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莫：一個異鄉人的銀川眺望

作者簡介

罕莫，祖籍山西萬榮，出生于陜西合陽，青年寫作者。作品見于《光明日報》《上海文學》《星星》《上海作家》《黃河文學》等，著有《藍花詩文集》。現主要從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

詩人阿爾詩集《銀川史記》

序章

二〇一九年六月某天下午，我走了幾里路，回到書房緊密門窗。外面夏雨逐漸稠密，頭頂飛機的轟鳴劃破相對而言的寧靜。煙霧升騰的瞬息中，我望著書桌旁沈從文與張兆和的合影，想起了那個寫《銀川史記》的男人。這個深居內陸小城眺望大千世界的背影，在雨聲編織的網格中愈來愈清晰的呈現在燈光之下。

隨手翻開他二〇〇三年主編的詩歌民刊《原音》，讀到《這個夜晚如何度過》這首詩，開篇章節曰：“這個夜晚一斤面條下了鍋/然后你用手掌端著碗/我想這就是理想的生活/著了，亮了/看著外面一盞盞陸續滅掉的萬家燈火。”彼時，尚在大武口某家國企工作的他，身體消瘦如初。也就是同一年他在青年作家平原女士的邀請下，走出了一直生活工作三十余年的血地，帶著對文學的執念進入了廣袤的銀川平原。在這個背靠賀蘭山，腳蹬黃河岸的土地上，銀川成為了他遷徙居住的家園。他像候鳥一樣開始了自己的記者生涯。

十年后，我亦如候鳥從黃河之濱的傳奇土地進入銀川。這座像楔子一樣的城市牢牢嵌入在我生命軌跡的譜系中，而作為黃河岸邊的奇男子，他亦成為我心中行走大地的吟唱詩人。

風起兮，云飛兮，初入湖城

二〇一四年初春，終結了在家的時間，拜別了師大的老師，忘卻了蒲城醉酒的燈火。我拉著行李箱一路西行。從西安開往銀川的列車上，除去了不久前遠赴山東濟南和濱州之地及甘肅平涼某處的深溝，我獨自開始了人生第一次出門的長途跋涉。在搖搖晃晃，時停時走的綠皮車上待著了七小時后，我來到了日后被我認定的第二個故鄉——銀川。從黃昏的十三朝古都來了晨光熹微的塞上江南腹地，這個從小僅在地理課本上熟知的地方，在綠皮車進站停駐的瞬息真正流入我的血液。

與銀川結緣，皆因文學理想。二〇一三年前后，我已在詩歌寫作上探索了幾年。除了上課及散步外，我將大部分時間用于進出圖書館。此時，我認識了銀川本土八〇后詩人XX。因偶然的機緣，我進入了王摩詰如是說“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雄渾壯闊的地域，來到了這個湖光山色秀美而又裹挾著西部傳奇的土地。這個有著古銅肌色和生命質感的城市，這個兼具包容色彩與詩意浪漫的鳳凰之城。這塊持續更新，持續涅槃，呼應著來來往往腳步和駝鈴之聲的夢幻土地。我在這里悲喜，亦疼痛，這里成為了我體悟生命律動的處所。這里布魯斯低低的盤旋，一只鳥穿過黃昏，黃昏成為見證美好事物的開始，亦潛藏著悲傷的情愫，寫詩如此，寫詩的人亦如此。

五月的某一天晌午時分，我穿過筆直而寬闊的北京西路，于一家人文小酒館第一次見到了銀川本土八〇后詩人XX、九〇后詩人XX。銀川炎熱而暴烈的太陽高懸頭頂時，我們坐在酒館隨便點了幾個菜，要了幾瓶啤酒，邊喝邊聊。沒有空調和風扇的小酒館，讓我原本虛弱的身體汗流浹背，但絲毫不影響我們之間的交談。談話中，我才得知XX曾求學于西北政法，XX曾求學于咸陽某所高校，在西安工作數年后返回銀川。在交談和酒杯撞擊聲中我對這座陌生的城市充滿了期待。作為一個異鄉人，我對這片神奇的土地充滿了好奇和幻想。年輕氣盛的理想讓原本平靜的軀殼突然熱血涌頂。作為一個流淌著苗人血液，深受秦地文化氣韻影響的少年，我第一次體會到了生命之外北方地域的浩瀚與開闊。初來乍到不久，內心不免有念故土和親人的傷懷之感。

