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集體“病嬌化”：為什么新生代敢把抑郁癥穿成盔甲？

作者|lucky

藝人的心理疾病早已不再是禁忌，但如何講述、何時講述，卻是一門微妙的學問。

近期，趙露思、齊思鈞等多位藝人相繼公開自身患有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等心理疾病，再度將藝人心理健康問題推至公眾視野。據不完全統(tǒng)計，國內已有超過20位藝人主動公開心理疾病困擾，娛樂圈對心理健康的討論正經歷從禁忌到議題公開化的轉變。2016年喬任梁的離世使行業(yè)更為重視心理健康議題，公眾討論從“明星為何抑郁”轉向“他們承受著什么”。

更深層的變化在于人設邏輯的重構。過去，心理疾病是必須隱藏的職業(yè)缺陷；如今，它被包裝成故事和轉型的營銷素材。隨著粉絲經濟迭代，“造神崇拜”被“共情式養(yǎng)成”取代，藝人不再需要維持完美偶像假面。

然而，當心理疾病被嵌入娛樂工業(yè)的敘事流水線，真實與表演的界限開始模糊。公眾既渴望共情脆弱，又警惕“抑郁人設”淪為流量生意?，F(xiàn)實情況往往是，營銷將痛苦包裝成商品，而藝人不得不在療愈與營業(yè)間走鋼絲。

但大眾終究喜歡的是一個完整的人設，而非單一的“心理疾病”標簽。他們愿意買單的，是一個能讓他們投射情感的故事和人設，而非疾病本身。藝人和團隊要明白，在人設貨架上，“抑郁癥”并不奇貨可居。

藝人抑郁癥不再“404”的背后，娛樂圈和觀眾都走過很長的路

近期，多位藝人打破沉默，主動公開精神健康困境，這種集中性發(fā)聲將私人傷痛轉化為公共討論的契機。

2024年12月初，演員趙露思在拍攝新劇《戀人》期間被曝突發(fā)健康危機，據劇組人員透露，她因嚴重不適需依賴吸氧維持拍攝，隨后更因暈倒送醫(yī)，并被診斷為神經系統(tǒng)疾病，伴隨失語、行動困難等癥狀。12月28日，其工作室發(fā)布聲明，僅以“突發(fā)身體不適”解釋工作暫停，未提及具體病因，引發(fā)公眾猜測。直至2025年1月1日，趙露思本人在微博發(fā)布長文首次公開自己自2019年起便飽受抑郁癥困擾，并因壓力過大出現(xiàn)了軀體化癥狀。她在文中提及，長期的心理問題源于職場霸凌、容貌焦慮與自我否定。

1月25日，趙露思病愈后首度公開亮相成都品牌活動，坦言此次經歷促使她“重新認識自我”。次日，趙露思工作室放出視頻，公開趙露思康復的過程。

4月12日，齊思鈞在生日直播中首次公開了自己從2022年起與心理疾病的抗爭。他提到自己已經服用一年的雙相情感障礙藥物，并同時進行了為期大約兩年半的心理咨詢。

在描述抑郁時，齊思鈞將情緒具象化為一個粉絲熟悉的場景——三年前生日直播中蛋糕突然倒塌的瞬間。他說：“那時坍塌的蛋糕就像我內心坍塌的某些東西?！?這一比喻喚醒了粉絲的共情和代入：原來那個被鏡頭記錄下的“搞笑意外”，對他而言是難以言說的崩潰時刻。社交媒體上，粉絲們的心疼言論涌來：“蛋糕倒在身上的時候該有多崩潰啊，眼鏡一直在眨，堅持不讓淚流下來”“當時笑著截圖，現(xiàn)在看著想哭”。

近年來，公開談論自己精神疾病的藝人數量明顯增多——趙露思、薛之謙、馬思純等不同年齡段、不同類型的藝人都曾坦誠自己的心理困擾，數量已超過20位。仔細觀察會發(fā)現(xiàn)，這個趨勢在2016年后尤為明顯。

那一年，喬任梁因抑郁癥離世的悲劇，讓整個行業(yè)都開始更為重視藝人心理健康問題。大眾討論的焦點從"為什么明星也會抑郁"轉向"他們承受著怎樣的壓力"，這種認知轉變降低了心理問題的污名化。

另一個變化來自粉絲對藝人的心態(tài)。早期追星講究“造神”，正如S.H.E《Super Star》中唱到的“你存在，我崇拜”。很長一段時間里，尤其是20世紀初期之前，藝人的精神問題一直被隱瞞得很深，連情緒都要保持“營業(yè)狀態(tài)”。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3年4月1日，“哥哥”張國榮因抑郁癥病情嚴重，從香港東方文華酒店跳樓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離世震驚公眾。

張國榮并非孤例。與他齊名“中環(huán)三太子”的鐘保羅、陳百強同樣因抑郁癥結束生命；飾演黃蓉的翁美玲、亞洲小姐陳寶蓮等明星，也都因精神健康問題走向極端。在信息不透明的年代，藝人承受著巨大的工作壓力與輿論壓力，卻被迫將心理問題隱藏在"完美偶像"的面具之后——直到悲劇發(fā)生，公眾才驚覺那些燦爛笑容背后的掙扎。

