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時代的緯度行走故鄉｜白鹿書評

編者按：

我讀過很多寫鄉土的著作，比如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等等。

這些作者都可稱“老作家”，他們在文字上滾爬了幾十年，筆觸似乎過于老練而缺少青春的活力。

但讀《醉醇鄉土 行走余江》，卻看到了另一種嶄新的視角，這或許就是新生代00后不一樣的筆觸，它充滿著生機盎然的景象，讓我們多了一種視野看鄉村。

這本書的意義在于讓讀者更加了解當今的農村，了解土地的屬性與農民的關系，讓你也在“行走中”了解當今變革中的鄉村社會。這種以00后特有的視角和表達方式實現了創新突破，為鄉土文學注入了新鮮血液。

這部作品不僅記錄了江西余江農村宅基地改革的生動實踐，更通過年輕作者的敏銳觀察，展現了鄉村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深刻變革。

本文將從宅改背景下的鄉村變遷、作者的寫作視角與情感表達、敘事技巧與語言風格、對傳統鄉土文學的突破與創新，以及作品的社會價值與時代意義等方面，來剖析這部00后作家的鄉土力作。

文｜莊稼人

宅改東風：

制度變革下的鄉村社會重構

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一環，正在深刻重塑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與空間形態。

《醉醇鄉土 行走余江》以江西余江的宅改實踐為觀察樣本，生動記錄了這場“靜悄悄的革命”是如何喚醒鄉村沉睡的資源，重新編織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網絡。梁州筆下的余江宅改，絕非簡單的土地整理或房屋改造，而是一場觸及鄉土社會深層結構的系統性變革，它改變的不只是村莊的物理面貌，更是農民的思想觀念與鄉村的治理邏輯。

“土地倫理的現代轉型”，在書中得到了多維呈現。作者敏銳捕捉到傳統鄉土社會中土地作為“祖業”的神圣性與現代產權觀念之間的張力。當政策要求拆除危舊房屋、退出多余宅基地時，村民最初的反應是困惑與抗拒——“過去，他們習慣了‘看天吃飯’，習慣了由時間去進行自然選擇”。

這種保守心態源于農耕文明千百年來的經驗累積，土地不僅是生產資料，更是家族血脈的延續象征。

梁州沒有簡單批判這種傳統觀念，而是通過“長老式理事”與“鄉賢幫手”等本土智慧的運用，展現了改革如何尊重鄉土邏輯的同時推動觀念更新。余江經驗表明，成功的宅改必須“發揮農民主體作用，調動農民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讓農民在改革過程中獲得實實在在的“獲得感、成就感”。

“空間重構與社會關系的再造”，是宅改帶來的深層變化。書中描寫了退出宅基地如何被復墾為耕地、改造為老年公寓或發展庭院經濟，這些空間功能的轉換，實質上是鄉村社會關系的重新配置。當范家村利用退出的宅基地建立老年食堂，洪家村創辦“留守兒童之家”時，傳統的血緣地緣共同體正在被注入新的公共服務內涵。

梁州特別關注這些空間變革對“一老一小”群體的影響——老年食堂不僅解決吃飯問題，更構建了老年人社交網絡與健康監測系統；留守兒童之家則通過組織古詩誦讀、書法練習等活動，在父母缺席的情況下為孩子們保留了文化傳承的通道。這些細節表明，宅改絕非單純的物質環境改善，而是鄉村社會支持體系的重建。

“文化認同與經濟理性的平衡”，是余江宅改的另一重要維度。書中以潢溪鎮的紅皮甘蔗為例，展現了生產方式變革如何帶動整體發展——“技術的引入直接使得甘蔗產量翻倍”，還有錦江洪華貴的“稻鱉共生”。但真正的變革在于“生產方式”的變化，從單純追求產量到發展農產品外銷，形成完整產業鏈。這種經濟轉型不是以犧牲鄉土文化為代價，而是通過挖掘本土資源實現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的統一。

梁州觀察到，成功的產業振興往往與地方文化特色緊密結合，既保留了鄉村的文化記憶，又為其注入現代經濟活力。這種發展模式避免了城市化進程中常見的文化斷裂，為鄉村找到了兼具傳統底蘊與現代氣息的振興之路。比如余江的雕刻產業、眼鏡產業，一個3萬人從業，一個是5萬人從業，我們從書中可了解到，這兩個產業都具有濃濃的地方文化特點。

