔同一項債務而約定數次給付時，如果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其全額債務，約定、決定該給付抵充某項債務的制度。關于清償抵充的構成要件依照學術通說，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債務人對同一債權人負擔數項債務；（二）數項債務之給付種類相同；（三）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

債的抵充問題一直是人民法院民商事審判實踐中的一個難點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24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于第20條就合同債務的清償抵充方法和清償抵充順序的問題專門做了規定，立法機關將上述司法解釋條文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升格為法律條文，并在文字表述上做了若干調整，將“抵充”調整為“履行”，并在原有的“約定抵充”和“法定抵充”基礎上，新增一種清償抵充方式“指定抵充”，另還將“債務負擔較重的債務”明確為“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條規定：“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其對同一債權人所負的數筆相同種類的全部債務，應當優先抵充已到期的債務；幾項債務均到期的，優先抵充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數額最少的債務；擔保數額相同的，優先抵充債務負擔較重的債務；負擔相同的，按照債務到期的先后順序抵充；到期時間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債權人與債務人對清償的債務或者清償抵充順序有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規定：“債務人對同一債權人負擔的數項債務種類相同，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由債務人在清償時指定其履行的債務。債務人未作指定的，應當優先履行已經到期的債務；數項債務均到期的，優先履行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最少的債務；均無擔保或者擔保相等的，優先履行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負擔相同的，按照債務到期的先后順序履行；到期時間相同的，按債務比例履行。”

二、債的清償抵充規定的價值取向

首先，遵循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即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達成抵充合意的，即便與法律的規定不同，亦屬于有效約定。而《民法典》提出的指定抵充，是指清償人在為給付時，可以向清償受領人作出意思表示，指示其清償所要抵充的債務，但該抵充順序不得與《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條規定的清償順序相反，否則不產生債務人所期待發生的法律效力。

其次，遵循“債權人利益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之所以采取債權人利益優先的做法，是因為如果在缺乏當事人明確意思表示的情況下（約定抵充/指定抵充），倘若允許任意抵充，債權人的實體權利極易受到損害。因此，不管法定抵充清償的條文如何表述，其最終目標是為了債權的實現。如先到期與后到期的債權相比較，應當先歸還先到期的債權，因為如果是先抵償后到期的債權，則先到期的債權存在已過訴訟時效的風險。又如在幾項債務都到期的情況下，應優先抵充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數額最少的債務，明顯體現的也是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價值追求。在債權人利益優先的原則之外，法定抵充還反映出兼顧公平的原則。《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所規定的，債務到期時間相同，債務擔保數額相同，負擔大小不同的，優先抵充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這就是以債務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者優先抵充，系出于債務人利益考量而計，繼而從側面反映兼顧公平的理念；若負擔大小相同，到期時間相同的，則各筆債務按照同一比例抵充，這直接反映了公平的理念。

三、案涉貨款抵充清償順序的具體確定

首先，關于本案中約定抵充的效力分析。約定抵充完全由當事人意思自治，2020年8月27日債權人與債務人對已經支付的150000元用于抵充紅旗口罩貨款達成了一致，并用書面形式將上述約定固定，因此該約定有效，應當優先于指定抵充和法定抵充。對于尚未約定的160000元貨款，適用法定抵充。

其次，本案關鍵為債務負擔較重的擴大理解。案涉債務系債務人多次向債權人購買口罩形成的多筆債務，且案涉數宗債務均為交付金錢的義務，且債務人給付的金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因此案涉債務可以適用《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關于清償抵充的順序規定。雙方之間的債務均未約定履行期限，現原告起訴要求被告履行，其仍未履行，應視為所有貨款均到期，且案涉債務均無擔保，確定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進行優先抵充是本案的關鍵。然而實踐中判斷債務人負擔較為復雜，可能會涉及利率、違約金、債務性質以及執行依據等方面。因此， 倘若單純比較數筆債務金額的大小，很可能會犯下教條主義的錯誤，貌似遵循了法律規定但實際并不合理，最終也違背了立法本意。舉例說明，如： 兩筆債務數額相差巨大，小數額的一筆約定過利息，大數額的一筆未約定利息，通常來看兩筆債務顯然負擔不一樣，約定過利息的債務屬于負擔較重的債務。

