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guān)洋員親歷晚清巨變：李鴻章與1900義和團亂局

編者按：

“李鴻章”“義和團運動”——這些看似熟悉的歷史人名與事件，常常以凝固、定型的面貌出現(xiàn)在近代史教科書中，變成了無聲的名詞。然而，歷史本該是鮮活流動的，我們只是缺少一個重新走近它的入口。

1900年，義和團危機席卷北方，洋員慶丕時任粵海關(guān)稅務司，因局勢變化與李鴻章頻繁接觸。作為外國勢力的一員，他是旁觀者亦是參與者，記錄下動蕩時局中李鴻章的身影——身為政治家的權(quán)謀、孤獨與魅力，對西方知識的審慎，可敬可親，躍然紙上。

慶丕回憶錄：我與中國海關(guān)（1874—1921）

作者：[英] 慶丕

出版時間：2025年4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1900年4月1日，我被任命為粵海關(guān)稅務司，對這一“曲折”的提調(diào)而言，這一天也不能說不合適。但說什么也沒用了，在接掌職位后的幾個星期里，我手頭上堆滿了事情，再沒有空閑七想八想。

不祥之兆已在醞釀之中，義和團在山東的活動雖在北京未受重視，卻引得南方的李鴻章與華中的劉坤一這些封疆大吏頗感焦慮。最了解慈禧太后心思的那些人也拿不準她的態(tài)度。1895年，她準許李鴻章辭去直隸總督一職，1899年，李鴻章南下廣州，出任兩廣總督，雖然當時他仍舉足輕重，但他辭去直隸總督意味著慈禧太后一大老練可靠的親信不再伴她左右。如今回過頭看，幾乎所有權(quán)威人士都認為，如果李鴻章還任直隸總督，義和團運動會被扼殺在山東，自然就不會發(fā)生義和團圍攻北京使館之事。李鴻章本人亦做此想，無論是在這一外交史上空前的事件發(fā)生之前或之后，都沒有改變。

我作為粵海關(guān)稅務司第一次和李鴻章見面是在1900年4月6日，但我早就知他甚深，他非常友善地告訴我，他在1887—1889年時就記住我了，那時我在天津海關(guān)擔任高級幫辦，在德璀琳手下辦事。那時清朝附庸國朝鮮的命運懸而未決，德璀琳交給我一個任務，讓我起草一份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備忘錄。我記得它題為《關(guān)于朝鮮的爭論》，李鴻章對其大加贊譽，也贊許了我。德璀琳常對我說，“我來日一定帶你去見總督”，但不知為何，私下拜訪卻從未成行，不過我自是在公共場合見過他幾回。記性好是李鴻章的一大特長，而他還記得我，讓我的工作容易了一些。在我們的初次見面中，他展露出超凡的人格魅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曾有北京那邊的官員同我說，李鴻章可能不太好打交道，但我可以公正地說，在北京使館遭圍攻之前以及期間，在我與他所有的密切交往中，他都待我非常友善。當時珠三角海盜劫掠成風，李鴻章決心加以制止。此事的關(guān)鍵在于，有作奸犯科念頭之人可以輕松在港澳購得武器，這樣一來，要做的就是引導英葡當局限制這項貿(mào)易。我的同事，即將離職的德國籍稅務司坦率說道，在他看來，一種辦法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在這兩個地方購買武器，并通知英葡政府。這與我的想法一致。如此一來，英葡政府就不得不認真對待此事。李鴻章盛贊其為履行職責，不懼惹怒民眾，并問我有什么想法。我趁此機會說，我定將竭盡全力，完成他交予我的任何任務。他飛快地瞥了我們倆一眼。他當然清楚，我們都知道廣州政府是香港武器貿(mào)易的大主顧。作為一名擊劍手，我不由得佩服他這招敏捷的格擋，讓我們在這個籠統(tǒng)問題上各有結(jié)論。

4月里，我忙得衣不解帶。但到了月底，我與上下官員都相處得頗為自在。廣州滿人將軍、府臺、藩臺，還有各部之長，都向我表示了最大善意，我們在李鴻章麾下合作頗為愉快。即使遠如廣州，也出現(xiàn)了動蕩跡象。4月25日，一位重要地方官員在澳門汽船碼頭上遭到槍擊并受傷。兩天后，緝捕總局局長來看我，說總督一如慣常，定下逮捕刺客的期限。而更重要的是，總督在5月初決定授權(quán)海關(guān)稅務司檢查當?shù)卮皇欠褫d有武器。李鴻章永遠處于戒備狀態(tài)，在嗅出是否有危險威脅到中國、清王朝和他自己的利益上，他總是遙遙領(lǐng)先于他的同胞。

