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飛宏：弘揚士文化的重要意義（摘錄）

摘錄:《中國士文化的道義哲學研究》
弘揚士文化的重要意義

中國古代文化的中堅是士大夫階層，他們主導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極為深遠。這種文化形式以其旺盛的、獨特的生命力深深的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國古代士大夫在整個社會文化中長期占據(jù)著主導地位，并逐漸形成一個有眾多既定規(guī)則，結構高度完善，內涵極其豐富的，對社會發(fā)展有著重要決定意義的士大夫文化。五千年中國文化“一以貫之”，這是由文化的共時性、傳承性及民族性決定的；文化的傳承性昭示我們必須要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士文化。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迫切需要士文化的復興，需要士人精神的回歸，需要士文化的再次崛起。一個民族集體意識的形成，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要想形成一定的普遍化的行為模式和規(guī)范必須經(jīng)過幾代人的長期發(fā)展積累。恢復和振興士文化，需要全社會知識分子的覺醒和努力，需要全民智慧的開啟與覺醒，革故鼎新國民的精神和思想。“士”的精神集中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和思想文化追求，也是中國武術精神的重要體現(xiàn)，在當今社會中，做一名“士”應該成為每一位習武者人格尊嚴和精神追求的崇高目標。大力提倡武術中“士的精神”，對于促進中國武學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文化復興士文化是主體，如不能復興士文化和精神，必將會失去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根”和靈魂，從而也將會使這個民族不斷重蹈兩千多年來所經(jīng)受的苦難和挫折。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大力培養(yǎng)中華民族士精神。士人有高貴的人性，脫俗的信仰和理想，崇高的責任和擔當意識，堅強的意志和崇高的道德規(guī)范，任何困厄痛苦都不會減損這種高貴的人。“士”是國家和民族的棟梁和根基，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士”是中華民族最為寶貴的精神和文化財富。“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最本質、最深刻的體現(xiàn)，是民族精神中最核心的價值和思想代表。士文化的興起將標志著中華民族真正走向文明復興之路。讓“士”的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最高貴的文化元素，讓士族群體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堅定的力量。新時代的知識分子，要承擔起創(chuàng)造新文化、新思想的歷史責任，擔負起改造和重塑中華民族精神的歷史使命，促進新文藝復興運動，沖破陳舊僵化思想枷鎖，重建文化自信，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引領社會變革、社會進步，推動人類文明發(fā)展做出貢獻。

士大夫的精神，亦稱之為中國的貴族精神，與以血脈論的西方貴族不一樣的是，中國士族是蘊含精神文化更多的貴族，作為中國文化的掌握者，他們是社會文明生活的倡導者引領者，延續(xù)和傳承中華文化是士族的責任。“士”堅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擔社會責任，其精神的境界是“富貴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貧賤不能移”，是傳統(tǒng)文化與道德的衛(wèi)道士，是維持社會公義、社會理性發(fā)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士”的精神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中華各族人民社會生活的反映，是中華文化最本質、最集中的體現(xiàn)，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價值觀念的文化濃縮，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精神紐帶、支撐和動力，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所在。中國的“士”與士文化，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就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修身、治身、治學、治事、治人、治兵、治家、治國、乃至治水、治病之道，無數(shù)的士人為民族的文明進步與發(fā)展作出了不懈努力。諸子百家，典籍之豐，汗牛充棟，是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治道思想庫。“士”從來就是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捍衛(wèi)人，亦是社會教化的力倡者。春秋戰(zhàn)國時期“士”的精神和人格之美，是一種天地萬物之靈的自然之美，有了這樣的美，就不會屈服于任何邪惡勢力和強權，即使在專制制度下，也不會接受奴役。可惜的是后世兩千多年來的知識分子，其“士”的人格產(chǎn)生分裂與精神發(fā)生變質和扭曲，特別是在封建科舉制度之下，不得不將自己的靈魂獻給封建集權專制的皇帝。中國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陷入了生存危機，文化土壤在迅速地貧瘠化、無機化、單質化、板結化和荒漠化。當今受西方多元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在一定特定時期，對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滲透，使文化領域受到了很大沖擊，中華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工作遇到了嚴峻的問題。當前社會道德建設最大問題是缺少傳統(tǒng)文化的“根”，要找回集諸子百家精華的“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讓失落的“士”的精神得到張揚。要發(fā)揚光大傳統(tǒng)文化中的士精神，在教育培養(yǎng)人才的過程中，立德樹人，重視人才在士精神品質方面的培育和教化。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只有思想、精神和文化才是人類生存發(fā)展的基石。一個懂得尊重思想文化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行的力量。中國自秦國封建專制制度確立之后，在長達兩千多年“獨尊儒術”的時間里，國學文化和思想建設上沒有重大的理論建樹，社會結構也沒有發(fā)展實質性的變化，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士階層需要深刻追問和反思的問題，也是整個民族需要反省的問題。