根據前述分析，具體到本案中，2020年8月11日第一次結算的555336元系鄭某與唐某華共同承擔的債務，2020年8月11日之后發生的多筆買賣債務系鄭某一人承擔的債務。如抵充的是共同承擔的債務，則免除了唐某華一部分付款責任，變相加重了鄭某的負擔，鄭某需要獨立承擔的債務就會變多，且鄭某需要根據其與唐某華之間的相關約定向唐某華行使求償權，以彌補其多分擔的債務，但如果抵充的債務為鄭某個人債務，則不發生求償問題，較為簡便，優先抵充于債務人也較為有利。另，根據債權人利益優先原則來看，債權人的目的是使債權盡快得以實現，不論鄭某與唐某華之間誰的經濟實力更優，通常雙人共同承擔的債務，其被履行的可能性大于個人承擔的債務，因此按照債權人利益優先原則，也應當先抵充個人債務。綜上，本院將未作約定抵充的160000元優先抵充了鄭某的個人債務，由唐某華與鄭某共同承擔555336元。

參考案例：肖單丹，屈其倫與孔祖鳳民間借貸糾紛案

案號：（2022）渝05民終10249號

（選擇本案，主要是考慮到本案中的計算辦法較為具體和明確，可供參考性較高，但判決內容較長，建議通過反復閱讀進行分析）

法院認為

肖單丹于2021年9月17日向屈其倫出具借條，借款100,000元；還于2019年11月20日至2021年12月3日期間，共計五次向屈其倫借款261,000元，屈其倫和肖單丹之間的民間借貸關系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合法有效。屈其倫和肖單丹、孔祖鳳簽訂的《項目合作協議書》《追加工程施工項目合作協議書》《施工項目合作協議書》均約定屈其倫出資，之后退本，項目由肖單丹和孔祖鳳獨自經營管理，風險由肖單丹和孔祖鳳獨自承擔，屈其倫收取高額利潤，這種出資后不參與管理、經營，不擔風險，僅收取分紅，符合借貸關系的特征，即前述協議名為投資，實為借貸。前述協議書實質上為屈其倫、肖單丹、孔祖鳳之間民間借貸關系的合約；同時，屈其倫、肖單丹、孔祖鳳均認可雙方是借貸關系，故屈其倫和肖單丹、孔祖鳳之間的民間借貸關系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合法有效。屈其倫依照約定向肖單丹和孔祖鳳出借款項，肖單丹未履行按時還款義務，已構成違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第一條第三款規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實持續至民法典施行后，該法律事實引起的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民法典的規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本案的借款事實持續至民法典施行后，故適用民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規定：債務人對同一債權人負擔的數項債務種類相同，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由債務人在清償時指定其履行的債務。債務人未作指定的，應當優先履行已經到期的債務；數項債務均到期的，優先履行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最少的債務；均無擔保或者擔保相等的，優先履行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負擔相同的，按照債務到期的先后順序履行；到期時間相同的，按照債務比例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55次會議通過）第二十五條規定：借貸雙方沒有約定利息，出借人主張支付借期內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六條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第二十九條規定：借貸雙方對逾期利率有約定的，從其約定，但以不超過年利率24%為限。未約定逾期利率或者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區分不同情況處理：（一）既未約定借期內的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張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資金占用期間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二）約定了借期內的利率但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張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內的利率支付資金占用期間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823次會議通過）第二十四條規定：借貸雙方沒有約定利息，出借人主張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五條規定：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約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是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稱“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是指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發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第二十八條規定：借貸雙方對逾期利率有約定的，從其約定，但是以不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為限。未約定逾期利率或者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區分不同情況處理：（一）既未約定借期內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張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參照當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標準計算的利息承擔逾期還款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二）約定了借期內利率但是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張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內利率支付資金占用期間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第三十一條規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審民間借貸案件，借貸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當事人請求適用當時的司法解釋計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對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還之日的利息部分，適用起訴時本規定的利率保護標準計算。

本案中，因屈其倫與肖單丹、孔祖鳳雙方對肖單丹所還款項抵扣借款存在爭議，故依據前述法律、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進行抵扣，具體如下：

一、相關借款本金、利息及借款到期日的確定

1、2019年4月4日借款300,000元，最后支付時間為2020年12月20日。因約定的利息過高，2020年8月19日前利息按照年息24%為標準計算，2020年8月20日開始利息按照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3.85%4=15.4%）為標準計算。即：本金300,000元，2019年4月4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99419.18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0年12月20日利息為15568.77元。綜上，該筆借款本息共計414,987.95元。

2、2019年7月26日借款300,000元，最后支付時間為2020年12月20日。因約定的利息過高，2020年8月19日前利息按照年息24%為標準計算，2020年8月20日開始利息按照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3.85%4=15.4%）為標準計算。即：本金300,000元，2019年7月26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77128.76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0年12月20日利息為15568.77元。綜上，該筆借款本息共計392,697.53元。