6月1日是端午節(jié)，要舉辦豐富多彩的水上表演活動，地方官員為此采取種種預防措施，以免百姓的熱情被導向歧途。不過，一切都圓滿結(jié)束。6月5日，我往訪番禺縣（廣州地方官員），一切似乎很正常。8日，新上任的澳門稅務司拜訪了總督、巡撫和海關(guān)監(jiān)督（戶部），我們沒有得到任何有關(guān)北方局勢即將結(jié)束的暗示。因此，6月10日，身處北京的總稅務司給我發(fā)來電報，像是擲下了一枚重磅炸彈。電報要求我立即拜訪總督，告訴他這里（北京）的局勢極端危險。“所有使館都擔心遭受攻擊，而清政府束手無策，甚至會火上澆油。如果發(fā)生意外，或者情況沒有迅速好轉(zhuǎn)，外國肯定會發(fā)動大規(guī)模聯(lián)合干預，大清帝國可能就此終結(jié)。請代我（即鷺賓·赫德）求總督發(fā)電報給太后，優(yōu)先保證使館安全，不要理睬任何采取敵對行動的提議。緊急。”這封電報上標著6月10日上午十一點十分發(fā)自北京，我是下午一點三十分收到的。由于文中錯誤頗多，我花了很大氣力解碼電文，爾后立刻啟程前往總督衙門，坐轎子要一個多小時。我不用什么手續(xù)，就能得到準許，進入總督衙門，我馬上同老友龔心湛把總稅務司的文電翻譯成中文。總督有很多訪客，但在提督離開和下一位客人到來之前，我們加了一個塞，把這份電文呈送李鴻章臺前。他仍同往常一樣冷靜沉著，頗具洞察力，立即把握了局勢，說他將馬上按總稅務司要求的方式，給太后發(fā)送電報。同時，我用總督的私人電報聯(lián)系總稅務司，告訴他已向李鴻章轉(zhuǎn)達他的請求，并已聯(lián)系太后。電文發(fā)送時，我一直留在總督衙門，直到晚餐時分才回家。總督待人處世嚴肅而又親切，他要求我一有消息就及時告訴他，必要時，可省去諸多禮節(jié)，不必提前知會，可直接前來見他。次日，李鴻章前往廣州的外國租界沙面，登上了那時停在港內(nèi)的一艘美國炮艇，拜訪美國總領(lǐng)事。他還登上了沙面島，拜訪了德國領(lǐng)事。美國軍艦放了十九響禮炮，士兵在岸邊列隊，海關(guān)護衛(wèi)隊列隊行進。在談話中，李鴻章就北方事態(tài)盡力打消兩位領(lǐng)事的疑慮，我想，隨著談話，他也緩解了對局勢的焦慮。6月12日，我與九龍（香港）稅務司再次前去拜訪李鴻章。拜訪期間，這位老先生屢屢嘲弄，講的是香港鴉片種植主和所謂從香港向中國內(nèi)地大規(guī)模走私鴉片之事，我同事不得不聽著。他這都是為了這位九龍稅務司好，但他很快就不再講這個話題，拍了拍我的肩膀，并戲謔地說道，他說的都是“空話”。我立即回答道，我們沒有誤解他，知道他是想要勸告我們謹慎行事。對此，他向我的同事說，“繼續(xù)在邊境和內(nèi)地執(zhí)行扣押行動”，地方官員將竭盡全力給予協(xié)助。

接著他談起北方的義和團和康有為，并說希望被召回京去鎮(zhèn)壓這些人。說到此，他又對廣州感到不放心，說自己必須密切留意，警惕從新加坡來的叛亂分子，康有為就是在那里密謀反對慈禧太后的。

