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起義總指揮犧牲后，兒子在皖南事變中犧牲，手下走出3位元帥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時半，“轟、轟、轟”三聲炮響，一排信號槍聲響起，宣告震驚中外的廣州起義爆發。

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后，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又一次英勇反擊。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張太雷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要求廣東省委利用國民黨粵桂戰爭的時機，發動起義，奪取全省政權，張太雷擔任起義總指揮。

張太雷雕像

當時的廣州城在一片白色恐怖的籠罩下，張太雷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然地回到廣州。11月底，一個星期天的中午，天空下著小雨，張太雷又打扮成洋行職員的模樣，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廣州沙面河上的郵船，在船上向20多位各工會負責人下達了任務，廣州各工會共計3000多人，按行業成立7個聯隊，2個敢死隊，由周文雍任總指揮。后來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開國元帥徐向前，就是第6聯隊的聯隊長。

12月6日，張太雷主持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于12月12日舉行起義。成立起義軍總指揮部和參謀部，葉挺任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

不料，武裝起義的消息被敵人得知。張發奎下令全城戒嚴，進行戶口大檢查，還準備對其所屬的教導團收繳軍械。為了爭取戰機，張太雷在緊急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果斷決定，起義時間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舉行。

12月11日凌晨2時許，張太雷偕起義軍總指揮葉挺、秘書長惲代英等人來教導團駐地，主持起義誓師大會。總指揮葉挺下達各營、連的戰斗任務，全體官兵把軍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了下來扔在地上、再戴好帽子、系好紅領帶。

3時半，只聽得“轟、轟、轟”三聲炮響，一排信號槍聲響起，廣州起義開始了。教導團全部、警衛團一部和工人赤衛隊共5000多人（其中工人赤衛隊3000余人），分數路向廣州市各要點發起突然襲擊。經過3個半小時的奮戰，起義軍攻下了公安局、省政府、財政廳、沙河炮兵團、廣九車站、觀音山等10多個據點。

隨著起義的順利推進，第二天上午11點左右，在西瓜園廣場召開群眾大會，張太雷穿著黃呢子軍裝，在葉挺、惲代英、周文雍、楊殷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主席臺。在熱烈的掌聲中，張太雷首先報告了當前的形勢，舉行暴動的過程和意義。隨后，他提高了嗓音，慷慨激昂地宣布：“廣州蘇維埃政府成立了！”

正當大會開得紅紅火火、熱熱烈烈時，張太雷突然接到報告，珠江南岸的一股敵軍，渡過珠江從東郊進攻大北門。另一路敵軍攻占了觀音山，正向起義軍總指揮部進犯。

情況危急，張太雷決定馬上散會，疏散群眾，命令各領導立即回到戰斗崗位指揮反擊。 張太雷腰挎著手槍，雙手還拿著一支步槍。立即跳上一輛敞篷汽車，和紐曼一起向著槍聲劇烈的大北門疾馳而去。他坐在左邊，紐曼坐右邊，他們的警衛員分別站在兩邊的踏板上。

當汽車行駛到大北直街時，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一股機器工會的匪徒突然從左側的巷子里竄出，對著小車就是一通胡亂掃射。張太雷還沒有來得及反應，就被一陣子彈擊中了頭部和胸部，歪靠在車廂里。司機冼流和一名警衛員當場中彈犧牲，靠右邊的紐曼和另一名警衛員迅速跳下車，跑到街旁，依靠柱子作為掩體開槍還擊。

附近的赤衛隊員聞聲趕來，有的當即去追擊匪徒，有的跑到小汽車旁。車身彈痕累累，車胎被打爆，血水淌出車門，在地上積了一灘。張太雷無力地半睜著眼睛，像是疲勞至極似的用俄語喃喃地說了一句：“哎喲，可惡的魔鬼。”他頭一歪，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張太雷犧牲在戰斗的最前沿，年僅29歲。在那輛流著鮮血的小汽車旁，有赤衛隊員認出了張太雷，大驚失色，立馬拔腿奔往總指揮部報信。

周文雍、黃平等人得知消息十分震驚，但形勢萬分危急，來不及悲傷痛苦。 周文雍一邊派赤衛隊到現場警戒，一邊命令汽車工會調車搶運遺體。 汽車工會的負責人袁松、楊績、梁梅枝等人開了一部大客車到達現場。赤衛隊急忙把張太雷、冼流和警衛員的遺體抬到了大客車上。

張太雷的遺體被運到了總指揮部的一間屋里，放在一張床上，用蚊帳蓋住。現場舉行了簡短的默哀儀式，第二天正式舉行追悼會。隨即所有人回到了戰斗崗位，繼續同敵人作戰。

從左到右：維經斯基、張太雷、李大釗

張太雷是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的創建者之一，是第一個被派往共產國際工作并見過列寧的中共特使，被李大釗稱贊為“學貫中西、才華出眾”。 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犧牲在戰斗第一線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成員。廣州起義時，他的重要助手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在1955年大授銜時，都是元帥軍銜。

張太雷犧牲時，兒子張一陽只有4歲，妻子陸靜華擔當起贍養烈士老母、撫養烈士后代的重任。張太雷有二個女兒一個兒子，黨組織考慮到陸靜華帶著3個幼小的孩子，生活困難，加上當時局勢嚴峻，為了保護烈士家屬的安全，決定送他們母子4人去蘇聯。陸靜華考慮到婆婆正癱瘓在床，她必須要替丈夫侍奉母親。于是，就謝絕了組織的幫助，自己拖家帶口回到了常州。