3、2019年10月17日，約定借款300,000元，其中2019年10月17日轉款100,000元、2019年10月24日轉款50,000元、2019年10月26日轉款100,000元，2019年11月4日轉款50,000元。因約定的利息過高，2020年8月19日前利息按照年息24%為標準計算，2020年8月20日開始利息按照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3.85%4=15.4%）為標準計算。屈其倫、肖單丹、孔祖鳳雙方約定的還款時間不明確，故確定本案立案之日為還款日期，即2022年3月25日。

2019年10月17日轉款100,000元，2019年10月17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20252.05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2年3月25日利息為24,597.8元；

2019年10月24日轉款50,000元，2019年10月24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9895.89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2年3月25日利息為12,298.9元；

2019年10月26日轉款100,000元，2019年10月26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19,660.27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2年3月25日利息為24,597.8元；

2019年11月4日轉款50,000元，2019年11月4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9534.25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2年3月25日利息為12,298.9元。

綜上，該筆借款本息共計433,135.86元。

4、2021年9月17日，肖單丹向屈其倫借款100,000元，借款時間為30個月，每月還本息4185元，故雙方約定的借款年利率實際為10.22%,符合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同時，肖單丹未按照約定按時、足額歸還該筆借款本息，故屈其倫可要求該筆借款提前到期，要求肖單丹全部償還，故確定本案立案之日為還款日期，即2022年3月24日。

5、肖單丹向屈其倫借款共計261,000元

該五筆借款屈其倫、肖單丹雙方均未約定借款期內的利息，除2019年11月20日的借款外，其余四筆借款均未約定歸還的時間，故屈其倫可隨時要求肖單丹償還，故確定本案立案之日為還款日期，即2022年3月24日。

二、肖單丹還款的抵扣

（一）2019年12月10日、2019年12月13日，肖單丹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分別向屈其倫轉款10,000元、20,000元，此時，因屈其倫、肖單丹之間還款時間約定明確的借款本息均尚未到期，結合屈其倫借款時的交易附言，該30,000元均認定為歸還2019年11月20日的借款，即2019年11月20日肖單丹向屈其倫借款30,000元已還清。

（二）2021年9月17日，肖單丹向屈其倫借款100,000元。結合肖單丹歸還款項的時間、金額等，認定2021年10月18日、2021年11月18日、2021年12月17日、2022年1月20日，肖單丹通過微信轉賬的方式分別歸還4185元系歸還的該筆借款的部分金額。該筆借款，肖單丹尚欠屈其倫本息共計108,810元，其中，本金86,666.68元，利息22,143.32元。

（三）根據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的規定，債務人對同一債權人負擔的數項債務種類相同，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由債務人在清償時指定其履行的債務。數項債務均到期的，優先履行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最少的債務；均無擔保或者擔保相等的，優先履行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

1、2021年9月17日，肖單丹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向屈其倫轉款57,850元，交易附言“5萬成都投資款，7850利息”。因此，該筆款項應計入歸還屈其倫投資成都項目的款項，因2019年4月4日借款300,000元的負擔較重，故抵扣該筆借款本息，抵扣本金50,000元，利息7850元，尚欠本金250,000元，利息尚欠107,137.95元。

2、肖單丹的其他還款履行順序為：先履行2019年10月17日的借款本息433,135.86元，再履行2019年7月26日的借款本息392,697.53元，再履行2019年4月4日借款尚欠的本金250,000元，利息尚欠107,137.95元，根據雙方約定，先本后息。

(1）肖單丹于2019年12月30日歸還200,000元，2020年1月16日歸還106,000元，2020年5月8日歸還3000元，2020年5月21日歸還83,000元，2020年5月21日歸還6000元，2020年6月23日歸還6000元，2020年7月20日歸還8000元，2020年8月20日歸還8000元，2020年9月18日歸還25,135.86元，2019年10月17日的借款本息433,135.86元借款本息還清。

(2）肖單丹于2020年9月18日歸還14,864.14元，2020年9月24日歸還10,000元，2020年11月27日歸還22,000元，2020年12月4日歸還50,000元，2020年12月22日歸還10,000元，2021年1月13日歸還10,000元，2021年1月29日歸還50,000元，2021年2月6日歸還50,000元，2021年2月8日歸還38,000元，2021年2月19日歸還50,000元，2021年3月18日歸還6000元，2021年3月18日歸還2000元，2021年5月8日歸還20,000元，2021年5月8日歸還4000元，2021年6月26日歸還8000元，2021年7月22日歸還8000元，2021年8月3日歸還39,833.39元，2019年7月26日的借款本息392,697.53元全部還清。

