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桂秋 | 錢穆與錢基博的交往之初——從錢穆《與子泉宗長書》說起

作者 劉桂秋

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無錫報業名人李柏森創辦的《無錫新報》創刊。該報由投資人孫鶴卿、方壽頤、華淑琴、薛育津、楊蔚章等組成董事會，并推錢基厚為董事長。這張報紙創辦時頗具規模，李柏森自任社長，馮云初任經理，創刊號上有國內知名人士的題詞，孫中山也為該報寫了“闡揚民治”的親筆題詞。

孫中山為《無錫新報》題詞

李柏森和現代著名國學家錢基博是朋友，他的兒子、曾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李慎之和錢基博的兒子錢鍾書后來也是知交，所以李慎之曾說“我和錢（鍾書）先生是世交”。《無錫新報》的發刊詞即是李柏森請錢基博所寫。不僅如此，《無錫新報》創刊后，開設了兩個專版：每月月初出《文學月刊》，月中出《思潮月刊》，這兩個專版也都是由錢基博擔任“主干”。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思潮月刊》“第一號”出刊。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號錢基博撰的“發端”詞之后，打頭的一篇文章是錢穆的《與子泉宗長書》，這是一篇今已不為人所知的錢穆佚文。據文中所敘，在寫此文之前不久，錢穆曾見到錢基博，聽到他論述古代哲學中“個性群性”的問題，覺得與自己的看法“似若有相符者，而未能盡切合”，所以寫此信給錢基博，和他作進一步的討論。

錢穆認為，中國古代哲學之大歸穴，不外“發展個性而無背于群道”一語。《易》首《乾》、《坤》，取象于龍馬，龍行天無礙，馬行地，則必宛委以循道；又《禮記·中庸》中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里的“龍行天”也好，“率性”也好，都是說要發展個性；而“馬行地”、“修道”，則是強調在發展個性的同時又必須無背于群道。再看孔子所提倡的“忠”和“恕”的概念，錢穆認為“忠者，率性之直道也；恕者，修道之方教也。”但“今之學儒者，過重恕，過重和利，其弊至于不忠、不真實”，所以“西國學風，大可用為救藥”。

錢穆此文的發現，不僅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他早期的學術思想，也解決了歷來在錢穆生平研究中的一個懸疑的問題。據錢穆自己晚年在《師友雜憶》一書中回憶，一九二三年秋，決定不再擔任廈門集美學校教職的錢穆回到無錫，經錢基博介紹，轉入在無錫的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擔任國文教師。而錢穆此前與錢基博遇識訂交，是因為錢基博“曾私人創一定期刊物，忘其名，按期出一紙四面。余讀其創刊，即投稿解釋易坤卦直方大三字，獲載其第二期。”事隔半個多世紀，錢穆對這份“刊物”和自己文章的名稱都已記不太清楚了。近年出的一些錢穆傳記，如陳勇《錢穆傳》、印永清《百年家族——錢穆》等，在敘述這一段史實時，也都是根據錢穆自己的回憶。

再來讀《與子泉宗長書》，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者，人之性也；直直相遇，將生抵觸，故圣人救之以‘方’。方者，不失直性而自有宛委，能相和利，廣行而無礙矣。故‘直’，乾也，率性是也；‘方’，坤也，修道是也。”據此可以判定，錢穆所投之稿，即這篇《與子泉宗長書》，登載此文的刊物，并非錢基博私人所創，而是由他擔任“主干”的《無錫新報》的專版《思潮月刊》；并且期數是第一號，而非“第二期”。

錢穆《與子泉宗長書》

正是有了這樣的文字因緣，錢基博后來才推薦錢穆到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任教，兩人在較短的時期內成了省三師的同事（因為錢基博當時已在上海圣約翰大學任教，因任省三師四年級課，欲待其班畢業，所以仍每周返校兼課，所以說兩人是“在較短的時期內成了省三師的同事”），錢穆后來在《師友雜憶》中這樣評價錢基博：“余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錢子泉。生平相交，治事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又說：“余在廈門集美、無錫三師、蘇州中學三校，校內敬事者有錢子泉，校外敬事者有金松岑，皆前輩典型人也。”這話在晚年的錢穆筆下道出，應該說有極重的分量。

