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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大衛
編輯 | 茶茶
4月15日,貝殼發布了2024年財報數據:2024年公司營收同比增長20.2%至935億元,凈利潤卻同比大跌30.9%至40.66億元。不過,資本市場與公眾輿論的焦點卻在另一組數字上:董事長彭永東與聯合創始人單一剛2023年合計年薪高達12.42億元,這個數額是公司凈利潤的30.5%。
數據顯示,2021 年彭永東年薪 847.8 萬元,2022 年升至 4.75 億元,2023 年更是漲到 7.13 億元,三年漲幅達83倍;單一剛在2021 年薪酬為 685.3 萬元,2022 年達 3.55 億元 ,2023 年則有 5.29 億元,漲幅77倍。
在房地產業邁入“黑鐵時代”的背景下,諸多房企巨頭的高管們選擇與公司休戚與共,自降薪酬,反觀貝殼高管們的薪酬卻扶搖直上,顯得過于突兀。以 2023 年為例,龍湖集團董事長陳序平的總薪酬和股權激勵累計接近 5000 萬元,僅為彭永東薪酬的 7%。萬科董事會主席郁亮自愿放棄 2023 年度獎金,只領取稅前1萬元月薪。
在種種質疑聲中,4月17日晚間,貝殼發布公告稱,公司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及控股股東彭永東計劃捐贈900萬股A類普通股。根據公告內容,完成相應納稅義務后,此次捐贈股票所獲資金將被分為兩部分使用:50%的稅后資金用于改善居住行業服務者及其家庭成員的醫療健康福利;另50%則用于應屆畢業生等租客群體的租房幫扶。
然而,這個公益行為也并沒有扭轉輿論的風向,很多網友認為這個公益不過是貝殼高管們迫于形勢的舉動,是為了給自己找臺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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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仔細看年報,貝殼高管的天價年薪主要來源于股權激勵,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年薪,也并非到手現金。這與網絡上很多情緒化的想象,諸如“兩位高管拿走公司30%的利潤”,其實完全不是一回事。
據了解,貝殼是具有同股不同權(WVR)架構的公司,在2022年5月公司于香港上市時,根據聯交所的上市規則,具有同股不同權(WVR)架構的公司,WVR持有人(即超級投票權持有人)的股份所對應的經濟利益占比不得低于10%。
而在上市前,作為貝殼超級投票權持有人之一的貝殼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及控股股東彭永東持有的權益相對較低。
因此為了滿足該上市規則的要求,在聯交所批準的前提下,公司向彭永東授予限制性股票。該限制性股票,在會計規則上采用“直線攤銷法”,因此在每年的“股權薪酬”科目產生了較大數額,但并非一般理解的年薪。
港交所的這個規定不難理解,其實是通過將公司靈魂人物與公司利益的深度綁定,讓上市公司有更加穩定的治理以及更加高效的管理,從而讓廣大投資者的利益得到保護。然而,在當下的市場環境中,這波合法操作卻遭到了廣泛質疑。
首先,中國素來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在當下各行各業紛紛降本增效、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情況下,大廠裁人也都司空見慣,很多人在為生計發愁,而貝殼高管的年薪卻逆流而上,數額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瞬間就刺痛了很多人的心。
從制度上來說,高管天價年薪有其特殊背景和目的,是合理的;但是,從情理上來說,確實會冒犯到很多為生活奔走的人,可以想象當這樣天價年薪刷屏時,會有多少“草泥馬”在那些憤憤不平的心中奔騰。
與高管們賺得盆滿缽滿形成截然反差,貝殼的四十多萬經紀人分得的“蛋糕”卻越來越有限。財報顯示,2024年,貝殼外部分傭、內部傭金及薪酬分別為228億元、189億元,合計417億元,同比增長11.5%;而2024年貝殼有49.99萬經紀人,同比增長16.9%,比分傭增速高5.4個百分點。