(3）肖單丹于2021年8月3日歸還10166.61元，2021年9月7日歸還7000元，2021年11月26日歸還5200元，2021年12月22日歸還5200元，2021年12月28日歸還6000元，2021年12月31日歸還5000元，均用于抵扣2019年4月4日借款的本金，尚欠本金211,433.39元以及截止2020年12月20日的利息107,137.95元。

肖單丹和孔祖鳳雖系夫妻關系，也曾共同向屈其倫借款，但屈其倫未提供證據證明肖單丹就案涉借款361,000元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孔祖鳳、肖單丹的共同意思表示，應承擔不利的后果，故對屈其倫要求孔祖鳳承擔共同還款責任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孔祖鳳提出的相關辯論意見成立，予以采納。

參考案例：李金剛、王文莉民間借貸糾紛再審案

案號：（2019）最高法民申6862號

（選擇本案主要就是明確在借貸案件一個常用的規則）

再審法院認為

在計算借款人償還出借人的本金和利息時，應當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則，逐筆計算每次償還的利息和本金。如果借款人清償出借人的款項在沖抵當期利息之后還有剩余，應當沖抵本金。下一期利息應當以上期清償之后的本金為基數進行計算。原審法院未查明李金剛、王文莉每筆清償資金在沖抵當期利息后，是否有剩余、是否還應當沖抵本金、每次沖抵本金的數額等基本事實，而是對每一期的利息均以2960萬元本金為基數進行計算。原審法院這一計算方式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觀點：原告作為主張雙方之間民間借貸關系存在的一方，雖然沒有能夠提交借款合同作為直接證據，但提交了款項實際支付的相應證據，即應當認為其對與被告之間存在借貸關系的事實完成了初步舉證。此時，被告如果提出雙方之間款項支付的其他事實基礎，則需對其主張予以舉證證明。

相應的，在被告提供了相應證據的情況下，由于原告對雙方之間存在其所主張的借款關系負有舉證責任，因而原告應當進一步針對被告主張提供其他證據以證明其主張。在原告不能提供更充分的證據證明其主張的情況下，對于法官來說，即面臨對原告所主張的借款事實是否存在不能確定的問題，此時的結果責任仍應歸于原告，由原告對此承擔相應的不利后果。

案例一

基本案情

原告張某與被告劉某是朋友關系。2019年6月份，劉某因資金需求向張某借款，張某分別于2019年6月11日、6月19日、7月3日向劉某轉款共計人民幣130萬元。之后劉某略有還款，截止目前尚欠本金90萬元及利息未還。后張某多次催要，劉某均以種種理由推托。張某訴至歷城法院，要求劉某償還借款90萬元及相應利息。

劉某辯稱其收到了張某支付的款項130萬元，剩余確實90萬元未償還，其并未向張某出具借條，涉案款項雖打入本人賬戶，但其并不是涉案款項的實際使用人和借款人。

審理查明

法院經審理查明，自2019年6月至2019年7月，張某通過銀行向劉某轉賬135萬元，劉某亦通過其名下的銀行賬戶向張某轉賬45萬元，剩余90萬元未償還。張某提供其與劉某之間的通話錄音及微信聊天記錄。通話錄音中，張某向劉某追要借款時，劉某明確認可其收到張某的借款，且認可雙方之間利息約定的標準為日千分之三。在雙方的微信聊天記錄中，劉某認可借款90萬未償還，并陳述該款項由案外人使用，無法進行償還的事實。

審理中，原告張某僅提供了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并主張其與被告系朋友關系，被告對該借款是認可的，所以雙方之間并沒有出具借條。經法院庭前向被告進行核實，被告辯稱其收到的款項并不是借款且該款項由他人使用，故其不應承擔還款責任。法院告知原告后，原告以被告應舉證證明該款項不是借款為由而拒絕向法院舉證。

案例二

曹某和周某系某小區鄰居，曹某提交其通過中國工商銀行向周某轉賬42000元的轉賬憑證，及要求周某償還欠款的聊天記錄，向槐蔭法院起訴，請求判令周某償還欠款。對此轉賬，周某辯稱為曹某向其購買保健品支付的貨款，但未提交確切證據證明雙方之間存在貨物買賣關系。