離開之際，我告訴李鴻章，他前一天到訪沙面時對外國女士們的關(guān)心令她們倍感高興。他見了美國領(lǐng)事的太太和其他幾位女士，對她們極為親善。我們接下來又去拜訪了粵海關(guān)監(jiān)督，然后回到家中，我在日記中記的是“下午七點到家”。第二天，我想要確證更多消息。電報局里的那位伙計是我的好朋友，他說過去兩天的電文都是由香港和電報公司拍往北方的，他還說，華北已經(jīng)亂作一團。但我相當確定的是，在京津陸路中斷前，總督給太后的電文與我就此事寫給總稅務司的分析已經(jīng)“到達”。18日，香港流言紛飛，傳言說公使館遭襲擊、德國公使被殺、外國戰(zhàn)艦正在炮轟大沽要塞。當天，總督說他不日將北上。19日，總督的家庭醫(yī)生麥信堅（Dr. Mark）從衙門來告訴我，總督打算乘汽船到上海，再去秦皇島，換陸路到北京。他問我這個計劃如何。我提議道，總督前去大沽并現(xiàn)場判斷局勢或許更佳。我補充說：“要恢復并維持秩序，總督必須北上，與正同義和團對陣的外國軍隊合作。”我認為那是保衛(wèi)中華帝國領(lǐng)土完整的最好機會。麥醫(yī)生的工作并不輕松。總督身系諸多要事，健康至關(guān)重要，可他身體狀況不佳，令我們倍感擔憂。只要麥信堅需要，我總是堅定地支持他，但總督并不信任西藥。麥信堅是廣東人，在外國受過培訓，深知自己要怎么做。有一天，談到總督尤其嗜好的皮蛋時，他壯著膽子勸誡李鴻章。李鴻章非常惱怒地說道：“我的肚子是我的肚子”；“我曉得我的肚子，你不曉得我的肚子”。最后還稱這位不識時務的隨身醫(yī)生是洋鬼子。這時有些幕僚提出異議，但老李說了句犀利的話，堵住了他們的嘴巴：“說鬼話，都是鬼子！”發(fā)泄一番之后，他又變得友善起來，幾乎承諾不再食用皮蛋。

這就是他對待外國事物的典型態(tài)度。他非常了解它們的價值，但并不喜愛它們，不過有時他也會松松口，說出幾句好話來。

李鴻章即將從廣州出發(fā)的消息不久就傳開了。許多人勸他不要離開廣東。那時在中國，只有三人稱得上是真正重要的，那就是兩廣、兩江和湖廣總督。其中，兩廣總督李鴻章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在慈禧太后最需援助時，她找的是李鴻章，而非其他二人；兩江總督也是李鴻章到達上海時最先承認其領(lǐng)導權(quán)的人，這都充分說明了李鴻章影響力之大。李鴻章決心北上，但同意推遲出發(fā)日期。原因有兩點：第一，他不想顯得漠視外國人和本國人的反對；第二，希望贏得時間，觀察局勢發(fā)展。恰在當時（6月22日），倫敦開始有點焦躁不安。我在倫敦辦事處的老上司發(fā)來電報，想獲知關(guān)于李鴻章動向的可靠消息——這份關(guān)注著實讓李鴻章非常滿意。他當然知道鷺賓·赫德與其在倫敦的親信之間關(guān)系密切。次日（6月23日），眾人皆焦慮不已。有關(guān)中國正規(guī)軍炮擊天津的各種謠言滿天飛。李鴻章也聽說了，但他不相信那里的指揮官聶士成將軍與此事有關(guān)。當晚，龔心湛寫信給我說，總督迫切想知道我是否從芝罘稅務司那里得到了總稅務司的什么指示。6月24日，我再次給芝罘發(fā)去電報。25日我得到回電說，6月15日他與北京就斷聯(lián)了，信件也無法從大沽送達天津。聽到這些后，總督說他沒有收到之后的消息，從謠言來看，事情恐怕正越來越糟。當晚稍后，我接到了芝罘稅務司發(fā)來的另一封電報，其中寫道：“大沽要塞被外國聯(lián)軍占領(lǐng)。天津租界被中國軍隊摧毀。援軍6月23日被擊退。沒有西摩爾（Seymour）艦隊司令的消息。沒有天津居民的消息，但是駐防部隊沒有退讓。”直到午夜我才譯出這封電文，在26日一大早，我們就把它遞呈總督。龔心湛說，總督也接到了相似消息，擔心有中國軍隊與義和團聯(lián)手。他說，總督不明白為什么會打得這么激烈。我答道，這與印度暴亂類似，并表示希望中國能像英國一樣，安然渡過難關(guān)。午后三點，我拜訪了總督，他給我看了袁世凱最近從濟南府發(fā)來的電報。我們談話時，又一封電報送到，告知天津周圍的抵抗已肅清，聯(lián)軍正向北京進發(fā)。李鴻章要我把這一消息轉(zhuǎn)告英國總領(lǐng)事。緊接著，我們就當前局勢進行了長談。總督堅持認為，如果不采取措施應對武裝部隊的行進，那么在大沽要塞進行防衛(wèi)就不可避免。天色已晚，可我們都還坐著，因為總督還沒有示意我們離開。我們談到，義和團可能屠殺天津或北京的外國婦女兒童。總督對我說：“僅作此想就讓我非常難過，我可認得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啊！”他問我：“若此事真的發(fā)生，聯(lián)軍會燒毀北京嗎？”我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說：“如果1860年中國政府處死了巴夏禮（Harry Parkes）和洛赫（Loch）先生，那會發(fā)生什么呢？”他點了點頭，說：“是啊，而且他們確實燒了圓明園。”很明顯，他疲勞不堪，憂心如焚，但也并非全然失去了希望。他離開時，我對龔心湛和麥信堅強調(diào)，他們的心中，還有總督心中，必須永遠這樣想：殺害外國平民或婦女兒童是無法寬宥之事。我還復述了總稅務司在6月10日電報中的警告。夜已深，我們不方便走回家，所以乘舢板經(jīng)由水門出去，舢板由李鴻章的一個“虎賁”，即安徽隨扈駕駛，而我們?nèi)砥教桑悦庖e人注目。在船上，我思考起古今中外關(guān)于殺俘的各種觀點。但無論李鴻章的觀點為何，他都深知中國的命運與獨立岌岌可危，而他唯一的指望就是不要發(fā)生大屠殺。他不遺余力地把他的看法呈遞給慈禧太后，為此，他與袁世凱保持電報聯(lián)絡。袁世凱通常派信差向北京呈送信件。每封信都委托給十個不同的人——希望就算九人被義和團阻止或殺害，還有一人或許可以將信送達。無疑，還是有些人成功了，而我也一直相信，鷺賓·赫德爵士在《這些從秦國來》（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第三十三和三十四頁記錄的圍攻公使館期間義和團的幾次暫停，正是李鴻章努力的結(jié)果。

