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需要馬斯克，而不是哈佛蔣雨融

文丨陳白

編輯丨Melia

6月5日全球市場可以說是經歷了信息量爆炸的夜晚。

先是兩邊預期之內的電話，也帶來了全球市場的信心恢復。但到了深夜，馬斯克和特朗普突然升級開撕，卻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預期。畢竟，馬斯克才剛剛辭任白宮，DOGE的“百日維新”尚且還留有余溫。

到了6月6日早上，又有消息稱川馬二人取得階段性的和解。

近半年來，馬斯克因為選擇加入特朗普政府的選擇而引發了無窮無盡的爭議，也對他旗下的公司市值和未來都產生了難以量化的影響。馬斯克心存不滿是情理之中。

但從今天的情勢來看，川馬的利益依然大于分歧，二者大概率也不會真正意義上分道揚鑣。這一點，可能要讓吃瓜群眾們失望了。

但事實上，全球化真正難以調和的底層矛盾，其實也并不存在于川馬之間。那么矛盾到底在哪里？

答案可能在另一則新聞當中。

過去這一周，國內最熱門的話題，是哈佛女孩蔣雨融的演講。有人支持她的發聲行為本身，認為這是“華人女性”被世界看見的一刻。但更多人并無法和這位年輕女孩的夢想產生共鳴，她所講述的故事和表達方式，透露了一種看似擁抱世界、實則遠離現實的天真。

是的，哈佛、華人、女性、二代……蔣雨融身上所背負的標簽背后所顯現的撕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矛盾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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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雨融的哈佛演講之所以引發中美民眾的同時反感，本質上是因為她可能看到了一些表層的現象，卻作出了天真的判斷。

坦桑尼亞的同學因洗衣機說明書的中文標簽而求助于她時，這種“全球互聯”的敘事本質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落后、跨國企業本地化能力缺失的現實。

結果她卻將這一事件上升為“地球村”的浪漫想象，而回避了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為什么洗衣機的標簽是中文？為什么谷歌翻譯會出現“旋轉幽靈模式”這樣的技術術語？

這些問題的答案，顯然不在宏大口號里，而在跨國產業鏈的分工邏輯與文化輸出的權力結構中。

有人說要求一個剛畢業的小姑娘看見更多，本身也是一種不切實際。但哈佛這個標簽本身就已經讓大家寄予了更多的期待。

蔣雨融事件在美國本土所引發的爭議，首先是文化沖突所顯現的不信任。其次則是優績主義（Meritocracy）神話崩塌的縮影。哈佛大學曾是無數人眼中的“成功終點站”，但如今普通人不可得的學位卻被外來者輕松獲得。

耶魯大學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在《精英陷阱》中寫道，中產階層覺得是精英階層侵占并剝奪了他們原本（在教育、工作、收入、地位等方面）擁有的機會和優勢，并強加給他們一種“你不夠努力、不夠優秀”的屈辱感。

這種排斥自然孕育出了對彰顯優績主義理念的理想及制度的怨恨和不信任。漸漸地，在中產階層眼中，精英學校、大學和專業機構成了“異域之地”：往好了說是縱容怪異價值觀念，往壞了說是將這些價值觀念強加在每一個人身上——成員們聚在一起讀無用之書，談政治正確，充斥著傲慢的以權謀私的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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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哈佛們的傲慢等來了自己的反噬。

之前就有調查顯示，有將近2/3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表示，特朗普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同樣陰暗且憤怒的演講完全表達出了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感受。同時，在共和黨內部，有將近3/5的人認為高校對美國有害無益。

本質上，特朗普和馬斯克的共識之一，就是通過不斷地攻擊現狀，否定所謂的“當權派”，通過打碎來進行重構進而獲取支持的。

而在中國，蔣雨融哈佛演講的爭議變得更加復雜。

當人們翻出蔣雨融父親在綠發會任職的經歷，大家事實上看到的是一條典型的“精英路徑”：國際學校、海外實習、華爾街工作、哈佛深造。這些成就固然令人羨慕，但它們是否真的完全依靠個人努力？

這種特權敘事在蔣雨融的演講中被進一步放大。她將自己塑造成“孤苦伶仃”的奮斗者，聲稱“沒有借到父親的光”，卻對自身所處的資源網絡避而不談。她渴望用優績主義的光環來包裝自己，結果卻引發世襲門閥的蛛絲馬跡來。

托馬斯·皮凱蒂對這一情況進行過詳細論述。他認為，經濟和政治力量正在重新集結財富，并在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將天秤傾向于資本密集型領域，且更集中于頂層社會，以此重建舊時代的食利精英，使其成為主導經濟和政治的階層。

如果說現階段中美民眾之間有什么最大公約數的話，恐怕就是反精英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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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恰恰是我們更加需要看見馬斯克所正在做的事情的原因——他正在回歸最初意義上的優績主義，去踐行精英本應該承擔的公共責任。

與蔣雨融所示圖迎合和扮演的白左式精英所表現出的“廉價同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埃隆·馬斯克的事業始終圍繞一個核心命題展開：用技術打破既有權力結構。

SpaceX的火箭回收技術、特斯拉的電動革命、Neuralink的腦機接口、X（原推特）的社交媒體重構……

這些項目看似與“優績主義”無關，實則回歸了優績的“初心”，挑戰了傳統精英對資源的壟斷。

火箭發射曾是國家工程的專利，而馬斯克通過垂直回收技術將成本壓縮到傳統火箭的十分之一，這不僅改變了航天產業的游戲規則，更讓普通人有機會以更低的成本參與太空探索。同樣，特斯拉的崛起顛覆了汽車工業的百年格局，證明了技術創新可以超越國籍、學歷和血統的限制，成為真正的“優績”標準。

從這個角度也能夠理解馬斯克的DOGE百日維新嘗試——真正的進步往往來自對現有權力體系的顛覆。

在蔣雨融在哈佛演講中呼吁“不要放棄彼此”時，馬斯克卻在用行動證明，人類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解決那些看似無解的問題。

Starlink衛星網絡為偏遠地區提供互聯網接入，Boring Company的隧道挖掘技術緩解城市交通擁堵，這些項目的價值不在于它們是否符合某種“道德敘事”，而在于它們是否能切實改善人類的生活。

這種“結果導向”的思維，與蔣雨融式的“道德表演”形成了鮮明對比：前者關注的是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好，后者沉迷于如何讓自我顯得更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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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雨融的爭議之所以引發廣泛討論，是因為它觸及了當代社會最敏感的議題：誰有資格定義“進步”？

當精英教育將國際視野、人文關懷包裝成普世價值時，馬斯克卻用火箭和電動車證明，真正的進步需要的是對物理規律的敬畏和對技術細節的執著。

蔣雨融的演講中充滿了“共同人性”“全球挑戰”等宏大詞匯，但這些概念在現實中往往淪為政治正確的裝飾品。而馬斯克的事業則始終扎根于具體的技術難題：如何讓火箭重復使用？如何讓電動車續航突破極限？如何讓火星移民成為可能？

在當今世界，我們其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精英。

但精英不應該是像蔣雨融和她背后所展現的近年來的“道德表演者”式的流行敘事，而是需要更多像馬斯克這樣的“問題解決者”。

歷史從來不會記住空洞的口號，它只會記住那些真正改變了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