槐蔭法院經審理認為，曹某通過銀行轉賬方式將資金借給周某，并通過微信向周某催要款項，周某未明確否認借款事實。周某辯稱轉賬系貨款，法院根據雙方之間的舉證情況、交易習慣、微信聊天記錄等綜合分析，周某辯稱貨款的事實不存在。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之規定，在原告對借款主張提供初步證明后，被告抗辯非借款的應當提供相應證明，本案中，被告未提供證明，故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最終槐蔭法院判決，周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償還周某借款42000元。判決作出后，周某提起上訴，濟南中院維持了一審判決。

案例三

許某向槐蔭法院起訴，請求判令石某償還欠款20萬元，僅提交其通過中國農業銀行向石某轉賬20萬元的憑證。

審理過程中，石某辯稱，該款項是第三人相某委托許某償還其的欠款。法院查明，許某、石某、相某曾合伙做生意，后石某退出合伙，現許某與相某仍合伙做生意。石某提交此前借給相某20萬元的證據，并提交微信聊天記錄，顯示相某承諾在2021年12月20日前償還，而許某向石某轉賬20萬元的日期為2021年12月18日，同年12月19日，相某微信告知石某“錢給你打過去了”。對于石某提交的證據，許某不予認可，但未進一步提交充分證據證明雙方之間存在借貸合意。

槐蔭法院認為，許某僅依據銀行轉賬憑證，主張與石某存在借貸關系，石某予以否認，并提交相關證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的規定，此種情況下，許某應當進一步提供證據證明借貸關系成立，由于許某未提交證據，其應承擔相應的不利后果。

最終槐蔭法院判決駁回許某的訴訟請求，許某提起上訴，濟南中院維持了一審判決。

法官說法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17號)第十六條“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債務的，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責任”。

法院提示：根據該條司法解釋的規定，被告并未向原告出具借據等借款憑證，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時，被告抗辯收到的款項系其他款項時，應由被告對其抗辯理由承擔舉證責任。在被告未提供相關證據證明其抗辯理由成立的情況下，原告仍應對雙方之間存在民間借貸的合意、合法的借貸行為、借款的交付、款項來源等承擔舉證責任，故法院要求原告對以上內容進行進一步舉證，原告進一步提供了其與被告的微信聊天記錄、通過錄音等證據，被告在原告提供以上證據后，認可了雙方之間存在借貸事實、借款數額、利息等約定情況，最終雙方達成了調解。

沒有借條只有轉賬記錄可以進行起訴。但要注意借貸合意與交付事實缺一不可。轉賬記錄在法律上是被承認可以作為正式的法律證據存在的。但是作為證據，必須具備“合法性、真實性和關聯性”。轉賬證據必須是合法取得，并要與案件有一定關聯。

借條是證明借貸關系成立的直接證據，一般情況下能夠確認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雖然轉賬記錄能夠證明款項交付的事實，但不能排除雙方之間存在其他法律關系的可能。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修改）第十六條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從法律條文的內容看，如果出借人僅有轉賬憑證的，出借人首先可以按民間借貸向法院起訴要求借款人還錢，關鍵是看下一步借款人如何抗辯。因為轉賬可以存在于各種法律關系中，例如買賣、租賃、投資等等都可能會產生轉賬。

被告認可是屬于借款或被告雖然主張是其它法律關系產生的轉賬憑證，但是不能有效證明的，則借貸關系成立，出借人主張還款會得到法院支持。

但，要注意!

被告不認可是借款，主張是其他法律關系產生的轉賬憑證，并能提供有效的證據證明的，則雙方借貸關系不成立，法院不會支持。

微信記錄、支付寶記錄等作為庭審證據，應注意以下三點：

一是能夠證明所舉示的微信記錄、支付寶記錄等使用人為案件當事人。一般而言，經過實名認證的支付寶賬戶通常可以與當事人相對應。但微信賬號一般通過手機號注冊，大部分賬戶未進行實名認證，其單獨作為證據認定為當事人使用的證明力不足，需要其他證據相互印證。

二是微信記錄、支付寶記錄等作為電子證據時需重點審查其真實性。法院將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九十三條的標準對電子證據的真實性進行審查，要求電子證據形式完整，且能夠提交證據原件，否則證據真實性存疑。故應當及時保留重要聊天記錄和轉賬記錄等，不得隨意刪除，也不得在訴訟中僅舉示于己有利的片段。當事人提交的電子證據尤其是聊天記錄等易刪減內容，原則上應當符合《規定》第九十四條的標準要求，起訴前即對電子證據進行公證或由第三方平臺提供或確認。

三是電子證據應當輔助以電話錄音你、短信催款、借條等其他證據，形成相互印證的證據鏈條。通過微信、支付寶轉賬時做好內容備注，對方未還款時及時催收，催收時明確欠款金額，完整保留相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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