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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幾毛錢到六塊多,物業費漲出了新高度,也成了壓垮剛需的最后一根稻草
“哥們,您猜怎么著?我上個月剛收房,物業費一算差點沒背過氣去!”
老張在電話里跟我吐槽,聲音里透著無奈,“六塊八一平!我那九十平的兩居,一個月光物業費就六百多,快趕上老家一套房的月供了。”
這位在北五環搶到限價房的“幸運兒”,此刻正被天價物業費壓得喘不過氣。
按他的說法,物業費已成了北京剛需購房者的“隱形月供”。
想想二十年前,北京人還在為幾毛錢的物業費斤斤計較。
轉眼間,普通住宅突破6元/㎡、豪宅站上10元/㎡的時代已呼嘯而來。
當100平米的房子每月要交600元物業費,一年就是7200元。
這相當于普通北京人稅后一個多月的工資。
翻看北京物業費變遷史,就像在看一部魔幻現實主義小說。
上世紀90年代末的老小區,高層住宅物業費不過1.7元/㎡,房改房每年每戶才交80元保潔費。
201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北京物業費均價2.81元/㎡,已是全國第二高。
變化發生在不知不覺間。
2015年,南六環外的自住房項目金科天籟城物業費竟達到4元/㎡,比周邊商品房還高,被戲稱“堪比別墅”。
而如今的新盤,6元/㎡已成標配。
開發商對此理直氣壯:
“物業費千年不漲,前期收貴點,一是服務好,二是為未來十年做準備。”
這話半真半假,物業成本確實在漲。
人工成本占到老舊小區物業支出的70%。
一個1998年建成的老小區,全年物業支出1400萬,業主繳費加補貼才1000萬,虧空高達400萬。
但新盤的高物業費,更像精心設計的金融游戲。
某項目銷售私下透露:“地價限死了,總房價控住了,總得找地方找補吧?”
物業費成了開發商利潤的“調節閥”。
老張的遭遇不是孤例。
朋友小陳買了南四環某“網紅盤”,收房時發現樓道瓷磚空鼓、電梯三天兩頭故障。
找物業理論,對方兩手一攤:“您這6塊錢的物業費,在當下也就是溫飽水平。”
業主們自然不買賬,有人開始拒繳物業費。
結果可想而知——物業裁員降本,服務更差,更多人拒繳費。
完美閉環由此形成。
數據顯示,物業費收繳率能達到六七成在業內已屬不錯。
法律層面,業主很難用拒繳費維權。
法院明確:房屋空置不能成為減免理由,住一樓也得交電梯費。甚至房屋質量問題是開發商責任,與物業費無關。頂多因服務瑕疵打個八折。
我的老朋友申公豹有一次在喝酒的時候說:“我們小區去年把物業告了,折騰大半年,法院判物業費減收20%,省下的錢還不夠律師費。”
這場博弈里,似乎沒有真正的贏家。
2020年5月,《北京市物業管理條例》實施帶來轉機。
“市場調節價”成為關鍵詞。
但別慌,這不是物業公司坐地起價的“尚方寶劍”。
“市場調節價不是單方決定,必須與業主協商。”
條例同時要求物業公司按時“曬賬單”:
服務內容、收費標準、收支情況全公開。
更妙的是,電梯廣告等公共收益必須單獨列賬,歸全體業主所有。
針對業委會成立難的老大難問題,北京還創造性地推出“物業管理委員會”。
在朝陽區某小區,由街道組建的物管會成功推動物業下調0.8元/㎡費用。
業委會十年沒搞成,物管會三個月就解決問題。
解方已有,關鍵在于落實。
物業費困局的本質是信任危機:
業主懷疑錢沒花在刀刃上,物業抱怨收不抵支。
豐臺怡海花園社區的故事或許能帶來啟發。
這個老小區在2010年和2017年兩次通過業主大會成功上調物業費。
“物業服務好,大家信任,成本上漲屬實,我們就簽字了。”
老業主王女士道出關鍵。透明與信任,成為解開死結的鑰匙。
朋友小陳最終放棄新房,轉投二手房懷抱:
“新房得房率高、戶型好,可用不起啊!”
他的選擇折射出殘酷現實——當物業費變成奢侈品,剛需購房就成了偽命題。
老張還在堅持。他聯合鄰居們準備啟動物業費談判:
“六塊八?成本清單拿出來曬曬!公共收益分過嗎?”
這場業主與物業的博弈,才剛剛開始。
離他家不遠的售樓處,新一批購房者正在簽約。
銷售笑容可掬地介紹:“咱項目物業費才六塊五,隔壁盤都七塊了...”
陽光下,價目表上的數字格外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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