在更宏觀的層面，余江宅改體現了“國家政策與地方實踐的創造性結合”。梁州指出，余江經驗的可貴之處在于它不是機械執行上級政策，而是結合本地實際探索出了“村民事村民議、村民事村民辦”的治理機制。通過建立村民理事會，發揮鄉賢作用，余江將國家推動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轉化為村民自覺參與的集體行動，實現了政策落地與基層民主的良性互動。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改革路徑，為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有益啟示。

青春之眼：

00后作家的鄉土觀察與情感表達

梁州作為一位00后作家，其觀察鄉土的視角與傳統鄉土文學大家截然不同，她既不受困于啟蒙視角下的“哀其不幸”，也不沉溺于浪漫化的田園牧歌，而是以“平視的姿態”走進鄉村，用年輕一代特有的敏銳與熱情記錄變革中的鄉土中國。這種視角的獨特性，使《醉醇鄉土 行走余江》在鄉土文學中脫穎而出，成為新生代鄉土書寫的標志性文本。

自魯迅《故鄉》開創現代鄉土文學以來，啟蒙一直是核心主題，知識分子以批判眼光審視鄉村的落后與農民的愚昧。梁州的寫作延續了這種關懷，但弱化了居高臨下的啟蒙姿態，更強調平等對話與共同成長。

她描寫余江宅改初期村民的顧慮時，不是簡單歸因為“思想落后”，而是理解這種保守心態的歷史合理性——“在一個傳統的鄉土社會之中，保守、難以變革是底色”。當記述改革推進過程時，她重點呈現村民如何從懷疑到參與再到主動創造的轉變，這種敘事更強調鄉村內部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而非外部力量的“拯救”。這種啟蒙視角的調整，反映了年輕一代對鄉村更為平等、包容的態度，也與當代鄉村振興強調農民主體地位的思路相契合。

“城鄉關系的重新定義”，體現了梁州對鄉土書寫范式的發展。傳統鄉土文學往往設定城鄉二元對立，鄉村要么是需要逃離的封閉落后之地，要么是抵抗城市化的精神凈土。梁州的寫作打破了這種簡單對立，她筆下的余江既積極擁抱變革，又保持文化自信；既接受城市要素的輸入，又避免盲目城市化帶來的弊端，這種敘述更加切合了當今的“城鄉融合”。梁州的寫作捕捉了這種新型城鄉關系，為鄉土文學開拓了更開闊的敘事空間。

“數字化原住民的跨界觀察”是梁州寫作的鮮明特點。作為在網絡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梁州自然地將數字思維融入鄉土觀察。她注意到短視頻直播如何改變鄉村文化傳播方式，電商平臺如何重構農產品銷售渠道，這些細節在傳統鄉土文學中往往缺席，卻是當代鄉村的真實寫照。這種對技術變革的敏感，使梁州的鄉土書寫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區別于費孝通、梁鴻等前輩學者作家的觀察視角。

“情感表達的直率與溫度”構成了梁州寫作的另一特色。與老一輩作家含蓄節制的風格不同，梁州對鄉土的情感表達更為直接和熱烈。她在描寫白塔河時寫道：“宅改的東風，吹皺了池塘里的漣漪，也吹開了老屋前的野花”，將政策變革與自然意象巧妙融合，流露出對故土變遷的欣喜與期待。當她站在果喜橋上感懷“這片土地上，曾有多少代人的腳印深深淺淺地印在泥土里”時，又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歷史感與深沉的土地情懷。這種情感表達不事雕琢卻真摯動人，使讀者能夠清晰感受到一位年輕人對家鄉的赤子之心。

“而今，我們懷揣著先人未竟的夢想，帶著對故園的眷戀，在這片承載了千百年喜樂哀愁的土地上，小心翼翼地播下通往嶄新未來的種子，期盼著在來年的春天，長出更加繁茂的生命。”

這是“情感基調的青春化表達”，相較于魯迅的沉郁、沈從文的詩意、梁鴻的憂思，梁州的文字洋溢著青春的朝氣與樂觀。她描寫宅改后的鄉村：“小心翼翼地播下通往嶄新未來的種子，期盼著在來年的春天，長出更加繁茂的生命”，這種充滿希望的語調在傳統鄉土文學中較為少見。

即使面對鄉村的問題與困境，梁州也傾向于展現克服困難的努力與可能，而非停留在批判與嘆息。這種情感取向并非源于對現實的簡單美化，而是新一代對鄉村發展持有的基本信心，正如她在后記中所期待的：“新一代站在這片土地，眺望著相同的河流時，他們仍然愿意像前人與當下正在為解決問題努力的人們一樣，延續土地的生機與活力”這種積極的情感基調，為鄉土文學注入了新的精神氣質。