說回廣州事宜。6月28日，我收到西江河畔的梧州發(fā)生動亂的消息，便馬上報給總督，他立即采取措施加強沿江地區(qū)地方官員手中的權(quán)力。當晚，龔心湛告訴我，總督接到了留在廣州等待進一步指示的命令。這些命令從何而來，甚至是否真的存在，一直存疑，很可能是總督把實際上由他本人所做的決定宣布為“命令”，畢竟他已下定決心，一旦他認為時機成熟，就主動采取行動。這是應對非常規(guī)困局的一個相當聰明的辦法。也有其他的辦法。會帶來麻煩的密詔總被視為偽造，因而會被無視。李鴻章這位東方外交老手很少找不到托詞。

7月1日，我收到了芝罘稅務司發(fā)來的電報，詢問總督是否已經(jīng)從廣州動身，并說外國公使依然在北京。我立即把這封電報送呈總督，他問我，是否認為這是個好消息。我答道：“鑒于我們對北京城外事態(tài)的了解，我想公使們在城內(nèi)要比在城外更好一些。”龔心湛對局勢頗為憂心。第二天，英國總領(lǐng)事給我看了兩份從總督衙門里弄到的詔書。其中，第二份詔書督促總督們積極采取措施，防衛(wèi)各自省區(qū)。他詢問我有何看法。我說道，如果李鴻章受到攻擊，他不可能無動于衷，但如果沒有，一切都會相安無事。這與一則謠言有關(guān)，當時謠傳英國海軍中隊會被派去保衛(wèi)廣州的重要門戶虎門要塞。英國總領(lǐng)事同意我的看法，我當然也把這個看法傳達給了香港當局。李鴻章一向以在其統(tǒng)轄的所有地區(qū)內(nèi)維持法律與秩序為豪，一想到可能有外國軍隊來取代自己，或哪怕只是協(xié)助自己，就會深感痛苦。曾說過“我比總理衙門大”的人怎么可能容忍外國干預他的總督轄區(qū)，哪怕只是一時。據(jù)說，他無法忍受別人詆毀他的能力和誠信，曾語帶威脅地說：“那樣的話，‘我開門’。”換言之，“放任那些暴民作亂”。正是由于他的可怖名聲在外，廣州的“一萬無賴”哪怕再熱衷放火劫掠，也不敢再犯，這是他自夸自傲的事。離開英國領(lǐng)事館時，我碰到了德國總領(lǐng)事等人。那場景回想起來令人頗為痛心。他手里拿著一封電報，上面寫著6月20日德國駐北京公使被殺及其秘書受傷的消息，并且到23日，仍在堅持抵抗的公使館只剩三個了。我只能告訴他們，我尚未得到確切的消息。在總督的完全同意下，我養(yǎng)成習慣，把對局勢的全部了解轉(zhuǎn)達給外國領(lǐng)事。我建議他們?nèi)フ矣傤I(lǐng)事，不要突然降領(lǐng)事旗，并立即去找總督求證，而我自己也爭分奪秒地這樣做。德國總領(lǐng)事頭腦非常清醒，他馬上就知道，任何試圖引起地方騷動的行動都不會有什么好處。

