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帝國，左右互搏，伊朗內斗為何如此嚴重

波斯帝國，左右互搏，伊朗內斗為何如此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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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單方面宣布伊朗與以色列停火之后，很快有伊朗官員向媒體證實，伊朗接受了美國提出的，由伊朗先停火12小時，隨后雙方達成全面停火的方案。

然而，沒過多久，伊朗外長就駁斥了這一言論，聲稱伊朗并未同意停火，不過如果以色列在規定期限前停手，伊朗可以考慮不再繼續報復。

另外一邊，伊朗軍方更是還在叫囂，美國對伊朗的襲擊，讓他們“徹底放開了手腳”。

如此混亂的信息，讓人們無從判斷伊朗的真正傾向，直到伊朗國家電視臺宣布伊朗對以色列停火，并且后續幾個小時真的沒有導彈從伊朗發出，才敢確定這場沖突暫時告一段落。

這種自相矛盾的官方表態，在此前12天的伊以沖突當中，已經在伊朗上演了許多次，充分彰顯了伊朗國內政治環境的混亂。

導致這種混亂的原因，正是那場塑造了伊朗共和國的伊斯蘭革命。

昔日輝煌

伊朗，古稱波斯，是一個擁有輝煌歷史的文明古國。

波斯帝國在公元前6世紀強勢擴張，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強盛帝國。

后來，波斯帝國因與希臘城邦間的戰爭消耗了過多的國力走向衰敗，最終被亞歷山大所滅，之后又經歷了多次政權更迭，其中不乏名盛一時的強大王朝。

直到工業革命在歐洲興起，伊朗與眾多未能及時跟上工業革命腳步的國家一樣，在短短數十年時間里便嚴重落后于世界，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被迫簽署了眾多不平等條約。

不過，與大多數接受現實，逐步淪為殖民地的國家不同，伊朗畢竟祖上闊過，骨子里還有大國的驕傲，民族主義情緒相對高漲，一直在尋求救亡圖存的方式。

愷加王朝曾進行過一場伊朗版的洋務運動，但封建王朝的局限性令改革最終以失敗告終。

愷加王朝從此開始擺爛，最終在1919年同意成為英國的保護國，

但伊朗民眾始終十分抗拒英國侵略，民間洶涌的反英浪潮迫使英國不得不改變手法，改用代理人統治模式。

考慮到愷加王朝的名聲已經臭了，英國從軍隊中選擇了一個威望較高的軍官禮薩·汗作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發動政變，推翻愷加王朝。

不料禮薩·汗也是個愛國主義者，早就不滿外國勢力插手伊朗內政，與英國合作不過虛與委蛇，在借助英國的力量掌握權力之后，轉頭就與英國翻臉，并效仿土耳其的凱末爾進行改革。

禮薩·汗的改革有效地提升了伊朗的國力，收回了不少主權。

然而，對于伊朗這樣的后發國家來說，想要實現工業化，最快的方式是與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合作，獲取對方的幫助。

由于英、法、俄都曾經侵略過伊朗，唯有德國不但沒有趁火打劫，還對伊朗提供過一定的幫助，禮薩·汗選擇德國作為合作對象，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拒絕與德國翻臉。

盡管禮薩·汗并沒有公開站在德國一邊，而是宣稱中立，但伊朗的地理位置太過關鍵，同盟國必須確保這一戰略要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眼見禮薩·汗不識相，英國和蘇聯分別從南北兩個方向進入伊朗，推翻了禮薩·汗的統治，將他愿意配合盟軍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扶上了王位。

禮薩·汗的失敗站隊讓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巴列維吸取父親的教訓，緊緊抱住了當時的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的大腿。

考慮到伊朗的戰略地位，美國對伊朗也算慷慨，在二戰期間就沒少給伊朗援助，二戰結束后又督促英國和蘇聯撤軍，在冷戰期間更是大力扶持伊朗。

在美國的強力支持下，伊朗的發展一路向好，從紙面數據來看，已經是世界上數得上號的富裕國家。

1971年，為慶祝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巴列維國王斥巨資舉辦了一場慶典，就連應邀前來參加的外國人都要為慶典的奢華感到驚嘆。

伊朗革命

可是，在表面的繁榮之下，是伊朗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底層民眾對于國王的不滿不斷積累，隨時可能爆發的殘酷現實。

巴列維國王也感受到了這股暗流，在美國的指點和援助下進行了以土地改革為核心，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多方面發展的白色革命，試圖緩解社會矛盾，鞏固自己的統治。

