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落地的中足聯，會是管辦分離的一大步嗎？丨不懂球夜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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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辦分離，會讓聯賽有何不同？

作者丨不懂球專欄

編輯丨華小嵐

2025年1月23日，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聯合會第一屆會員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勝利召開，中足聯正式掛牌成立。

于是，從紅山口會議正式開啟足球職業化進程一直到今天，33年的探索之路終于又邁出了一步。

不過，與中國足球的許多其他故事一樣，中足聯的成立帶來了期盼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疑問：管辦分離、職業化、市場化，這些熟悉的概念我們已經聽了好多遍，那么這一次的變化又會帶來什么不同呢？

“管辦分離”在這三十多年里經歷了怎樣曲折的歷史，許多球迷都已經很熟悉了。

紅山口會議上提出的幾條重點舉措中，就已經包括了要中國足協和地方足協逐步實現實體化的內容了。然而，從職業聯賽正式成立的1994年開始，一直到末代甲A的2003年，除了成立了一批職業俱樂部來替代此前的地方專業隊參加聯賽之外，并沒有太多政策如理想中那樣落到實處。

2004年，甲A搖身一變成了中超，2年后中超公司也在“G7革命”之后應運而生。然而，在中超公司中，中國足協依舊持有著36%的股權，而所有16支中超球隊則每支只有4%。而在聯賽管理運營的實際過程中，中超公司依舊完全依附于中國足協，僅有經營權而無管理權。

“管辦分離”逐漸成為了熱點話題，但“管”的人是否愿意放手，如何真正放手，成為了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

2012年，在上一次的足壇反賭掃黑風波過后，時任體育總局足管中心主任、中國足協專治副主席韋迪高調宣布，即將正式實施管辦分離。那一年，中國足協出臺的《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管辦分離改革方案》（試行）中，第一次提到了要成立“職業聯賽理事會”。當時，許多球迷和媒體對理事會的期待是，除了中超公司負責商務和經營外，具體的管理和運營也將和足協脫鉤。

然而——總是會有這個“然而”——職業聯賽理事會并沒有如很多人期待那樣脫離足協單獨成立。按照官方的說法，理事會是足協“特設的專項委員會，具體負責國內職業足球聯賽相關事宜”；而理事會執行局“作為職業聯賽理事會的常設工作機構，負責執行和落實職業聯賽理事會及執委會的決議”。

2014年，蔡振華履新之后，時任中國足協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局長馬成全宣布，原本由執行局管理的中超聯賽、中超預備隊聯賽以及中超精英梯隊聯賽，從2015賽季開始由中超公司接管——同樣是在2014年，馬成全接任于洪臣，出任中超公司董事長。

到了2015年，隨著國務院印發《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管辦分離終于要向前走一步：體育總局的足管中心將被正式撤銷，這意味著中國足協從行政架構上將徹底脫離體育行政部門的體制。

然而，架構上脫鉤了并不意味著實際能脫鉤。足管中心撤銷后，足協前后三任掌門人都有行政級別，且都至少是正局級，其中蔡振華和宋凱則更是直接來自國家和地方體育行政部門。除了行政一把手之外，足協的黨委書記則從杜兆才開始到李穎川和張家勝，都是總局的副局長，副部級領導。

足協在官方介紹中說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足球運動的單位和個人自愿結成的唯一的全國性的社會團體法人。但如此社團與行政部門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不言自明。

在足球先進地區，“管辦分離”又是怎么做的呢？

比如在英格蘭，英超公司是一個獨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包括英超的20個會員俱樂部和持有特殊股份的英足總——特殊股份意味著例如任命董事等特殊決定需要英足總的同意才能進行，也就是說英足總有在重大人事任命上的一票否決權。其他包括商業贊助、賽事編排、日常管理等權限，則全部由英超公司自行決策。

英足總在自己手中還留有的有關英超的權限，除了任命董事之外僅剩下了兩項，分別是裁判員選派與培訓，以及各項紀律處罰。

至于政府行政部門，則完全與英足總、英超公司沒有關聯。英國的體育行政部門叫做文化、媒體和體育部，與體育直接相關的下轄機構只有三家，分別是負責英格蘭地區體育彩票和社區體育場館的英格蘭體育委員會（Sport England）、負責英國奧運相關經費與奧林匹克運動員支持的英國體育委員會（UK Sport），以及反興奮劑組織。

這也符合國際足聯的要求：一國政府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本國足協。

再舉一個例子，與我們一樣是足球相對后發地區的近鄰日本：J聯賽由日本足協與日本職業足球聯盟主辦。其中，日本足協已經完全脫離了日本國家分管體育的行政部門文部科學省，而日本職業足球聯盟即聯賽賽事所有代表隊組成的聯盟。

目前，職業聯盟負責聯賽相關的所有推廣、經營工作，包括轉播與肖像權等。甚至在英格蘭由足總負責的裁判員、教練員的培訓等工作，在日本聯賽也由職業聯盟負責了。

簡單來說，在日本，職業聯盟屬于足協的下屬機構，不過許多本該由協會直接負責的工作也都交由職業聯盟來處理了。如果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那么就是足協更像是立法機構，而職業聯盟則是具體操辦行政事務的部門。