“知識結構的跨學科融合”，使梁州的鄉土書寫具有更豐富的維度。傳統鄉土文學作家多具備文學或社會學背景，而數字時代成長起來的00后一代知識結構更為多元。

梁州的寫作自如地融匯了政策分析、經濟模式、數字技術、生態理念等多學科視角，使作品超越單純的文學或社會學范疇，成為記錄當代中國鄉村轉型的綜合性文本。她對余江宅改的記述既包括政策設計、實施步驟等制度層面，又涵蓋產業轉型、文化保護、生態維護等多維內容；她對信江文化的追溯既有人文歷史的深度，又有地理空間的廣度。這種跨學科的視野，使《醉醇鄉土 行走余江》成為理解當代中國鄉村復雜性的重要窗口。

梁州的鄉土觀察還具有“問題導向的實踐品格”。不同于書齋中的學者或沉浸于個人體驗的作家，梁州帶著明確的問題意識走進鄉村，她的寫作不是為了抒發一己之情，而是試圖記錄并參與解決鄉村面臨的實際問題。在探討農村“棄老”現象時，她不是停留在道德譴責或現象描述，而是通過范家村老年食堂的案例，展示社區如何構建老年人關愛體系——“哪個老人今天沒來吃飯？為什么沒來吃飯？一來一回之間，老人的情況則明晰了”。

這種寫作姿態讓人想起熊培云在《一個村莊里的中國》中的實踐理性，但梁州作為00后，更少理論包袱，更多行動導向，她的文字不是為了證明某種理論，而是為了呈現變革的可能路徑。

“代際視角的互補性”是梁州寫作的重要價值。在鄉土文學傳統中，年輕一代的聲音長期缺位，鄉村要么被塑造成需要被啟蒙、拯救的對象，要么被浪漫化為精神原鄉。梁州的寫作打破了這種單一敘事，她既看到鄉村的困境與局限，也發現其中的活力與希望；既理解老一輩的保守與顧慮，也認同變革的必要與緊迫。這種平衡的視角，使《醉醇鄉土 行走余江》成為連接代際認知的橋梁，讓不同年齡段的讀者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正如四渡河村的“鄉村CEO”劉慧敏所說：“在鄉村工作，需要極大的耐心和韌勁，理解村民的同時讓他們慢慢了解新事物”。梁州的寫作同樣體現了這種代際對話的努力。

“媒介表達的創新嘗試”反映了數字原住民作家的寫作特點。作為“微博年度新知博主”，梁州熟諳新媒體傳播規律，這種經驗也影響了她的鄉土書寫。書中段落長短靈活，節奏明快，適合網絡時代的閱讀習慣；場景描寫畫面感強，如白塔河浮橋的生動畫面，具有短視頻般的視覺沖擊力；主題選擇緊扣社會關切，如宅改、養老、留守兒童等問題，容易引發公眾共鳴。

這些特點使作品既保持了文學品質，又具備了大眾傳播的潛力，為鄉土文學突破精英閱讀圈層、影響更廣泛受眾提供了可能。梁州的寫作表明，嚴肅的鄉土主題完全可以采用更貼近當代讀者特別是年輕群體的表達方式。

梁州的創新不是對傳統的否定，而是“在傳承中發展”，她多處運用了費孝通的鄉土論述，以及對鄉土社會血緣地緣關系的分析，顯示出扎實的學術素養。值得一提的是，梁州的00后視角并非與傳統的斷裂，而是“在創新中延續”。

她對信江文化的追溯，對楊萬里《舟過安仁》的引用，顯示出對地方文化傳統的深厚敬意。當她寫道“信江的故事，是江西的縮影，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時，表明她的寫作雖然視角新穎，但根脈依然深植于中國文化土壤。這種既有創新活力又有文化根性的寫作姿態，正是00后一代文化認同的典型表達——他們不再糾結于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而是自然地將兩者融合為自己的精神資源。

敘事藝術：

跨文體寫作與詩性語言的融合

《醉醇鄉土 行走余江》在敘事技巧與語言風格上呈現出鮮明的個性化特征，梁州打破了傳統鄉土文學的文體界限，將紀實、散文、評論等多種形式熔于一爐，同時以詩性的語言賦予改革敘事以文學魅力，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跨文體鄉土寫作”。這種敘事創新，使政策性的宅改主題擺脫了枯燥的技術論述，升華為富有感染力的人文敘事。

“多元文體的有機融合”是本書最突出的敘事特點。梁州的寫作自由穿梭于多種文體之間：當記錄宅改政策落地過程時，她的筆觸嚴謹如調查報告；當描寫白塔河浮橋上“繡娘納著鞋底，船夫叼著旱煙斗”的場景時，她又切換到細膩的散文筆調；當分析鄉村社會血緣地緣關系轉變時，則展現出社會學評論的思辨深度。