然而，由于政策漏洞和執行不力，這場改革的結果卻令巴列維國王觸怒了社會的所有階級。

國王改革的本意是促進社會公平，掌握大量資源的封建地主貴族作為國王的重點打擊對象，當然會對國王不滿。

底層的農民起初十分歡迎改革，但卻發現自己分到的土地根本不夠全家吃飯，最終還是得賣掉土地進入城市，成為城市貧民，日子過得比之前更貧苦，同樣十分憤懣。

就連僅有的在改革中獲利的城市中產，也因為無法獲得與財富相應的社會政治地位，并不滿意巴列維王朝的統治。

一時間，各種反對派勢力紛紛冒頭，令巴列維國王疲于應付。

偏偏在1977年，美國換上了格外關注人權的卡特政府，巴列維在美國的要求下不得不釋放了一批政治犯，讓反對派的聲勢更加浩大。

就在這個時候，以在伊朗國內頗有影響力的反對巴列維國王專制統治的現代伊斯蘭主義者阿里·沙里阿提逝世，他的支持者當中有人懷疑他不是正常死亡，而是遭到了國王暗害。

同年10月，另一名知名的持反對國王意見的教士代表，最早批評國王并因此流亡海外的霍梅尼的兒子穆斯塔法也突發心臟病逝世，更加劇了人們對國王的質疑。

于是，在穆斯塔法死后，有霍梅尼的激進支持者開始游行示威。

由于社會上對國王的普遍不滿，示威游行不但沒有隨著世界的推移而消弭，反倒愈演愈烈，起初只是幾百人上街，到后來發展到各個城市都聚集起成千上萬的抗議人群。

巴列維國王試圖出動軍隊鎮壓，不料這種舉動進一步激起了民眾的憤怒，讓越來越多的勢力加入了反對國王的陣營。

最終，1979年，深感大勢已去的巴列維國王以“治病”為借口逃亡美國，伊朗民眾迎回霍梅尼，擁戴其為最高領袖。

在霍梅尼的領導下，伊朗秉承著“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精神，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也就是今天的伊朗。

糾結徘徊

然而，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初的幾年，這個國家都幾乎處于政府癱瘓的狀態。

巴列維國王觸犯了太多人的利益，讓所有人在反對巴列維一事上達成了共識，推動了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發展，卻也給這場革命埋下了隱患。

由于參加革命的人成分過于復雜，不同團體對伊朗未來的設計同樣截然不同，當巴列維這個共同的敵人離開之后，不同革命團體之間的矛盾就暴露了出來。

以霍梅尼為代表的教士集團和支持教士集團的底層民眾希望回歸伊斯蘭傳統，城市中產卻不想放棄現代生活，想要建立德謨克拉西制度。

在力量對比上，教士集團和底層民眾占了人多勢眾的優勢，城市中產則擁有更多資源財富，并且在革命當中出力更多，霍梅尼也不好無視他們的意見。

無奈之下，霍梅尼強行糅合了出了一個即能滿足城市中產需求，又能讓自己所在的教士集團占優勢的別扭的政治體制。

一方面，新政權學習西方選舉制度，由人民普選產生總統、議會，主導國家行政體系。

但民選政府做出的決策，都要經過最高領袖的批準，最高領袖則要經過完全由神職人員構成的專家委員會推舉。

就連軍事力量，也被分成了2份，一份是由政府掌握的國防軍，另一份是由宗教勢力控制的伊斯蘭革命衛隊。

盡管城市中產對于這個權力分配不算滿意，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讓他們趨向妥協，更何況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后不久，伊朗又接連遇到了德黑蘭人質危機事件和兩伊戰爭。

人質危機暴露了美國深度干涉巴列維王朝內政，推翻民選首相摩薩臺的內幕，兩伊戰爭更是伊拉克公然打出推翻伊朗革命的旗號入侵伊朗。

兩起事件讓伊朗人的民族情緒分外高漲，促使伊朗能夠暫時放下內部矛盾團結對外，等到兩伊戰爭結束時，伊朗內部的權力分配早就木已成舟。

可是，這套別扭的體制能夠讓伊朗國內的各方勢力勉強達成平衡，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各方勢力之間的矛盾。

甚至，這種平衡還使得任何一方的影響力擴大都有一定的邊界，無法徹底壓過其他實力，讓伊朗的國內矛盾長久地延續了下去。

于是，關注伊朗的人就會看到，伊朗的內政外交政策不斷反復，甚至同一時間段內都會自相矛盾。

本次伊以沖突中伊朗政府的左右互搏在外界看來十分離譜，放在伊朗卻實屬常態，不過是因為這場沖突引發了世界的關注，讓世界注意到了伊朗的混亂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