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個穩重的孩子

這兩天隨手翻一本叫《你身邊不可思議的化學》的書，16年在日本出版的科普讀物，去年十月在江南某個舊書攤淘的。

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必須知道的84個化學常識”，一共分四章，分別是：事故、犯罪中的化學物質；環保問題中的化學物質；人體生存問題中的化學物質；我們身邊的其他化學物質。每篇文章都很短小，1、2頁介紹一個知識點，言簡意賅，非常適合隨時拿起來打發時間。

數理化中，化學的科普最難吸引我。比起數學和物理，化學科普中的專業術語偏多，太難記。有時只記結論嫌不夠，想增加表達時的說服力，光那些化學物質的名稱就死活說不出來。比如，為什么喝酒練不出來，因為東亞人普遍缺少乙醇脫氫酶和乙醛脫氫酶，酒精代謝起來就慢。這里，你就需要記住“乙醇脫氫酶”和“乙醛脫氫酶”，還要知道哪個反應在前。

即便只是一本科普讀物，這仍然是我離開校園后多年來讀過的第一本關于化學方面的書。我曾堅定地認為這輩子都再不會讀和化學相關的書了，因為化學是我學生時代的夢魘。

中學的理科生中，化學幾乎是公認的數理化中最容易拿分的一科。很多女生到了高中數學物理死活開不了竅，但在化學上還是能拿到理想的分數。而我，在高考之前，化學鮮有能拿到班里平均分的時候。

中學學了四年化學，經歷過五個化學老師，我的化學成績始終沒有太大起色，而且幾乎是從初中剛開始學就跟不上。

我初三那年是海淀區中考恢復考化學的第一年，滿分60分，基本屬于白送分的科目。我幾乎每周都要有一天中午去化學老師的辦公室開小灶，就這樣中考也只考了52分，班里絕大部分同學都在55-58分。

對于初中化學，最深刻的記憶就是我們的第二個化學老師發不出h的音，所以燒杯總說成“騷杯”。每次去做實驗，我的搭檔Garden都會說“來，搖一搖你的小騷杯，搖勻”，然后露出虎牙，發出幾聲壞笑。

高中三年，我們每年換一次化學老師。這里要說一下我高二的化學老師鄭海燕，內蒙人，北師大畢業。鄭老師課講得好，人很隨和，課下答疑也耐心，讓我一度對化學又萌生起希望。

高二下學期期中考試，我化學得了74分還是76分，排班里第10，這是我化學單科第一次在期中期末考試排進班里前十。有天中午放學回家的路上，碰上了鄭老師，她和我順路。鄭老師說注意到我這次期中考得不錯，“這才是你的正常發揮嘛，而且我覺得你還沒費什么勁，要是稍微努力一點，應該遠不止現在的水平。”我一直記得鄭老師的話，她的鼓勵如此真誠。

鄭老師還說我和我爸很像，她和我爸是學校同事，雖然接觸不多，但她覺得我爸是個儒雅的人。她說我也是個穩重的孩子，有時候可能心理負擔太重，潛力一直沒發揮出來。中學六年，把我當作正常孩子看待的老師不多，出格、調皮、不好管，是很多老師對我的印象，并把這些標簽口口相傳，還有以看我出丑為樂的。

作為差生，沒有被另眼相待，鄭老師讓我感受到少有的尊重。遺憾的是，高二結束后，她就不再教我們班了。學校為了高考在區里的排名，高三時年級又組建了一個重點班。鄭老師教兩個班的課，一個是自己當班主任的班，另一個就是新組的這個重點班。

我對化學剛重燃的信心，隨著鄭老師的離開，又被澆滅了。高三的化學老師是從昌平的學校調來的，第一次帶高考班，教學經驗不足，我的化學成績又一蹶不振。

為了拯救拖我后腿的化學，我爸想出最后的殺招就是求助鄰居董伯伯。小學一年級時，我家從平房搬進了樓房。董伯伯成了我家的鄰居，住在我們對門。

董伯伯白天在家時經常不鎖屋門，有時虛掩，有時半敞著。也許是住慣了平房養成的習慣，也許因為樓里都是學校同事，對鄰居也就沒有什么戒備心。

中午放學回家，經常還沒上到我家那一層，就能聽到從董伯伯家里傳來的收音機里的廣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體育節目》。我爸也喜歡體育，我家中午吃飯時，也聽《體育節目》。

有時我爸和董伯伯閑聊，話題說到體育，我偶爾忍不住插嘴。剛開始董伯伯也好奇，一個一二年級的小孩能知道啥，就說考考我。他問我國內三級跳遠紀錄是誰保持的？鄒振先。成績呢？17米34。世界紀錄呢？18米29，愛德華茲。小子可以啊，跳高呢？古巴的索托馬約爾，2米45。