歷史上每個王朝的興起與衰落以至滅亡，士道的墮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春秋戰(zhàn)國也能窺見其表，所謂“春秋無義戰(zhàn)”宋襄公依禮列陣被敗，代表了士道墮落的開始。巴國貴族借兵羞憤自殺，到戰(zhàn)國末“竊符救趙”成為美談，這是士魂墮落的一個方面，代表了其不擇手段的開始。秦國對楚懷王的扣留更是史無前例，加速了這一過程，而屈原效忠的楚懷王反而是禮道的殉道者。當一個團體一個階層開始不擇手段之后，也就開始了其迅速墮落的過程，我們將縱橫家看作是“士”的最后輝煌之后，我們看到是中國的“黑暗時代”。我們看到的是中華傳統(tǒng)知識階層的徹底墮落，從有思想的人到被束縛而不知自我、食肉寢皮的“怪物”。任何一種優(yōu)秀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如果失去其“根”和靈魂，就必然會走向墮落。在當今物欲橫流的世界，在“法無禁者即可為”氛圍環(huán)境下，世俗愈漸變得急功近利，道德滑向無底深淵，社會集體失道，給社會發(fā)展帶來嚴重問題。一些當政者不秉持操守，不講官德官品，在權力、金錢、美色面前丟掉了正義感、責任感和使命感，不作為，不清正，貪贓枉法，腐化墮落，買官鬻爵，寡廉鮮恥，踐踏公民權利，損害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當代中國精英階層存在普遍性的精神缺失，他們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置諸腦后，放棄了知識分子所應承擔的鑄造民族靈魂的使命，失去應有的人格尊嚴、精神力量與道德表率作用。一些學者文人立場喪失，淪為某些理念的道具，成為權勢和資本的奴隸。一些知識分子媚俗化，世俗化，崇洋媚外，卑躬屈膝，隨波逐流，毫無節(jié)義可言，這些都是對士大夫精神的褻瀆和背叛。一種文明只有在遭到全面而系統(tǒng)的危機或崩塌后，才可能會得到全面的提升或脫胎換骨，才可能會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宋朝名將岳武穆曾講“文官不貪財，武將不怕死，不患天下不太平！”在當今社會大變革時期，中華文明的進步需要士文化的復興，需要傳統(tǒng)文化的崛起，需要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確立，需要新思想、新文化的產(chǎn)生。今天我們呼喚士大夫精神，需要知識分子的真正覺醒，這是一種回歸傳統(tǒng)、著眼當代的本能“沖動”，是養(yǎng)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養(yǎng)和精神境界的自覺錘煉，也是解決大變革時期士大夫精神萎靡危機的必由之路。修身處事，治國理政，需要士大夫精神；執(zhí)政為民，天下為公，需要士大夫精神；恪盡職守，建功立業(yè)，需要士大夫精神；兩袖清風，廉潔為政，需要士大夫精神；功成身退，永保名節(jié)，需要士大夫精神。回歸士文化和精神，必能為掃除當下人們心靈的迷茫起到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士”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和靈魂的象征，做一名“士”應該是中華民族每個人精神的崇高信仰。天地載道，道存則萬物生，道失則萬物滅；天下有道，道存而不近，謂之失道；道存則根存，道失則根枯。我們這個民族丟失“道”已經(jīng)很久了，道文化是一切文化的根本，“道”才是中華文化和精神的“根”和“魂”。探尋傳承之道，留住文化之根，在當今社會學校教育中，要重視“道”文化的教育，樹立追求“道”的理想和信念。要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將“士”的文化和精神作為一種堅定的信仰傳承下去，發(fā)揚光大。中國需要有一支廉潔高效、勤政為民、務實進取的公務員隊伍，回歸士大夫精神，重塑中國士人的高貴靈魂和精神家園。

