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景昭《三友百禽圖》：宋韻新姿，筆墨中的古今交融

導語：邊景昭作為明初具有開創性的宮廷花鳥畫家，其作品用筆細膩、設色雅麗、注重筆墨情趣。如《三友百禽圖》，造型豐富且生動，不但繼承了宋代院體花鳥畫寫實的特點，還在技法上融入了南宋院體山水畫和浙派山水畫的勾皴之法，使作品寫實中不乏寫意性，明麗中又不乏厚重。

中國花鳥畫在唐代已經成熟，并形成了獨立的畫科，五代出現了“徐黃異體”，宋代花鳥畫達到了新的高峰。

在兩宋畫院的數百年間，高手云集，名家眾多，但是“黃家富貴”一路的寫實畫風還是占據了主導地位。

直至元代，隨著文人畫的興起，趙子昂提出了“用筆纖細，賦色濃郁。古意既虧，豈可觀也”。工筆花鳥畫才發生了變化。

王淵變化了工筆的設色，以墨易色；錢選改濃麗為淡雅，脫去華麗之氣，以迎合士大夫的審美要求。

進入明代后，畫院體制再度復興，邊景昭就是在此時脫穎而出的。他放棄了王淵、錢選的樣式，直接師承宋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花鳥畫風。

極具宮廷花鳥畫風的《三友百禽圖》

《三友百禽圖》是邊景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通過細致的觀察與布局，展現了一個飽滿的空間，營造出繁榮富貴的氣息，極具宮廷花鳥畫風。

明代院體畫的產生和明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與帝王的愛好息息相關。作為明代宮廷畫家的代表，邊景昭的創作題材大多是宮廷中的珍禽和奇花異草，都有繼承政教功能和宣揚儒家思想的表現。

創作題材也有寓意和平、富貴的象征，這和傳統觀念中人們追求吉祥平安的美好愿望一致。

他的繪畫作品中所畫的竹子、梅花、松樹這三種植物，本來不可能在同一片土地上生長，但是它們卻都在寒冷中保持頑強的生命意志力，就如《三友百禽圖》。

《三友百禽圖》屬絹本設色，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是邊景昭作品里最具宮廷花鳥意味的畫作。“歲寒三友”松竹梅同時出現在畫面，一百只形態各異的禽鳥散落枝頭，有嬉戲打鬧的，有昂首眺望的，有左顧右盼的，千變萬化的姿態和神采增加了畫面趣味性。

這幅畫的構圖呈現內斂式，雖然畫面節奏緊湊，但強調了安定祥和的氣氛。畫面最左側兩棵竹竿粗壯無比，和梅枝、松干相互交錯。枝頭布滿各類禽鳥，多而不亂。畫面中幾種黑色的鳥類分布在不同位置，形成了一種律動感。

全幅把梅干上的山椒鳥作為焦點，山椒鳥與左上的斑鳩、右上的烏鴉、左下的藍頭山雀和右下的灰喜鵲共同構成了近似五邊形的視覺中心，除了烏鴉方向朝左以為，其他四只鳥頭尾方向幾乎是一致的，利用重復出現的手法，增強畫面秩序感。

在用筆方面，邊景昭氣力十足，勾線較靈活多變，不同筆墨效果表現不同物體質感，虛實相生，剛柔相濟。在筆墨方面，邊景昭采用重復用墨的方法，淡墨勾勒，敷色，再復勾重墨，有厚重質感。坡石則采用南宋斧劈皴法，收放自如，使得作品雅麗中不乏剛健氣息。

此外，《三友百禽圖》雖是邊景昭典型的院體花鳥畫作，但在畫中卻還有諸多“寫意”的流露。

既有富貴品貌，又有寫意畫風

邊景昭的畫作既有富貴品貌，又有寫意畫風。他將傳統意義上的工整細筆轉化為粗筆寫意，使作品有了山水大斧劈皴一般的激烈與清剛氣。

邊景昭的《三友百禽圖》繼承了宋院體畫主張的“寫生”觀，需與大自然親密接觸，仔細觀察，方可繪出形態各異的禽鳥姿態。其技法純熟，坡石和樹干提頓筆法簡化而含蓄，和當時盛行的宮廷浙派山水畫法接近。

而禽鳥整體呈現精工細致之風，細看卻處處可見粗放筆意，在禽鳥羽毛的繪制上，邊景昭并不同其他畫家一樣采用宋代院體花鳥畫自然寫實、注重細節的方法。

畫面中心站立的白喉磯鶇僅勾勒了翅膀的形狀，其余部分則采用點寫法，直接用墨和紅色點出以示禽鳥身上的片片羽毛，這種畫法在畫面中隨處可見，與宋代墨線勾勒、層層暈染、勻凈精致的畫法截然不同，較之宋代院體花鳥畫更具寫意性。

樹石的畫法亦是如此，坡石外形的筆法如寫草書，意筆草草，勾線較粗，筆力勁挺，棱角分明，線條并不似宋徽宗《芙蓉錦雞圖》那般平靜、孱弱，也不似《梅竹聚禽圖》般工細寫實，這種畫法借鑒了馬遠的斧劈皴法，樹干的勾勒也更粗放，地面的淡墨暈染可見馬遠、夏圭的風格。

邊景昭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同時又融入了自己的理解，這種對筆調的追求帶來傳統工筆花鳥畫繁復細膩的步驟的上的簡化，卻造就了另一種筆墨的生動性與釋放感。

邊景昭的作品風格獨樹一幟，有師承，有創新，還具有裝飾性和政教功能雙重意味，這對明初院體花鳥畫影響可見一斑。

他一改元王淵以及錢選的繪畫風格，在繼承和發展宋人院體花鳥畫的同時，結合南宋山水畫中皴法，形成了獨特的具有開創性的花鳥畫風格，成為明代院體花鳥畫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