再下一天，7月3日上午十點半，我收到了芝罘稅務司發(fā)來的幾封電報，證實了可憐的克林德（VonKetteler）遇害的悲痛消息，還說所有在北京的外國居民都在英國公使館，處境極為艱難。我即刻把這幾封電報送呈總督。他沮喪不已，特別是他已經(jīng)多少確認了這些消息，對公使館中不幸的人仍安然無恙已不再心懷希望。我告訴他，我發(fā)了三封電報打探總稅務司的情況，但芝罘似乎沒有得到任何消息。李鴻章?lián)P手（這是他激動時常用的姿勢）問道：“誰能知道他情況到底怎么樣？”我自然問是否可以幫忙，幾乎沒有想過他的答案會是什么。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道：“作為粵海關(guān)稅務司，你必須總理（或者叫負責——使用的措辭是“總理”）兩廣地區(qū)所有海關(guān)辦事處，直至我們重新接到總稅務司的信件。”他語氣親善，但言辭鄭重。我領(lǐng)命并承諾會盡力維持諸事運轉(zhuǎn)，直到形勢好轉(zhuǎn)。細節(jié)很快就安排好了，兩廣所有的稅務司都被告知了危機時期要采取的“緊急措施”。我還知會了領(lǐng)事團。海關(guān)監(jiān)督（戶部）得到命令，撥給我所需銀錢。他性子和善，嗜好美食。只有一次他說：“我想，你會把我給你的（錢）全記好賬的吧。”我說：“比那更好。總稅務司一‘重新出現(xiàn)’，我就會把錢全數(shù)歸還。”我那時始終認為，發(fā)生的所有事都是不正常的、暫時的，總稅務司隨時可能“出來”。7月6日，我又去見了總督。曾廣銓也和他在一起，顯然是為他北上之事。隨后我們進行了長談，商討海關(guān)及其未來發(fā)展。談話中，李鴻章展現(xiàn)出對鷺賓·赫德爵士的性格與管理方式的充分了解。他提到了他所認為的赫德爵士的失敗，后者作為總稅務司，本應培養(yǎng)大量訓練有素的中國人出任重要職位。李鴻章說：“總署里哪有這樣的人？”并直接問我是否認得這樣的人。我答道：“也許現(xiàn)在還沒有，但如果把這個目標牢記在心，如今開始做也算不得晚。”但是，盡管李鴻章對鷺賓·赫德爵士責備不已，他也一直提到：“如果我們能找到總稅務司，那他還是頂用的。”然而，他們似乎都默認，希望渺茫。

我之前曾提議，要是總稅務司、副總稅務司、總理文案一同遭遇不測，那恐怕情況不大如意，這樣的話，當前工作應交由上海造冊處稅務司（總稅務司署成員之一）處理，直到中國政府任命新官員。我自己開始依據(jù)這個原則行事，并與兩廣口岸商定，往常直接送到上海造冊處的海關(guān)貿(mào)易統(tǒng)計及報告應繼續(xù)照此遞送。如果造冊處稅務司立即承擔起職責，不為地方官員或領(lǐng)事官員費腦筋，那后面許多麻煩就可以避免。他有權(quán)這樣行事，既成事實也不會引起爭議。那時重大的事情是“開缺”，即宣布空缺，這給了海關(guān)外的有心人可乘之機，他們樂得在其中渾水摸魚。李鴻章很快岔開了海關(guān)這個話題，轉(zhuǎn)到更重要的問題上，那就是中國面對列強的處境。我想知道，他有多愿意站出來擔任中國的發(fā)言人。他說，列強已了解他和其他總督的態(tài)度，就是要保護轄區(qū)邊境并穩(wěn)定轄區(qū)內(nèi)秩序。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他正在等待時機。而在我看來，我無比確信，他，也只有他，是時代的主角。