附：

《與子泉宗長書》

錢穆

日昨得親講誨，大恨往昔妄自疏外，未敢早進于長者之前。而不期長者不棄其愚闇，而殷勤誘掖有如此也。退味所言，于東西思想根本異同之處，正為穆平居之所冥搜孤索、一知半解而未能遽自信者，聞所證指，恍然若有發，憬然若有悟。輒復略申其意：

中國哲學，根本重一“行”字。而近人多疑中國哲學為“靜”的“死”的者，是未深研古籍之過也。請以《易》證：《易》首《乾》《坤》，取象于龍馬。龍馬皆健行，龍行天無礙，馬行地，則必宛委以循道。故乾者，知之事也，欲望思想，皆知事也：坤，行之事也。人可以隨所思，顧不可以隨所行。何者？率性逕情而行，則人群相妨礙、相沖突，而群道苦矣。《中庸》“率性之謂道”，此乾道也；“修道之謂教”，則坤教也。人群相處，不可以率性，猶如馬之馳驟，不可以無道。馬行而無道，則泛駕覆車之禍生矣。《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者，人之性也；直直相遇，將生抵觸，故圣人救之以“方”。方者，不失直性而自有宛委，能相和利，廣行而無礙矣。故“直”，乾也，率性是也；“方”，坤也，修道是也。修道之說，倡自儒家，而老子則主法自然，僅欲率性，亦非人群相和利之道。后來習老莊者，都疑修道則已背自然，不悟“方”之未失“直”性。而后來學孔者，不能“方”，浸流于“曲”，如公孫宏［弘］之“曲學阿世”是也，重為世所垢病，則豈儒者之罪！故穆謂中國古代哲學之大歸穴，不外“發展個性而無背于群道”一語。至于老子之法自然，蓋僅僅做到“發展個性”一層；較之孔子，不能不令人生后來居上之想矣。

孔子自言：吾道一以貫之，“忠”、“恕”是也。忠者，率性之直道也；恕者，修道之方教也。《墨經》“方不障恕也”，《大學》“挈矩之道”，“矩”亦方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恕之事也；毅，忠之事也。忠而不恕則褊，恕而不忠則偽。忠者，發展其自我之個性，而恕則求個性之無違于群道也。《中庸》不云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本此未發之中而如量表現之者，忠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恕者，即此發而皆中節之太和也。儒者言“節性”；至于“率性”，則老子自然之旨。儒者非不言率性，乃以節性為率性者，猶如禹之流導江河，使得其道而無汎濫，無背于水之就下之性，而自有宛委中道之妙。水之滔滔汩汩、一日行千里而向下者，此水之忠也；至于崖岸自限，廉折隨勢，有浸灌之功，而無蕩決之害，則水之恕也。《說苑》引孔子以水之曲折循理謂之“智”，“智”即恕也。仁則忠也，勇只是必行之意，故忠者，真實之行也；恕者，和利之行也。今之學儒者，過重恕，過重和利，其弊至于不忠、不真實。西國學風，大可用為救藥。故穆謂今日而言古學，當首重行，次重“忠”，而“恕”不妨置為后圖，補偏救弊則然也。

凡右所陳，蓋穆積年冥瞽之見，聞長者個性群性之論，似若有相符者，而未能盡切合，故敢約略道其大要，先以書呈，備他日之面竭［謁］焉。

補記：此文曾以《新發現的錢穆佚文（與子泉宗長書〉》為題，刊于《江南論壇》二〇〇五年第四期。上文提到：“近年出的一些錢穆傳記，如陳勇《錢穆傳》、印永清《百年家族——錢穆》等，在敘述這一段史實時，也都是根據錢穆自己的回憶。”二〇〇七年，陳勇先生的《國學宗師錢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敘述錢穆與錢基博因何而遇識訂交，進而因錢基博推薦而入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任教，采用了筆者的發現成果。

作者簡介

劉桂秋，江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研究等。出版著作有《漢詩選譯》《陸游詩詞選譯》《吳地節日風俗》《無錫名人》《無錫時期的錢基博與錢鍾書》和《無錫國專編年事輯》《唐文治年譜長編》等七部。點校整理著作兩部。參編著作九部。在各類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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