在娛樂資本論看來，隨著娛樂產業(yè)的迭代，偶像與粉絲的關系也在悄然改變。早期的“造神式追星”逐漸被更親密的互動模式取代——如今的粉絲不再只是遠距離崇拜，而是深度參與偶像的成長，甚至以“養(yǎng)寶寶”的心態(tài)投入情感。

齊思鈞等年輕明星的社交媒體評論區(qū)，常常能看到粉絲們真情實感的留言，像“提起你的長大，會流淚的不只是媽媽”這類充滿共情的表達。粉絲不再單純期待偶像“完美無缺”，而是愿意接納他們的脆弱和成長軌跡。在這樣的輿論環(huán)境下，藝人公開心理問題的阻力明顯降低。

從近期幾位藝人對心理健康問題的處理方式，可以清晰看出不同代際藝人的觀念差異。趙露思、齊思鈞等新生代藝人，更傾向于主動就醫(yī)、坦然公開治療過程，甚至暫停工作專注康復。

反觀李玟，即使在面對抑郁癥的折磨時，她也始終努力維持著積極的“女戰(zhàn)士”姿態(tài)。直至她去世，家人才公布她已與抑郁癥斗爭數年的事實。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幾天，她依然在發(fā)給歌迷的音頻中說：“你們做我的后盾，我會加油。這段時間，希望你們自己也能身體健康、快樂。我非常想念大家，我會再努力努力?！?/p>

這種"不愿讓他人失望"的敬業(yè)觀，讓人聯(lián)想到張國榮等前輩藝人的相似選擇，反映出部分老一輩藝人存在的職業(yè)認知：將個人脆弱視為需要隱藏的職業(yè)缺陷。

心理疾病公開，藝人把脆弱講成圈粉故事

據娛樂資本論統(tǒng)計，當前藝人公開心理疾病癥主要通過三種渠道：媒體采訪、個人社交媒體自主發(fā)聲、以及由他人公開。

在藝人的采訪講述中，抑郁癥等被納入“成長故事”的標準化劇本，就像電視劇里主角必經的磨難一樣。它們總發(fā)生在事業(yè)遇到瓶頸的時候。高強度的工作、突如其來的輿論風暴，例如在楊坤、薛之謙等人的敘述中，抑郁癥都與“不紅”時期的境遇密切相關。

目前，越來越多處于事業(yè)上升期的藝人選擇通過個人社交賬號主動公開抑郁情況。趙露思、王嘉爾等人不僅坦誠自身狀況，更采取停工治療等實際行動；馬思純在多檔節(jié)目中都反復強調過“健康第一”的理念，把治療放在身材管理、他人評價等前面。

一方面，這確實反映了藝人重視身心健康的積極態(tài)度；另一方面，治療期間不可避免的外形變化、狀態(tài)波動和事業(yè)空窗期，也需要通過提前溝通來獲得公眾理解。這種預防性公關既能維護藝人形象，也為后續(xù)復出鋪墊了更寬容的輿論環(huán)境。

觀察藝人公開抑郁癥的節(jié)點，多數選擇在病情穩(wěn)定、走出低谷后披露。這種“事后分享”很穩(wěn)妥，藝人此時已恢復專業(yè)工作狀態(tài)，能夠精準把控表達分寸?！白叱鲫庼病钡耐暾适戮€更具感染力，能用“我挺過來了”的故事激勵粉絲。

尚雯婕在《乘風2024》中坦誠，自己在隊友李溪芮淘汰離開的那天晚上差點發(fā)作，“一度喘不過氣來，只能一個人躲在宿舍外透氣”。節(jié)目中，尚雯婕因為強大的唱功和舞臺表現(xiàn)力再度掀起熱度，一首全開麥的《Chandelier》僅在B站就獲得超越400萬的播放量，“膜拜”與“掀翻天靈蓋”刷屏，該歌手最后也進入到出道組。

娛樂資本論認為，從人設打造上看，驚恐發(fā)作這個看似脆弱的瞬間，實則處在很妙的敘事位置，舞臺上的游刃有余與私下的掙扎形成反差，恰恰印證了她的堅韌。強化了她“浴火重生”的強者形象。

齊思鈞在鏡頭前微笑著坦言自己的雙相經歷，“我經歷過來了，一切都在向好。現(xiàn)在是以一種非常輕松的態(tài)度講述這件事?！边@份舉重若輕的坦誠，與他往日陽光形象并無割裂感，反而因“穩(wěn)定輸出脆弱”的特質，讓觀眾感受到一種更有力量的真實。

藝人的心理健康話題，早已不再是禁忌，但如何講述、何時講述，卻是一門微妙的學問。

齊思鈞選擇在發(fā)布新書《喂，你好嗎》的時候公開自己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經歷。從客觀效果來看，這一舉動確實為他的書籍發(fā)售和營銷帶來了很大的流量。而“院人”等其他藝人朋友對他的安慰和互動，又進一步擴大了宣傳效果。