隨著局勢進一步惡化，黨組織遭到破壞，陸靜華也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生活來源也斷絕了。陸靜華為了照顧3個年幼的孩子，白天到富人家里幫傭，晚上回家幫人洗衣服、做針線活。雖然日子過得很艱苦，但她始終牢記張太雷的囑托：“讓孩子受教育。”把姐弟3人都送進了學校。

國共第二次合作后，剛滿15歲的張西蕾，決定追尋父親的足跡。獨自一人去上海尋找共產黨，最終在朋友的幫助下，到達皖南，參加了新四軍。部隊上得知她是張太雷烈士的后代后，立即向上級做了匯報。

1939年，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到新四軍視察工作，特地接見了張西蕾，了解完張西蕾一家的情況后。叮囑時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陳毅：派人去一趟常州，把張太雷的家人都接出來，送到延安去。

陳毅立即派交通員劉思猛到常州，向陸靜華轉達了黨組織的關切。當時，張太雷的母親還在世，整天離不開人。于是，陸靜華向交通員說明了情況。

這一切，張一陽全部看在眼里，此時，由于日軍占領常州，他失學在家。看到家里生活困難，瞞著母親，偷偷到一家鑄鐵鍋的作坊當學徒。他看到日本侵略者給人民帶來的災難，知道了敵占區勞動人民悲慘的生活狀況，渴望像父親那樣改變這個社會。

聽到交通員與母親的對話，他感覺機會來了，擔心奶奶與媽媽不會讓他獨自離開家，交通員又不敢自作主張帶他走。于是，他趁交通員不注意，悄悄地遛上了船。母親到運河邊送交通員時，看到兒子躲在船上，她明白了一切。一句話沒說，立馬跑回家給兒子收拾衣服。

等她匆匆忙忙趕回來時，船已經離岸。母親使勁地將衣服扔到船上，對著兒子喊著：當心身體，聽二姐的話.....話沒說完，淚水已經模糊了她的雙眼。張一陽抱起衣服，面對母親跪在甲板上，重重地磕了一個頭，向母親告別。這一年，張一陽不滿16歲。

張一陽

張一陽到新四軍軍部之后，副軍長項英接見了張家姐弟倆，讓張一陽先在教導隊學習，等有機會就把姐弟兩個送到延安去。學習期間，張一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半年后，組織安排他到軍部政治部當干事。他主動要求到基層鍛煉，最終在二支隊的一個連隊里當文化教員。

1940年年底，按中央部署，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陸續撤離皖南，渡江去蘇北。軍部供給系統、非戰斗部隊和機關的女同志先行撤離。姐姐張西蕾想到弟弟一陽年小體弱，就向組織請求，讓弟弟與她一起先走。當張一陽接到通知后，再次拒絕了組織上的關照，他對姐姐說：“我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不能因為我是張太雷的兒子就搞特殊化，我要和我的連隊在一起。”

不久，發生了皖南事變。張一陽在突圍的過程中，受傷被俘。由于監獄的衛生條件特別差，1941年夏天，張一陽染上了“回歸熱”，體溫高達40度，這是一種傳染性非常強的疾病。特務們把患病的人強制抬走，不給治療也不給飯吃不給水喝。

其實，這種病很好治療，只要注射一種叫“606”的特效藥就可以痊愈。但是，如果想要得到治療，就必須在“悔過書”上簽字。特務一手拿著“悔過書”，一手拿著特效藥。對張一陽說：“只要簽個字，就給你打針。”

張一陽沒有思考就拒絕了，同在獄中的很多戰友，都知道張一陽是太雷的兒子，想為張太雷保存好革命的火種，大家一起向特務抗議， 要求把張一陽放出去。后來，特務從一個叛徒口中得知，張一陽是張太雷的兒子。

在國民黨的眼中，張太雷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現在，他的兒子落在國民黨的手里，這讓特務們認為可以利用張一陽大做文章。于是，他們派人來勸說張一陽：“如果在“悔過書”上簽名，就可以到國民黨做大官。”張一陽已經好幾天水米未進，身體十分虛弱，他用極低的聲音說：“我寧愿死，也不會向你們屈服。”

勸降不成，特務就不給張一陽治療。幾天后，張一陽的病情迅速惡化，他知道自己快要去見父親了，用嘴咬下自己的指甲，連同姐姐送給他的那支新華鋼筆，一起交給一個獄友。他跟獄友說:“如果你將來越獄成功了，請你幫忙找到我二姐張西蕾，把指甲與筆交給她。”幾天后，張一陽停止了呼吸，犧牲時年僅18歲。

后來，這位獄友越獄成功了，當他把東西交給張西蕾時，張西蕾不相信弟弟已不在人世，失聲痛哭。當陳毅從張西蕾哪里得知一陽噩耗，深感痛惜地說：“讓我如何向周恩來交待。”

張西蕾擔心母親受不了喪子之痛，沒有把弟弟犧牲的消息告訴母親。直到1950年，陸靜華受邀參加國慶觀禮，有人向毛主席介紹陸靜華：“這是兩代革命烈士的家屬。”她才知道兒子早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