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虹 | 送父還鄉

著名演員潘虹

前天，是父親的忌日。可真正讓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龍華火葬場門口。

雕龍的煙囪，高高的矗立在陰霾的天空下，時不時“轟”地一下，冒出一股濃濃的黑煙，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漸飄散，變淡。我呆呆地看著它，感覺著死亡。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歸途。

頭一天晚上，當我聽到爸爸死訊的時候，心里就好像有一個結被松開了。我沒有哭。我平靜得不像他的女兒，甚至不像一個孩子。作為一個二類右派的女兒，作為一個老是聽大人們悄悄議論著哪一個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沒了的十歲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著一種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東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總有破碎崩潰的那一天。

那個晚上，結果來了。這就是結果。一個預料中的結果。

那個夜晚，煤氣爐的水壺上溫著一碗蛋炒飯，那是留給遲遲未歸的母親的。早已過了晚飯的時間，媽媽卻連人影也不見，也沒有一個說明她要晚歸的口信請人帶回。我帶著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問會有什么事發生，可誰的心里都有預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經發生。

十一點多了，媽媽才回來。表情里沒有什么異樣，只是一件本是淡灰色的夾衣，肩頭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我端蛋炒飯給她吃，她動了動筷，就打發我去睡。我剛一轉身，她就對著外婆哭了。她說爸爸死了，是自殺。昨天，吃了過量的安眠藥，死了。她說她今天去了龍華火葬場，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們不讓她進。他們要她劃清界線。她回過頭來對我說：“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給你爸爸送點東西去好嗎？”“好的，媽媽。我去。你別哭了。”我回答得那么冷靜，今天回想起來都有些詫異。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媽媽就把我叫起了床。她打開爸爸的箱子，拿出一套柞蠶絲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襯衣，一雙相拼皮鞋，一雙襪子，打成包袱，讓我帶去。她往我兜里塞了30元錢，那是爸爸的一個同事打聽了來告訴媽媽的，是用來收爸爸骨灰的錢。

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車，把我交給了售票員。

龍華火葬場的門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樣，手里提著個包袱。沒有一個大人，只有替他們的父親或母親來承擔一個結果的孩子們。

看門的老頭向我招招手，示意我過去。我走到他跟前，他問我，“來看誰？”我默默遞上死亡通知單。他接過去。看一眼通知單，又看一眼我，說，“等一下”，轉身進去了。

他進去了很久，寒氣就一點一點侵襲了我的全身。他終于出來了，第一句就問我有沒有給爸爸帶襪子。他說他一個腳光著。我說帶了。“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藥死的，是不是？”他又問。我點點頭。他停了停，又對我說：“回去不要告訴你媽媽，你爸爸的一個耳朵被撕下來一大半，掛在臉上呢。”

這一瞬間，我忽然覺得，爸爸死了，這是解脫。雖然那時的我根本還不懂得苦難的準確含義，也不懂得忍受苦難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對生和死就有了一種極具體的感覺。與其那樣活著，不如這樣死了。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錢遞給他。他拍拍我的頭，說，“回去聽話一點。”我點點頭。我覺得，那種感覺，不像是一個老人在關照一個孩子什么，倒像是兩個大人在達成一種默契。

高高的煙囪雕著龍，矗立在陰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濃濃的黑煙時不時地“轟”一下冒出來，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漸飄散，變淡。我一路走，一路扭著頭看它，心里就想著回去要聽媽媽的話，別做任何讓她失望的事。

父親的死給我的不是悲傷，而是悟性。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時代，超越了年齡，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徹底失去了我的童年。這樣一種生命層次的飛躍，使我比同齡的任何一個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樣打理自己。因為我知道，只有照顧好自己，才能少給媽媽添麻煩。

于是，就有了一個十歲的小女孩，捧著她父親的骨灰盒，一個人坐硬席火車，從上海到哈爾濱，整整三天二夜。為的，是要替她的母親送她的父親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爾濱，松花江還沒完全解凍。第一次出門，我什么都不懂，連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這條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媽媽交給我的任務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松花江是冰冷的。哈爾濱是冰冷的。父親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哈爾濱，這個我生疏的城市，這個與我的生命有著一份無法割舍的親緣的地方，讓我冷得徹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