第二天，即7月7日，我收到了芝罘稅務司發(fā)來的電報，說總稅務司6月25日的信件已由信使送來。我急忙離開辦公室去找總督，大約在下午五時見到了他。他告訴我，他有更新的消息，英國公使館還在堅持 抵抗。他補充道，許多中國人死于炮火，包括一些義和團首領(lǐng)，剩下的人不敢繼續(xù)攻擊。李鴻章談到要緩付外國貸款利息，并說皇上已為此專門下詔。龔心湛和曾兩個人都在場。我強烈反對任何這類致命的舉動，并告訴他們這必然有損中國當前和此后的信譽。我還提醒他們，有一點似乎被忽視了，中國代表在幾筆重要貸款發(fā)行時鄭重地簽署了抵押擔保品債券。那些債券也要放棄嗎？不然的話，它們實際上是“活期借款”，中國不付利息所省下的錢，也會從這流走。當然我們皆知李鴻章是最不可能提出建議做這種蠢事的，他提及這個問題無疑是在試探，想要引誘我們表態(tài)！后來我與曾廣銓談過此事，他是曾國藩的族人，而曾國藩曾提攜過李鴻章。曾廣銓以心直口快著稱。李鴻章有時對說英語的幕僚感到不耐煩，尤其是在他們太想展示他們的外國知識時。有次他對曾廣銓說：“你說話真是滔滔若懸河。”這個小個子很有尊嚴地答道：“大人，回國的中國學生說，西學知識最好留在您衙門大門的外面。”李大笑不已，并無惡意。我19世紀90年代在倫敦就認識了曾廣銓，我記得竇納樂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被任命為英國駐北京公使時，曾廣銓曾在倫敦的某間休息室里，對我脫口而出道：“為什么他被派到我們國家？我們又不是黑人！”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竇納樂爵士之前在尼日利亞任職，這讓我想起了鷺賓·赫德爵士的名言：中國人的記憶力是很強的！

還是繼續(xù)談廣州吧。顯而易見，總督已經(jīng)做好了最壞打算。再下一天（7月8日，星期天），我收到了倫敦發(fā)來的一封電報，說外交部需要可靠信息。總督對此頗為高興。7月9日，我再次去拜訪他，發(fā)現(xiàn)他不僅身體不適，而且精神非常萎靡。英國政府暗示北京應對暴行負責，令他頗感為難，且這一暗示是正式送交給了他。形勢確實相當復雜。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情況未定，甚至生死未卜。端郡王負責主持北京事務，執(zhí)掌軍權(quán)，同義和團合作。他十六歲的兒子，在義和團運動名聲大振前，就已經(jīng)被冊立為儲君。總督對我說：“端郡王的兒子可能會是個好皇帝，但他有個壞父親！”這向熟悉中國人思維的人們揭示了整個局勢，并對“作壁上觀”態(tài)度做了比以前更多的解釋。第二天，曾廣銓過來吃午飯。我們醞釀了一個計劃，可能可以解決許多難題，但曾廣銓擔心總督年紀太大，難以發(fā)揮作用。次日，即7月11日，我又來到了衙門里。事情變得樂觀了一些，因為盛傳在北京的所有人員都安然無恙。我借此與麥醫(yī)生就總督的健康進行了一番長談。這位老人患了消化不良癥，胃受了涼，還有點腹瀉。麥醫(yī)生深知局勢之嚴重和自己肩負的責任，如果有需要，會毫不猶豫地邀請外國專家提供意見。我自己對李鴻章的觀察讓我傾向于相信，他精神上的不屈會戰(zhàn)勝身體上的虛弱，至少能堅持一段時間，這一點后來也得到了證實。當時他定期飲用瓦倫汀牛肉汁（Valentine’s Beef Juice），身體狀況似乎有所好轉(zhuǎn)。

龔心湛與我討論了兩廣海關(guān)的財政情況。那時，我已經(jīng)能估算要維持海關(guān)運作，每月所需地方款項的數(shù)目。龔心湛相信北京沒有發(fā)生屠殺。李鴻章再次抖擻精神，而我也收到秘密通知，他將在7月17日離開廣州北上。隨后幾天無事。16日，我又去了衙門。可以確定的是，總督已經(jīng)明確決定要出發(fā)。總督考慮了所有勸他留在廣州的建議。他似乎不止一次動搖了，但他還是搖頭道：“上諭，不敢違。（我不敢違背圣旨。）”第二天，他再次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的消息傳出，留在廣州的大門就此關(guān)上。當然，如果有一紙重新任命也能留住他。當天晚上，他離開廣州前往香港。和他一起走的還有曾廣銓和劉學詢，他準備在劉學詢位于上海靜安寺路的家中歇腳。至于我是否應該同他去上海，這個問題曾被拿出來討論過一兩次，意見未達成一致，但7月16日最后決定，我應該和他一起去，在總稅務司鷺賓·赫德現(xiàn)身前，我以兩廣監(jiān)督稅務司的身份去同造冊處稅務司商量海關(guān)如何繼續(xù)運作。正如前文所述，總督詢問我的看法，我告訴他，最為可行的計劃是支持造冊處稅務司這個當?shù)匚ㄒ贿€在的海關(guān)總署官員去開展總署的工作。總督理解這個計劃的要點，但仍然希望我陪同他，到上海去“商量”。