這種跨文體寫作不是簡單的形式拼貼，而是根據內容需要自然切換表達方式，使作品兼具實證性、文學性與思想性。例如在記述余江宅改經驗時，梁州既提供了具體數據和工作方法，又穿插村民的生活故事與心理變化，還融入對費孝通“差序格局”理論的當代詮釋，形成多層次、立體化的敘事結構。這種寫法超越了傳統鄉土文學單一文體的局限，更全面地捕捉了鄉村變革的復雜性。

“個人體驗與宏觀視野的交織”，構成敘事的另一特色。梁州巧妙地將自己的行走見聞與對鄉村發展的整體思考結合起來，使作品既有鮮活的生活質感，又有開闊的歷史視野。當她站在果喜橋上觀察宅改帶來的變化時，個人的駐足凝望與對余江幾十年發展的回顧自然銜接；當她品嘗潢溪鎮的紅皮甘蔗時，味覺的甘甜與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分析相互映襯。

這種寫法避免了純個人化寫作的狹隘和純理論分析的抽象，創造了一種“具身的宏觀思考”——從具體經驗出發，卻不囿于一己感受，而是以小見大，從微觀細節透視時代變遷。正如她在后記中所言：“撰寫本書的過程，于我而言，同樣是一段成長的歷程”，這種將個人成長與鄉村變革并置的敘事策略，增強了作品的親和力與說服力。

“詩性語言與政策敘事的調和”，展現了梁州的語言駕馭能力。宅基地制度改革涉及大量政策術語和技術細節，容易使文本陷入枯燥，但梁州通過詩性語言的運用，使這些內容變得生動可感。她描寫宅改東風“吹皺了池塘里的漣漪，也吹開了老屋前的野花”，將制度變革轉化為充滿美感的自然意象；她把浮橋比作“城市與中洲之間一道流動的紐帶”，賦予基礎設施以文化象征意義。即使在分析最技術性的宅改措施時，梁州也注重語言的形象性，如描述數字化管理平臺時稱之為“科技賦能”，講村民理事會運作時用“長老式理事”這樣富有傳統韻味的表述。

這種語言風格既準確傳達了政策內容，又保留了文學的美感與想象力，使專業讀者能獲取有效信息，普通讀者也能獲得審美享受。

“時空交錯的敘事結構”，是梁州組織復雜素材的巧妙方式。作品不斷在過去與現在、記憶與現實之間切換：上一段還在追憶信江上朱熹、楊萬里等歷史名人的足跡，下一段就轉到當代余江的宅改實踐；剛剛描繪完白塔浮橋往昔的繁華景象，隨即又呈現它今天的改造更新。

這種時空跳躍不是隨意的，而是有意構建歷史與當下的對話，表明今天的鄉村變革是漫長歷史進程的延續。梁州特別擅長在現實觀察中自然引出歷史縱深，如由老年食堂聯想到傳統鄉村的養老方式，由宅基地退出機制聯想到中國農民千百年來對土地的依戀。

這種敘事方式使讀者感受到，余江的宅改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國鄉村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一個縮影，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細節的象征性運用”，體現了梁州對文學表達的自覺追求。書中精心選擇了一系列富有象征意味的細節來傳達深層意義：果喜橋既是具體的物理存在，也是連接過去與未來的隱喻；紅皮甘蔗的品種改良象征著傳統農業的現代轉型；老年食堂的日常運作折射出鄉村社會支持體系的重建。

這些細節不是簡單的場景描寫，而是經過文學提煉的象征符號，它們既真實可信，又超越具體時空，成為理解當代中國鄉村變革的密碼。梁州對細節的處理方式，顯示出她雖為年輕作家，卻已具備成熟的文學感知力和表達力。

“我常常在深夜反復詰問自我，我親身丈量過的土地，我親手觸碰過的修繕后的新屋，它們所代表的是什么？”

梁州雖然是00后，但她卻是省作協會員，省文藝家評論家協會會員，這在全國也是鳳毛麟角。她獲得2024年微博年度新知博主，被APEA亞太青年領袖計劃授予“青年代表”，她寫的博文常常是千萬閱讀量，僅去年就上微博熱搜榜70余次，平均每五天就上一次熱搜榜，這在00后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醉醇鄉土 行走余江》作為一部00后作家的鄉土力作，其價值不僅在文學領域，更是延伸到了鄉土社會構建與文化建設層面。在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的今天，梁州的寫作以其獨特的視角與鮮活的記錄，為理解當代中國鄉村變革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和脫俗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