而在職業聯盟之下，還有一家J聯賽控股公司，負責直播與視頻制作、商務與周邊開發等工作。

所以，其實如今中國足協的“管辦分離”改革，目標的體制似乎與日本的現行體制更加接近。

那么，這次成立的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聯合會又會是怎樣的性質呢？

如果完全脫開任何行政的元素來看，這確實會是中國足球職業化、市場化的道路上前進的一大步。中足聯具有獨立社團法人資格，在聯賽的所有權、監管權依舊歸屬中國足協的情況下，將具體的經營權和運營權交給了新的聯合會。

而且各級聯賽的職業俱樂部都加入了中足聯，充分體現了中足聯成立時“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原則。

也就是說，此前足協領導“一拍腦袋”就改轉會規則、改外援規則、改聯賽出場規則等情況，在如今的中足聯體制下就不會出現了。包括當年擴軍一年后又立馬縮編、準入問題年年難產等問題，都一股腦地從足協劃給了中足聯。簡而言之，幾乎所有疑難雜癥現在都是中足聯的了。足協只留下了一個重要職責，就是裁判員的選派、評議和處罰。

此前有媒體稱，2016年就已經開始醞釀的職業聯盟始終難產的原因，是究竟中國足協要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據報道，當年俱樂部協商草擬版本中所有關鍵職位都由職業俱樂部來推舉，中國足協被排除在了理事會之外，而且沒有否決權。而這次中足聯的成立，則明確了職業聯盟與協會之間的關系。

正如前文所說，這次管辦分離的改革，更像是參考了日本的管理體制。中足聯以會員形式加入中國足協，也與日本職業聯盟的情況大致相似。

當然，也有許多的不同之處，也正是這些不同之處會讓我們心存疑慮：比如，職業俱樂部究竟能在中足聯中有多大的話語權？行政部門又會對中足聯有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或許都要有待時間來解答。

與中國足協相同，中足聯行政職務的一把手也由曾擔任地方體育局一把手的李克敏出任。與宋凱相比，兩人一位來自遼寧，一位來自天津，但都在省級體育行政部門的主要領導崗位上任職過數年。

而除了行政職務外，中足聯與中國足協相同之處在于已經明確了黨務也將由體育總局黨組統一領導——這也就意味著，足協或許確實不管中足聯了，但并不意味著沒有其他人能管中足聯。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官方的新聞通稿里強調，中足聯理事會中俱樂部代表的比例超過半數——這意味著非俱樂部代表的理事也接近半數。

在非俱樂部理事中，除了馬寧作為裁判代表、陳晨曦作為媒體代表（還是人民日報）、劉勁松是國際足聯足球管理和競賽專家之外，剩下的5位都來自足協、體育總局與國務院其他行政部門。

如果進一步考慮到俱樂部代表中大部分都是國企，那么其他更廣泛的俱樂部究竟能有多少話語權，確實要打一個問號了。

中足聯成立后，背負著很多人的期待——這些期待不僅有對變化的期待，更有對重大的歷史問題如何解決的期待。

其中一個問題，便是足協在中超公司36%的股份：這意味著中超所有商業收益中，足協都能分到36%。

放眼世界各國職業化、市場化的聯賽體系中，這都是一個遠高于平均水平的數值。早在五年前，就有傳言說足協要放棄大部分股份，讓利于俱樂部，然而這一舉措現在依舊是毫無動靜。

如果足協是為了好做算術題，才把用100減去4乘以16得到的36%，那么其實也可以變成100減去6乘以16，得到4%這個數字。

另一個問題則是裝備壟斷。本文寫成的1月24日是2025賽季中超各支球隊的裝備上市日，以申花為首，聯賽中包括國安、泰山、蓉城、津門虎在內的多家新老球隊球衣都引起了搶購熱。然而，在耐克的壟斷之下，這樣的消費活力卻只是近年來為數不多的一次釋放。

中足聯成立后，各類商務的運營權是繼續交給中超公司，還是交由中足聯統一管理，一直是一個問題。那么如果職業聯賽的俱樂部能獲得更多話語權的話，相信在球隊裝備贊助方面會有更多的變化。

畢竟，這理應是職業足球俱樂部最大的收入組成部分之一。

排隊購買球衣的申花球迷 圖片來源于網絡

許多人曾存在的疑問是，既然中足聯成立了，那么中超公司是否還有存在的意義？我覺得這反而不會成為一個問題。中超公司歷任（都已經落馬的）董事長中，都多少有過體育行政部門的工作經歷。

對于總局而言，不管中超公司是否繼續負責商務運營，足協、中足聯、中超公司三家本就沒有什么不同。

當然，這也僅僅是架構上并沒有太多區別。具體到操作層面上，就得看實際的運轉了。

畢竟，從中超聯盟籌備組到中足聯籌備組，牽頭人從民企俱樂部的負責人變成了清一色有足協與總局經歷的領導人，甚至中足聯籌備組在李克敏之前的三位負責人都先后被調離或被調查，這總是會讓人們開始對這套班子產生一些疑慮。

1992年的紅山口會議上，將足球的職業化定位了中國體育領域職業化、市場化的先行先試。在這些年來許多其他項目洶涌的市場化或者為市場化紛至沓來時，足球能不能走好這一步，確實讓更多人翹首以盼。

希望我們不會在若干年后回頭看，再說出一句“原來我們離職業化、市場化的足球聯賽最接近的時刻，是G7聯盟成立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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