總督乘坐安平號（Anping）汽輪北上，掛中國旗。而我坐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C.P.R.）的女王號汽輪提前抵達上海，與李經(jīng)方勛爵、盛宣懷等人一起乘坐中國的一艘小汽輪廣濟號（Kwang-chi）在吳淞口迎接安平號。那時，我們才第一次聽說造冊處稅務司已經(jīng)被兩江總督劉坤一任命為署理總稅務司。李鴻章只說了一句話：“只有總理衙門可以任命總稅務司。”毫無疑問，除了認為這個行為是急于接替“死人”的位置，李鴻章對這位南京同僚的失禮也非常不悅。李鴻章首先去了靜安寺路上的洋務處——也叫中國對外事務局，然后去了劉學詢家，在上海停留期間他就住在那里。與此同時，我收到倫敦發(fā)來的一封絕密電報，大意是需要了解更多當前局勢的側(cè)面情況。總督不時批準我告訴倫敦這些“側(cè)面情況”，這些消息也派上了用場。我舉一個例子：“當前，中國更像是自治省的聯(lián)合，而非一個帝國。每個總督管理自己的轄區(qū)，并通過（他們之間的）雙邊協(xié)議維持秩序。中央權(quán)威不見身影，但日后可能會逐漸改變，如果列強與各省政府合作以保全中國完整的話（即放棄所有瓜分中國的想法）。”

7月20日，我們接到了倫敦的秘密通知：“總督北上引起猜疑，請回電再予證實。”我回電：“猜疑是荒謬的。作為直隸總督，他現(xiàn)身北方必定有利于快速穩(wěn)定局面，值得贊同和支持。”“荒謬”一詞算不上十分強烈，我必須承認，上海的外國人對真正可能起作用的這個人的態(tài)度讓我吃驚。當然，李鴻章對其遇到的“明槍暗箭”再熟悉不過，已經(jīng)不再在意他人對他的微不足道的輕慢，盡管這些人本應更明事理，不應如此行事。上海的這些人把信心寄托在劉坤一身上，全然不想他的權(quán)力和影響力都遠不及李鴻章這位“無雙國士”。局勢也有惹人發(fā)笑的一面，李鴻章并不缺乏幽默感。起初沒有人拜訪他，李鴻章在劉學詢的花園里優(yōu)哉游哉地扮演一群小輩的祖父，這個場景讓有些人坐不住了。一位大國代表聯(lián)系我說道：“當然，你知道我們不能正式承認李鴻章，但是作為老友，難道你不認為我可以去看看他嗎？”李做出了非常親切的回復，拜訪自然就順理成章了，隨之而來的客人接連不斷，在友誼的名義下，對李鴻章的“封鎖”冰消瓦解。

而一切麻煩與焦慮也臨近結(jié)束。7月23日，我再次拜見李鴻章。我告訴他，我收到了總稅務司在倫敦的秘書發(fā)來的電報，內(nèi)中說總稅務司長時間沒有消息“被認為是糟糕之極的征兆”，并建議應嘗試一下鷺賓·赫德留給他在倫敦的稅務司的密碼電報。我向他轉(zhuǎn)達了這一建議。第二天，7月24日，總督第一次對我說：“你的總稅務司還活著。”在他的同意下，我立即將此消息電告?zhèn)惗亍：髞砦衣犝f這個消息讓預備在圣保羅大教堂舉行的追思會無限期“推遲了”。許多圈子對此消息將信將疑；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中國駐倫敦公使羅豐祿曾遭到倫敦新聞界粗暴對待，但這消息仍然是真實的。我拜別李鴻章時，他允許我辭去他對我的委任。他對我非常友善和藹，幾天后，我回到廣州繼續(xù)之前的工作。此后我再也沒有見過這位偉大的總督。1901年11月7日，他在北京逝世。當時，他出任帝國議和代表，試圖恢復庚子事變中中國業(yè)已失去的“外交局面”。