士人是古代中國才有的一種特殊身份，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一個精英社會群體。士文化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最高智慧，他們身上閃耀著積極進取的文化精神，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積極的入世精神和參與意識，匡扶天下為己任的情懷，以及關注以民生疾苦和國家興亡與民族未來的精神。中國士文化要克服幾千年來封建專制“政統(tǒng)”對“士”思想精神的束縛和戕害，要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上，增強開拓意識，以天下為己任，不畏強權，不為“五斗米折腰”，真正具有“士”的獨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放眼世界，胸懷天下，為中華文明的進步貢獻力量。盡管大一統(tǒng)的封建專制社會一開始就對“士”及士文化有過“焚書坑儒”滅絕性的剿殺，更有長達2000多年制度性的長期禁錮與扼殺，用科舉制將天下士人一網(wǎng)打盡，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國為家的浩蕩之氣卻與世長存，天涯海角的華人亦沛然填膺，從而成為中華民族特有的“國魂”。“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也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要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與時俱進，順應潮流，促進人性自由和個性解放，束縛和抑制“人性之惡”，擯棄一切抑制個人權利、閹割個性的思想和文化，清掉愚民思想流毒，廣泛開啟民眾智慧，讓“士”的思想和精神閃爍出中華民族的人性光輝。在當代中國社會發(fā)生重大轉型中，迫切需要社會精英能夠發(fā)揮更加重要的積極作用，讓士大夫精神能夠為當代中國精英提供思想力量、文化源泉。中國知識分子具有知行合一、身體力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與品質，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傳播者，也是大眾精神的引領者和塑造者。“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中國知識分子要有高度的民族危機和憂患意識，思想文化的覺醒意識，勇于擔當，敢于殉道，增強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承擔起拯救和振興民族文化的重任，守護好、傳承好傳統(tǒng)文化的根脈。希望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專家學者，團結起來，為國為民，凝聚更加廣泛的共識，匯聚更加強大的合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智慧、思想、文化和精神動力，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為了人民的長遠福祉，挺膺擔當，踔厲奮發(fā)，勇毅前行，開創(chuàng)未來。

隨著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與發(fā)展，中國人的思想多元化特征越來越明顯，使傳統(tǒng)文化受到了很大的沖擊。當代受西方文化同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沒有硝煙的“文化戰(zhàn)爭”早已開啟，很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逐漸失去主體性，全社會要引起充分的重視。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曾經(jīng)說過：“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尊重歷史，以史為鑒，自強不息，獨立強大，勿忘國恥，銘記民族每一個興衰的瞬間。警惕西方文化滲透與文化侵略，堅定民族文化自信，堅決抵制與克服歷史虛無主義，重視歷史教育，記取歷史教訓。中華文明的先進性注定了沒有任何外部勢力可能通過武力消滅我們，這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具有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一直以來，西方國家通過教育、文化、宗教、金融、互聯(lián)網(wǎng)等一切手段滲透方式，讓國人相信中國文化是落后的，而認為西方文明才是先進的、文明的，才是人類的未來，這對中華文明的進步與發(fā)展是極其危險的。文化滲透與侵略是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西方和平演變、文化滲透與文化侵略對中國的影響與危害是巨大的，幾乎達到無所不在的地步。現(xiàn)在西方文化已經(jīng)對中國本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它在不知不覺中腐蝕一個民族的根基和文化，要引進全社會的廣泛重視。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明，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和精神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歷史上中華文明具有很強的同化能力，但面對現(xiàn)代西方商業(yè)文明的沖突與融合，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對民族文化沒有表現(xiàn)出應有的自尊、自信與擔當，崇洋媚外，盲目西化，拋棄我們中國文化中最根本的東西，使得很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被遺棄或丟失，很多中華國粹“失去”了生存發(fā)展的土壤，從而也使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根基”發(fā)生了動搖。中國現(xiàn)代不缺少知識分子，缺少的是“士”。士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一個人寧可失去生命，但也不能沒有士的精神。一個民族被同化意味著他們將失去自己原本的文化和精神，而失去這種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是最危險的。偉大的變革時代蘊育偉大的思想和文化，偉大思想和文化助推偉大的民族復興和變革。東西方文明的沖突與融合，也為新文化、新文明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我們不能毀滅中華文化的根基，堅決肩負起“循大道”的責任，將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發(fā)揚光大。要樹立堅定的文化自信，在吸收西方文明精華的基礎上，促進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助推中華文化的多元化、兼容性和開放性包容性發(fā)展，實現(xiàn)中華文明“質”的飛躍。