初入湖城，我暫居西塔旁利群西街的舊小區。利群西街東西走向，宛若一條河流，隔著生死。因南邊是銀川市急救中心之故，北邊主要以小診所、藥店及紙扎店等為主。我時常漫步街道時，總是將目光深深投向那些坐在堆滿花圈的店鋪。多數時候，會看到一個少女或頭發蓬松的老太太端坐在店鋪門前曬太陽，或與其熟悉的人閑聊。以至于我偶爾在夢境中，夢見那一張張扎堆在一起的面孔，在那些密集的花圈從中顯得格外孤獨。面對日落黃昏的盛大幻覺，我常常內心充滿絲絲恐懼。我難以想象在這宏闊的人間煙火中，那些忙碌于生死邊際人們的內心，他們可能不會有剝離與撕裂之痛，或許他們表現的方式和我不同罷了。

六月的某天下午，我從吳忠返回銀川。那晚，XX忙碌著接待廣州幾位作家朋友，邀請我加入其中。我卻迷失在解放西街、文化西街及其他街道編織的方格中，最后無可奈何的攔了輛出租車急忙奔去。這是我來在湖城首次醉酒之夜，此時我酒量微微。在觥籌交錯中我像一匹馳騁雨夜的奔馬，感覺現實世界漸行漸遠。另一個世界在酒精之力的崔發下逐漸清晰起來。此后的日子里，酒成了生命不可或缺的藥劑，就像湖城的水浸潤著我走向一個又一個的黃昏。

塵飛兮，起舞兮，湖城之人

從司馬遷的山河之陽及《詩經》的故里遷徙鳳城。往事如煙去，八千里路云和月，塵飛兮，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不悲不喜。理解一城之精神，最根本之要義在于要理解一城之人之精神，恰如沈從文先生如是說，照我思索，能理“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只要最后一個人的精神不死，城市就不會煙消云散。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世代更替，延綿不絕，生生不息。

在我的印象里，無論是本土的銀川人，還父輩支邊支寧來到此地者，提起銀川這座內陸小城。許多人都會說這是一座移民城市，有著兼容并蓄的精神開闊。從歷史譜系來看，這里是中國歷代地理、政治和文化空間的邊緣之地，有著邊塞文化的粗狂與鏗鏘和豪放與硬朗之調，亦兼容著域外文化與中原文化之溪流。這種文化性格在寧夏當代詩人身上呈現的格外明顯，他們對天地草木的熱愛發自生命的真誠質地，來自生命緩緩流淌和遙遙召喚的內在天性與代代相傳。

比如寧夏詩人的安奇，他在詩集《野園集》以赤子之態馳騁于天地萬物和山川草木溪流之間，將自我融入自然之間，實現物我兩相忘的宏闊之境。“野園”作為一種人格精神和審美理想的外化，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城市精神的象征。這里“野”不是荒蕪，乃是切近自然和邊緣之味。如他在后記如是說，“我獨自站在曠野中，身邊掠過的有風，從過去向著未來，之間一無所有。”詞語破碎之處，無物可尋。同樣，在寧夏青年詩人屈子信詩歌中“鳥”成為了一種自我精神的寫照，準確的說這只鳥是“城市之鳥”。這只鳥是千千萬萬城市人精神的集體人格和意識的延伸。鳳凰是銀川城市精神的坐標，鳳凰是鳥中之鳥。在博大精深的漢語詞匯中，有一個詞語曰“鳳凰涅槃”，我以為這是銀川自我賦形與歸根復命和生生不息的精神渴望和價值所在。

比如寧夏詩人阿爾反復強調寫作中的“當下性”,他在詩集《銀川史記》中以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關照著銀川最底層的生命個體狀態。在場的表現方式中試圖以詩作為媒介連接每個生命鏡像呈現的復雜性和涅槃重生。在跳躍的詩行構成的詩意銀川中那些人來人往的足跡和喜怒哀樂，相比宏大的歷史進程的軌跡顯得微不足道，但卻一次次重復展現著銀川人精神世界的遼闊與執念。作為一個記者和人文書寫者他與寧夏先輩作家張賢亮、郭文斌、石舒清、陳繼明及同輩作家李金歐、季棟梁等等一樣努力推動著人文銀川的波瀾壯闊。他們以文字的書寫品質見證著、記錄著、構建著銀川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再如銀川的搖滾歌手蘇陽，他在熔鑄傳統民歌花兒及戲曲秦腔等多種元素的歌唱中表達銀川這座黃河之濱城市的奇男子和奇女子。在蒼涼而華麗、質樸而雄渾的唱腔中傳播著銀川的黃河流觴。攝影師王猛以照片的方式記錄著銀川的風土人情和自然草木與魚蟲花香，等等。每個曾經生活于此，停駐于此的人都虔誠的表現著銀川內在與外在的“無涯”和“秩序”。如同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在評價我最喜愛的藍花詩人諾瓦利斯時說，“對他而言，自然是世界的一種秩序和發展，它的最內在的秘密就是我們自己的內心”。我想鳳城之人展現的自然，就是這座城市于我們內心的秘密，這是詩意棲居永恒的價值。