我無意與人爭辯總督其人性格如何。已有比我更為才高之士來評價李鴻章，有褒亦有貶。最出名的要數(shù)已逝的宓吉，知名作家濮蘭德（J.O.P.Bland）近來也位列其中。總體而言，我偏向前者，宓吉的評斷更為友善，且還有一個優(yōu)勢，那就是他與李鴻章有多年深厚私交。現(xiàn)代中國哲學家辜鴻銘言辭非常辛辣，他曾有一次評價濮蘭德道：“一個居心叵測的悲觀主義者怎么可能知道到底什么對中國是有好處的？”但不失公允地說，濮蘭德對李鴻章的分析精辟透徹，沒有被任何此類缺點干擾。如果硬要說有什么悲觀情緒的話，濮蘭德都留給了他自己的國家（英國）政府，用相當“諷刺”的一句話來說，這種情緒解釋了他為何沒有對李鴻章與英國間的外交關(guān)系大費筆墨。

際遇讓我有機會在只對海關(guān)稅務司開放的唯一媒介中，記錄下我自己的印象。在《北海關(guān)十年報（1892—1901）》（Pakhoi Decenial Report，1892-1901）（系列之二）中，在指定標題“著名官員”之下，我寫道：“在1892—1901年，有三位總督主政廣州，分別為李瀚章、譚鐘麟、李鴻章，最后一位無疑最為杰出。他們?nèi)欢歼^世了，但李鴻章的名字將永載史冊。他多年來為國殫精竭慮，后于1900年1月奉召駐節(jié)廣州。上任不久，他對其屬下思想的有益影響就開始在整個廣州轄區(qū)內(nèi)體現(xiàn)出來。盜匪開始明顯消失，人們的信心逐漸恢復，許多被擱置或放棄的地方發(fā)展計劃再次被提上日程。事實上，1900年5月，北方爆發(fā)的‘義和團運動’終結(jié)了可能是地方繁榮新時期的黎明，而那時，廣州的前景正前所未有地一片明亮。由于北方騷亂，李鴻章被調(diào)往天津，并最終于1900年7月17日離開廣州。不久之后他被任命為中國的議和代表，1901年11月7日在任上去世。起初，廣州的人們擔心，中堂離開后，他以鐵腕鎮(zhèn)壓的烈焰將會兇猛反撲。但幸運的是，也許托庇于他的威名，省區(qū)的管理仍保持穩(wěn)定。至少省區(qū)內(nèi)保持平靜，幾起叛亂或騷亂事件也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為那一年畫上了句號。

“作為粵海關(guān)稅務司，筆者當時的臨時職責為，在總稅務司（鷺賓·赫德爵士）重新出現(xiàn)前，暫代兩廣轄區(qū)之內(nèi)海關(guān)監(jiān)督。在北京圍城的慘淡日子里，筆者與這位偉大的總督有一些密切交往。這位高齡的政治家已經(jīng)過世，記錄下他為制止在北京發(fā)生的最后暴行所做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也許就并無不合適了。李鴻章深知，對他深愛的國家來說，這些暴行意味著毀滅和恥辱。心慌意亂的慈禧太后和怒氣沖沖的端郡王在決策時受到的任何軟化，無疑都是李鴻章的功勞。

“其他總督在各自轄區(qū)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李鴻章在其國人的心目中是時代的主角，是唯一能拯救中國的人。他抱病多年，但不屈不撓，勇敢地接受國家的召喚，他雖死猶生，殉職于崗位上。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慶丕回憶錄：我與中國海關(guān)（1874—1921）

作者：[英] 慶丕

出版時間：2025年4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內(nèi)容簡介：

一部生動詳細的晚清海關(guān)職員生活回憶錄，看一個普通英國人如何與古老中國的變化交鋒。

慶丕出生于倫敦，父親是大法官法庭的高級主簿。因為父親與總稅務司赫德相識，他在高中畢業(yè)后獲得了在中國海關(guān)任職的機會。此后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他先后在汕頭、九江、煙臺、上海、天津、杭州、九龍、廣州、漢口、宜昌、廈門、福州等地海關(guān)任職。

作為海關(guān)中層官員的慶丕在回憶錄里保存下了一段珍貴的歷史。海關(guān)工作的大事小情、口岸城市中外居民的生活風貌都歷歷在目。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慶丕輾轉(zhuǎn)于十余個口岸城市，在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中隨波浮沉，也在李鴻章、丁汝昌、赫德爵士等大人物的身邊徘徊。跟隨慶丕的目光，我們重新回到百年前，親身體驗近代中西文明對撞帶來的震蕩。

作者簡介：

慶丕（Paul Henry King），英國人，1874年進入中國海關(guān)，先后在汕頭、九江、煙臺、上海、天津、杭州、九龍、廣州等地任職，官至粵海關(guān)稅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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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