一定的文化要與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相適應，而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發(fā)展道路，會孕育和滋養(yǎng)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國家發(fā)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fā)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思想先于文化，文化先于制度。我們要借鑒與融合世界上不同文明成果，不斷豐富和發(fā)展自己的文化。中華民族的崛起離不開士大夫精神，在當代中國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設中，需要深入挖掘這種精神，需要珍惜這些寶貴的文化財富。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支持，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要讓新時代“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得到升華和振興。文明沖突，社會變革，必將會促進思想解放和文化繁榮，從而為新時代文藝復興創(chuàng)造條件。思想家只可能從“士”中出來，因為他們有身份地位，有風骨精神，有責任感和使命感，有著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追求。要大力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推動士文化的振興，讓每個有責任的人都成為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傳承者和守護者，都應肩負起民族復興的重任，為中華文明的進步與發(fā)展貢獻力量。《詩經(jīng)·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湯之《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書·康誥》：“作新民”；《易傳》：“剛健日新”以及《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等，這些思想和精神，都要求中華民族每一分子要有擔當精神和憂患意識，提高自我反省和自新能力，敢于糾錯，敢于自我革命，知恥后勇，革故鼎新，開拓進取，創(chuàng)新發(fā)展，勵精圖治，不斷前進，開創(chuàng)未來。

“文明”在《尚書·舜典》：“經(jīng)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中華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終沒有中斷、連續(xù)發(fā)展的偉大文明，也是世界存續(xù)時間最久遠的文明，其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創(chuàng)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支撐這個民族五千年屹立不倒的精神有很多，但唯一重要的是融入民族血液中而埋藏于靈魂深處“士”的精神，這是這個民族戰(zhàn)勝困難和災難的重要精神支撐。它一直深深的影響著民族自強不息，頑強發(fā)展，戰(zhàn)勝困難，面向未來。中華民族“士”的精神是與時俱進的精神，是歷史性和時代性的統(tǒng)一，繼承性與創(chuàng)新性的統(tǒng)一，它始終是發(fā)展的、前進的、進步的。正是這種閃爍著時代光輝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先進思想并頑強奮斗精神的英雄人物，他們都是士文化的杰出代表；他們?yōu)檎衽d中華民族上下求索，矢志不渝，推動了歷史發(fā)展和社會進步，深刻地改變著時代的面貌。他們高揚著鮮明的時代精神，挺起了堅強的民族脊梁。這種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和品格，生生不息的民族優(yōu)良文化基因，必將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支柱精神和力量，為中華文明的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為人類文明發(fā)展進步做出新貢獻。

弘揚武術精神首要的是注重“士”精神的繼承和弘揚。

“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是中國人精神、風骨的集中體現(xiàn)，那是透出浸潤在中國人骨子里的高貴和骨氣，任何習武術者都要學習和踐行之，并將之作為武德教育的必修課。中國士文化的道義哲學研究，旨在弘揚士文化，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士”的思想和精神，也是為加強中國武術文化研究的需要。“士”的精神是中國武術精神的重要內涵和文化體現(xiàn)，是中國武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士文化的研究，對于促進中國武術文化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公元2020年5月8日，庚子年，農(nóng)歷四月十六）

作者簡介：盧飛宏，原名盧緒波，字翰林，號浮來居士，別號東方飛宏，東海盧氏，飛宏子，中華文圣拳全國總會副會長、秘書長，非遺武術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傳承人，中國當代武術名家，中國民間宗教武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世界華人運動會中國山東分會濟寧分會副主席，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專家，山東省青少年非遺武術教育研究中心研發(fā)專家，吉林省武術科普專業(yè)委員會高級顧問。《文圣拳武學三部曲》編者，即第一部《圣拳經(jīng)典》（作者：盧飛宏、張麗光），第二部《文圣論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冊）等約300余萬字的武學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