我的對答如流讓董伯伯有些意外。知道他喜歡下圍棋，我還像報菜名一樣，把武宮正樹、加藤正夫、依田紀基、小林光一、山城宏、小林覺、片岡聰等日本棋手的名字悉數抖落出來。愛插嘴的毛病，長大后基本改了。但喜歡瞎賣弄窮嘚瑟的頑疾一直沒有根治。

等我上了中學，鄰居的叔叔阿姨很多都變成了我的老師。這一改口，關系也就發生微妙的變化。我再也沒法和鄰居們暢所欲言，甚至沒法行動自如。我生性內向，膽怯。寒暑假時，每次抱著足球籃球出門前，我都先踮起腳扒著門鏡看看，然后把門打開一道縫聽聽樓道動靜，確定沒有認識的老師上下樓，再抱著包里的球沖出去。直到上了大學，出門時我才敢把球暴露在外面。成績不好，連玩都帶著愧疚。

董伯伯成了少數我可以完全放下戒心的鄰居，他不相信同事傳說中的“我”，他只相信自己每天接觸到的我。

雖然我的化學成績一直稀爛，但在高三前，我爸從來沒想過要利用近水樓臺的便利。眼看我在深淵里無藥可救，迫不得已，我爸只能去麻煩鄰居了。

董伯伯讓我每周日下午去他家，和其他學生一起聽課。每次四五個學生一起，只有我去的時間是固定的，和我搭伴兒的人則是隨機的。和我一起補課的人里，我看到了我高一高三的同桌，高二的同桌，初中同學，小學同學。

幾個月的時間里，光我的同學和我一起上課的就十幾個。他們中，有的和我一樣，學得像亟待搶救的危房，有的則是想要精裝修，更上一層樓。在此之前，我從來不知道他們找過家教，更不知道他們找的家教是我的鄰居。

當年，好一點的中學，很多學生都不愿意讓同學知道自己在外面補課，說出來就像成年后吃壯陽藥一樣丟人。實際上，很多同學遠沒有表面上那么游刃有余，后來才知道，即便考上清華的同學也上了大量的補習班和家教。

高三一整年，我長期找家教的只有化學。高三下學期也找過數學家教，那個老師以前教過我，上了兩次課就不好意思收錢了，不給錢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了。數學不同于化學，我需要的不是往衣服上打補丁，而是量體裁衣穿得更提氣。這樣的裁縫本也不好找，畢竟，最后兩道大題不少老師若不是拿著解題指導自己也未必能手拿把攥的解出來。權衡了下迫切性，最終沒再找數學家教。

當優等生們長期吃“補藥”事實暴露在我這個一直蒙在鼓里“外人”面前時，他們并沒有什么不好意思，就像多年后他們在回憶時把高考成績虛報幾十分時一樣坦然。作為“成功者”，有虛構“歷史”的底氣。而這樣的底氣，可能也是“成功”的基石。

補課一般都是在董伯伯家的客廳，周日下午趕上有國安比賽時，我們就會挪到有電視的房間里。講完幾道題，董伯伯就會讓我們看幾眼比賽。看球的時間不計在補課時間內，董伯伯從來不在上課的凈時間上“缺斤短兩”。

看球的時候，董伯伯總是感嘆，說我要像記球員名字、年齡、身高這么上心，就化學那點東西反反復復講了那么多遍還能記不住？

雖然在知識上千瘡百孔，但我的口算能力卻鮮有對手。董伯伯常念叨，你小子別看什么也記不住，算得倒是真快。他不理解為什么每次我都是一聽就會一做就廢，其實他并不知道我處在厭學的高潮期，精神渙散，失去了專注力。不只是化學，很長一段時間里，其他學科也是，什么都記不住，什么也不想學。

從剛做鄰居時，就常聽我爸說，董伯伯是學校里教得最好的化學老師之一。在去董伯伯家補過幾個月課后，我覺得我爸可能說的保守了，董伯伯有可能是海淀區最好的中學化學老師之一。同時，我也深感自己在暴殄天物。

和我一起補課的有個初中同學，我們做同學的三年里，一共也沒說過幾句話。一起補課的經歷，拉近了我們的距離。共慘主義，是和諧關系的基礎。每次下了課，我都送他去車站。冬天的寒風中，我們站在蘇州街路邊吃著烤紅薯，聊著CBA。到現在，我們也沒斷了聯系。