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貝殼下調了經紀人的分傭率。2021年,貝殼存量房和新房的GTV為36668億元,兩條業務線對應的凈收入合計784億元,從房產交易中獲得的傭金率約為2.14%;經紀人合計傭金為579億元,經紀人的傭金率約1.58%,貝殼獲取的差額為0.56個百分點。
對比而言,2024年,貝殼存量房和新房的GTV為32165億元,兩條業務線對應的凈收入合計619億元,從房產交易中獲得的傭金率約為1.92%;經紀人合計傭金為417億元,經紀人的傭金率僅約1.3%,貝殼獲取的差額為0.62個百分點,三年時間擴大0.0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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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普通中介經紀人還在為開單發愁,騎著小電驢風里來雨里去,連吃飯都要精打細算的時候,貝殼的幾位高管卻每人年薪輕松過億、連漲三年。這樣的巨大反差,會輕而易舉刺痛普通打工者的心。
同樣刺痛的,還有投資者的心。
由于中國房地產業下行壓力較大,近年來貝殼的業績高度承壓。從貝殼 2021 - 2024 年財報數據來看,2021 年貝殼營收雖有 14.57% 的同比增長,但營業利潤、歸母凈利分別同比暴降約 95.8%、119%。2022 年樓市下行,貝殼營收同比下滑 24.87%,歸母凈利同比暴降164%。2023 年,貝殼實現營收同比增幅28.2%,營業利潤及歸母凈利同比分別增幅1028%。然而好日子僅持續一年,2024 年,貝殼凈收入934.6億元,凈利潤又大幅下滑30.91%。
尤其貝殼旗下最傳統且體量最龐大的存量房業務似乎陷入了某種發展瓶頸,即收入增幅嚴重放緩,利潤還下滑“拖后腿”,近兩年猛推新房及家裝家居和租賃房業務算是一種利潤填補與平衡,仍擋不住凈利下滑3成。這讓貝殼的后續增長充滿不確定性。
在貝殼發布不盡人意的2024年財報之后,資本市場信心受到打擊,其港股股價暴跌21%。美股方面疊加彼時中概股板塊面臨的壓力,貝殼股價下滑明顯,截至4月15日,貝殼美股報收19.3美元/股。2021年貝殼的股價便從58美元跌至19美元,此后一蹶不振。
客觀上講,貝殼高管的“天價薪酬”風波是偶然因素引發的戲劇性事件,如果貝殼創始人左暉沒有去世,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2001年,左暉在北京創立鏈家,在早期中介市場上憑借“真房源”和“ACN”模式迅速崛起成為一方諸侯,后迅速通過收購、換股等迅速整合全國中介市場,全方面確立了鏈家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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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將貝殼送上市后的次年,這位年僅50歲的“中介教父”卻不幸因病早逝。左暉去世之后,時任貝殼CEO的彭永東接棒貝殼董事長兼CEO職位,貝殼也進入了彭永東的時代。而彭永東等高管的持股與港交所的治理要求不符,直接導致了“天價薪酬”事件的發生。
作為貝殼的創始人,左暉執掌貝殼之時,頗具創業精神,僅拿少許薪酬,并且還憑借決策權,極力控制高管的薪酬。招股書顯示,2019年-2021年,貝殼董事會薪酬分別為23.36億元、2.76億元以及0.24億元,其中左暉各年薪酬分別為91.5萬元、311萬元、50萬元,在董事會中均排名靠后。而且高管的年薪也與公司業績密切掛鉤,利潤走高時,高管可以拿到更高薪酬,利潤走低時,則需要“勒緊褲腰帶”,絕不會出現如今這種公司業績下滑,高管反而加薪的情況。
另一方面,如果地產行業依然高歌猛進,貝殼業績依然彪悍,公司高管年薪水漲船高,貝殼高管們也許也不會面對這么大的輿論壓力。
但對于貝殼高管們來說,輿論的壓力也只是一時的,畢竟這個天價薪酬事件在合法性上沒有硬傷,只是在情理上撩撥了社會的敏感神經。而他們真正的壓力在于——如何讓貝殼這艘地產中介行業龍頭公司,平穩穿過宏觀周期波動,給投資者們一個交代,也給千千萬萬個奔走在一線的經紀人們一個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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