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何同學？

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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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B站頂流UP主何同學因分享自己拒絕網約車司機“索要好評”的經歷，意外成為社會情緒的投射靶點。

輿論風暴中心異常熱鬧，數據跳躍、人頭攢動之外，數字時代公眾人物與大眾之間的微妙張力暴露無遺，網絡社會中群體性道德審判的深層邏輯也被折射出來。

隨著個體選擇被強行嵌入“精英VS底層”的二元敘事框架，當個人成長的真誠反思被解構為“虛偽的優越感”，爭議早已超越了簡單的價值觀討論，進而演化成一場裹挾著社會焦慮與權力失衡的集體霸凌。

事件的起點看似微不足道——何同學在社交平臺坦言，自己過去因“討好型人格”而敷衍答應司機好評請求，如今選擇直接拒絕以鍛煉真誠。

這本是一次關于自我成長的私人記錄，卻因為他個人的“愚蠢”和算法助推，演變為公共議題。網友將“拒絕好評”與內容創作者依賴的“一鍵三連”進行類比，指責他“雙標”與“傲慢”，單日掉粉超2萬的數字背后，是輿論場對“道德瑕疵”的零容忍。

然而，這場審判的荒誕性恰好在于人們的選擇性關注傾向：人們聚焦于“拒絕好評”的符號意義時，卻刻意忽略了個體心理成長的復雜性。

何同學試圖表達的“反討好型人格”實踐，在傳播過程中被簡化為對服務行業的蔑視。這種認知偏差暴露出公眾對話中普遍存在的“議程設置”效應——社交媒體通過標簽聚合與情緒渲染，將個人敘事異化為社會矛盾的縮影。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社會結構性的斷裂。何同學的拒絕行為被解讀為“精英階層的傲慢”之后，實質是公眾對平臺經濟壓榨勞動者現狀的憤怒轉移。網約車司機的好評請求背后，是平臺算法將服務評分與接單量綁定的生存壓力，而乘客的評分權力恰是這種畸形制度的產物。

何同學將個人選擇定義為“真誠實踐”，卻未意識到他的行為正踩中“評價權力不對等”的社會敏感神經——在公眾認知中，拒絕外賣員的催單電話是維護權益，拒絕司機的好評請求卻成了“恃強凌弱”。

類似此種雙重標準的形成，源于社會對弱勢群體天然的道德庇護期待，也揭示了公眾人物在階層議題上的表達困境：當個體行為被強制賦予群體代表性時，任何細微的言行都可能觸發集體情緒的雪崩。

輿論暴力的演化路徑在此次事件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從對當下行為的批判，到翻出2024年代碼抄襲風波進行“道德污點疊加”；從對何同學“雙標”的職業身份解構，到將“討好型人格”的自我剖析污名化為“情感勒索”，公眾的審判邏輯呈現出清晰的暴力升級軌跡。

這種暴力不僅體現為語言攻擊，更在于對個體人格的系統性解構：即便何同學刪除爭議言論，卻未公開回應，沉默被解讀為“心虛”；當他試圖展現真實自我時，脆弱性反成“表演性人格”的佐證。

這種“有罪推定”的思維模式，使得公眾人物陷入“回應即認罪，沉默即默認”的囚徒困境。

而這場鬧劇的根源，更在于數字時代權力關系的徹底重構。社交媒體賦予普通人前所未有的審判權，當“頂流博主”與“網約車司機”的身份標簽被算法并置，情緒共鳴便輕易擊穿理性討論的防線。流量機制對沖突性內容的偏愛，使事件迅速蛻變為“頂流欺壓勞動者”的敘事模板，而碎片化傳播則不斷強化認知偏差。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這場集體狂歡中，真實的個體被抽象為符號——何同學的“真誠人設”與具體行為之間的矛盾，成為公眾宣泄對社會不公不滿的安全出口。

人們將網約車司機的生存困境、內容行業的流量焦慮、階層固化的集體恐懼全部投射到一個26歲青年的選擇上后，這場審判早已與當事人無關，變成社會焦慮的集體放血儀式。

面對這樣的困境，單純的道德譴責已無濟于事。法律學者還是會討論《民法典》對公眾人物名譽權的保護邊界，傳播學家也繼續剖析“議程設置”如何扭曲公共討論，但我們更需要反思的是數字倫理的建構。

社交平臺不能止步于流量收割，而應建立更健全的內容評估機制，避免將個體行為異化為社會矛盾的導火索；公眾需警惕“道德完美主義”的陷阱，認識到人性的復雜性與成長的過程性；而公眾人物則要在“真誠”與“責任”間尋找平衡——真正的共情不是自我剖白的勇氣，而是將個體敘事置于社會結構中進行批判性反思的能力。

畢竟，在算法編織的迷宮中，沒有人能永遠正確——但我們可以選擇，不再讓一個人的錯誤，成為整個社會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