夢游兮，魂歸兮，最終他鄉是歸鄉

離去，意味著一種告別，亦隱藏著往返的可能性。有了距離，便產生了一種夢幻般的延綿期待和渴望，回去與不回去終歸化作泥土中的念想，背上了現代人懷鄉的沖動和想象，跌入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進入了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多少年以后，成了契科夫裝在套子里的人，亦成為了卡夫卡地洞中的自己和本雅明城市的夢游者。如同詩人阿爾筆下那只穿過黃昏的飛鳥，在與黃昏相遇的瞬息淋漓盡致的表現著生命的孤獨本質和諾瓦利斯詩中一種無邊無涯的悲哀。

我忘卻了在湖城的夜晚喝了多少酒，如同詩人阿爾對寧夏八〇之后的詩人的影響，這個譜系上有XX等等，他們身上和詩行中揮發著酒精的濃烈和重金屬的撞擊聲，都表現著鳳城邊塞文化傳統延續中的硬度和鏗鏘之力，他們是感性的，他們是立體的，他們是詩意銀川路上的達摩流浪詩人，他們是城市內部的漫游者，他們“有風就要舞蹈，有火就要在春天燃燒”。多少年以后，我們不是我們，我們還是我們。我們是一只只穿越黃昏的飛鳥，象征的穿梭猶如車夫，帶著生命的節拍重返原初的故鄉。

在銀川的兩年時間里，我忘卻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持志如心痛。在離開三年后的今天，我在和他人的交談中時常說那是我生命的第二故鄉。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深晚，我在西安這座四方城中敲擊鍵盤，就像酒杯發出的碰撞聲，就像我在阿爾工作室聽到的搖滾樂器傳出的擊打聲，亦如王西平騎著摩托載著我穿梭于銀川的大街小巷發出時輪胎摩擦地面的聲響。這夜沒有酒，我喝著高原老師贈送的茶，點燃一支又一支金絲猴，想起我在詩人阿爾工作室外看到的那朵盛開的玫瑰，亦想起張姐雪小樓中那些醞釀的一杯杯紅酒和金燦燦的烤饅頭，那些新鮮的手抓羊肉。寒風西吹而來，北風東飄而去。我深夜獨自漫步穿過北京西路和上海西路，游蕩在中山公園、森林公園及海寶公園深處。

在銀川的時間詩行，我寫下了《寧夏紀元》《寧夏書》以及一些零碎的詩歌，那組“失眠十四章”終究在我離開后尚未完成，至今依舊成為未完成的詩篇。作為一個離鄉的孩子，我是大地上的漫游者，我是大地上的候鳥。二〇一九年五月的某天一天深夜，我從西安飛往銀川，在晨光灑下光亮的瞬息我緩緩走在銀川廣闊的平原上。四天的時間里我重新漫步于那些熟悉的街道小巷，想起了二〇一六參與平原老師策劃的那場海子詩會，那個春天里三百多位銀川人與海子在珍貴的人間的春天里一起復活。三年后的今年，也就是二〇一九年的三月初，我在微信上詢問平原老師今年銀川是否舉辦海子詩會，她答曰有舉辦的想法。同時，我在西安已經策劃了西安海子詩會。就在海子去世三十周年前后，我們兩地相繼舉辦了海子逝世三十周年紀念詩會，以各自的方式讓理想主義的旗幟在城市的上空迎風飄揚。今晚，里爾克的公園里沒有羊肉泡饃，沒有油潑面，唯有一個人自喻異鄉人在遠方凌晨時刻雙目深深的眺望和蘇陽的歌聲在循環播放，他的聲音沒有打碎鍵盤敲擊的節奏，相反和異鄉人持續揚起的思緒與窗外的夜色融合在了黃河之濱的城市里，那滾滾的東逝水，那沸騰的人間煙火，那午后的黃昏，一只只努力穿越黃昏的飛鳥，正準備迎風持續涅槃。

尾章

作為一個懷鄉者，他在蘇陽的歌曲《長在銀川》中怒吼著“黃河的水呀，在遠方流淌，路邊的野草不停的長。”不斷響起那個寫詩的胖子和他所在的那座城市。

不論是《多年以后》還是《這個夜晚》，他知道他懷念的胖子在銀川夜晚下餐桌上的紅酒中燃燒，他從騎車或行走的軌跡中追問，那些瓦礫的記憶與女人孤獨的哭泣，那些“現在看得見卻無法觸摸的紛飛泥土”，那些在此處響起破碎、在別處鼓出膨脹的聲音。一個記錄著城市瓦礫與塵埃，觀照著城市個體與眼淚，始終提示著這個世界敘述盲音的存在，時刻傳達著拒絕被遺忘的痛苦與擔憂的詩人。這是另一個世界，另一種存在。

二〇一九年六月 寫于西安忘憂齋

本文曾刊發《黃河文學》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