高考考理綜的時候，在物理上我出現了災難性的失常，比平日正常水平差了4、50分。雖然化學做得手風很順，比較怵的幾塊知識點又都沒考，但考完還是心灰意冷。中午回家的路上，就動了復讀的念頭。

高考結束第二天，去學校領高考答案。回家對照標準答案估了下分，驚奇地發現滿分120的化學我能拿到114-116分。這是我高中三年從來沒有企及過的成績，甚至可能是班里化學的最高分。上天眷顧，這就是所謂的“考得全會，蒙得全對”吧。化學的超長發揮雖然不足以彌補物理失常的損失，但至少勉強托住了正常區間的底線。

高考出分后，理綜成績和我估分的大差不差。怎么也想不到，最弱的化學，最終挽救了我。我去和董伯伯“報喜”，他說這半年沒白去他那就行。“我倒不擔心你，該講的都講過了，你也就是不怎么下功夫，本來就應該比他們強。”他還問了我其他幾個一起聽課的同學考得怎么樣，我說沒打聽過。

當時我想，如果這是這輩子最后一次化學考試，也算圓滿了，再也不用被化學折磨了。沒想到，高考并不是我化學考試的句號，大一下半學期課表上出現了一門必修課——《環境與化學》。

剛拿到課表我就開始犯怵，怎么又要學化學啊？我有個室友，每次拿到教材后的習慣是一周之內自學完。他安慰我說，這門課純化學部分不多，大部分都是“環境”方面的。其實，無論這門課化學的占比多少，作為一門基礎課，比起那些天書一般的專業課，又能有多大障礙呢？

時隔多年，對大學課程的記憶深淺，完全和考前突擊的艱苦程度成正比。很多課程雖然如今什么也想不起來，但考前復習時頭發一把把脫發的經歷卻還歷歷在目，《環境與化學》顯然不在其列。生平最后一次和化學相關的考試，最深刻的記憶點卻是我鬧出的笑話。

考完《環境與化學》，中午回宿舍，室友們相互對答案。對我來說，過不過無虞，多幾分少幾分也不在乎，所以就直接上床準備午睡了。躺在床上，聽他們說到了“日本”兩個字，我尋思沒印象考試時有什么日本啊。我問他們哪道題是日本，“填空題，水俁病，你填成什么了？”。我這才想起有道題是：水俁病發生在___國？我一看到“國”字，想都沒想，直接填上了個“中”。為了掩飾尷尬，我只好抱怨老師出題時為什么不直接就用下劃線，偏偏加了個國。室友說沒毛病啊，“日本”是簡稱，全稱是“日本國”。

多年之后，在看約翰尼-德普主演的電影《水俁病》和是枝裕和關于水俁病的紀實文學作品《云沒有回答》時，我又想起了大學考試結束后那個窘迫的午后。

高考結束后，我再沒見過鄭海燕老師，后來她隨在清華學核物理的老公移民去了德國。我甚至沒有機會當面表達對她的感謝，感謝她當年回家路上對我的鼓勵。我羞澀、遲鈍，總是不能第一時間對人說出心里的感受。十年前去德國旅行時，我還想起了鄭老師。不知她后來是否還在教化學，如果她還在當老師，我想應該會有很多德國孩子和我一樣受益吧？

我和董伯伯做鄰居的日子也終止在了大一的春天，那一年我搬家了。我沒有和董伯伯道別，因為我搬去的是同一個院里的另一棟樓，我想以后見面的機會有的是。沒多久，董伯伯也搬家了，搬出了我們那個院，我再也沒見過他。

前些年的一個夏天，我突然連續一周多高燒不退。有天下午我攤在沙發上，把涼毛巾按在額頭上物理降溫。一發燒無事可干時我就喜歡回憶，我問爸爸，董伯伯怎么樣了？爸爸說董伯伯前幾年就去世了，心臟一直不太好。想起大一那個寒假，董伯伯戒了煙，每天早上去學校操場跑步。聽到董伯伯不在了，我的眼淚瞬間就落了下來。扶著額頭上毛巾的手一松，毛巾展開滑落下來，蓋住了我的臉。我用雙手捂住毛巾，不想讓別人看到我的脆弱，即便是在家人面前。

爸爸以為我在擦臉，繼續說著董伯伯，可我卻聽不進去了，眼淚止不住的流。我在想，如果沒有董伯伯，說不定我連個像樣的大學都考不上。

每當聽到別人說自己學不好數理化語英時，我心里總有個聲音在回旋。沒學好，可能未必是你的問題，也許只是你從來沒遇到過鄭老師和董伯伯這樣真正的好老師。雖然我也沒學好過化學，但至少，我曾擁有過這份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