2020年12月，王自健在《我就是演員3》中向張國立袒露抑郁癥經歷時，正是他從脫口秀主持人轉型影視演員的關鍵期。那段“微信好友刪到只剩30多個”的分享，讓觀眾看到了一個撕掉喜劇標簽后更加立體的演員。從語言類節(jié)目到影視劇的跨越，正需要這種“真實感”來重構公眾認知。今年2月，王嘉爾在楊天真的播客節(jié)目中，詳細地回應了心理健康問題。他表示，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經歷的增多，自己看清楚了很多事情?；疾『?，他明白自己要回到初心，做真正想做的音樂。這也引出了他新發(fā)行專輯音樂風格的改變。

趙露思的情況也類似。她公開抑郁癥的時候，正處于從“甜美女鵝”向“大女主”轉型的時期。在《珠簾玉幕》等劇集中，她開始出演更為成熟和堅韌的角色。“抑郁癥”這個標簽，在某種程度上助推了這類藝人的人設迭代，讓觀眾看到了他們成長和轉變的一面。

標簽好壞終歸要回到藝人本身，抑郁癥并不奇貨可居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藝人公開自己患有心理疾病，但現(xiàn)實的輿論場卻往往是割裂的。有人覺得抑郁癥甚至逐漸變成了明星的“時尚單品”，每當有藝人坦承病情，總伴隨著質疑其炒作的聲音。

張大大曾透露自己在2016年被確診為中重度抑郁癥，長期受焦慮、自卑甚至自殺念頭的困擾。2019年，他通過社交平臺公開抗爭病情的決心，卻遭到大規(guī)模質疑。有網友對其冠以“矯情”“作秀”等言論，甚至斷言他“裝抑郁博同情”。對于“黑紅”發(fā)家的藝人，公眾對其行為動機存在不信任，當病情與公眾人物的職業(yè)形象交織時，真實痛苦容易會被視為營銷手段。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xiàn)在趙露思身上。她在康復Vlog中展示自己從病床學習使用勺子、拄拐行走，到短短數天后帶全妝出席活動的過程，被網友調侃為“醫(yī)學奇跡”。由于視頻拍攝明顯有團隊參與，公眾難免懷疑其真實性，認為這并非單純的生活記錄，而是經過策劃的內容。此外，她一邊強調“需要靜養(yǎng)”，一邊頻繁曝光于綜藝、發(fā)雞湯文案，甚至取關239個賬號霸榜熱搜，言行不一的表現(xiàn)進一步加深了公眾的質疑。

不少公開心理疾病的藝人積極投身公益，“因為淋過雨，所以給別人撐傘”，將抑郁癥的脆弱性轉化成利他舉動來賺取好名聲。但當公益行動與公眾形象的修復過于緊密地綁定，大部分效果都不太好。

張大大曾在2023年捐出50萬元支持抑郁癥公益項目，這一善舉并未真正扭轉公眾對他的看法。同樣，趙露思在《小小的勇氣》中本意是展現(xiàn)公益關懷，卻因缺乏共情的表現(xiàn)引發(fā)批評。面對山區(qū)孩子的爬懸崖上學的經歷，她的反應是“很酷”；面對獨守傳統(tǒng)手藝的老人，她的第一反應不是敬佩或惋惜，而是調侃“你自私了”，質問"為什么不傳給別人"。這些言論讓觀眾感到不適。

AI作圖 by娛樂資本論

公眾對藝人抑郁癥的共情，往往建立在真實感和人設統(tǒng)一的基礎上。但當他們的公開表現(xiàn)與過往形象割裂，難免讓人覺得像在硬拗劇情，大眾的質疑就會蓋過同情。情感共鳴需要更扎實的敘事，而非一場突兀的自我剖白。

明星所有的身份都會被視為營銷的一部分，抑郁癥也同樣如此。痛苦是真的，但一旦公開，就難免被納入營銷的敘事邏輯，畢竟娛樂工業(yè)擅長把私人經歷變成可消費的故事。

娛樂資本論認為，不少藝人和團隊搞錯了重點，粉絲的眼淚和路人的轉粉，不是因為“某某明星得了抑郁癥”，而是因為他們在故事里看到了自己：那種在低谷中掙扎，卻依然試圖站起來的共鳴感。觀眾愿意買單的，是一個能讓他們投射情感的故事，而非疾病本身。心理疾病可以成為人設的一部分，但只有真實的情感聯(lián)結，才能讓它真正被觀眾接納。

比如很多觀眾轉粉康復中的馬思純，是因為在她反復控制體重、崩潰、重新調整、慢慢變好的過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雖然她在《吐槽大會》上的表現(xiàn)算不上妙語連珠，目前的體重也還是忽胖忽瘦，但這種笨拙和不完美的地方，反而讓觀眾更有代入感，更能產生共鳴。

在娛樂圈的人設超市里，“抑郁癥”必須和其他人格特質打包銷售，比如堅韌、幽默、或是獨特的個人魅力。觀眾最終消費的，永遠是一個完整的人格，而非某個孤立的痛苦標簽?！靶睦砑膊　币膊贿^是藝人人設貨架上的其中一個標簽，沒有奇貨可居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