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我軍對傅作義集團已經完成了戰役分割和包圍。面對如此頹勢,傅作義開始有意向我軍和平移交政權。
在此情況下,毛主席決定任命彭真為北平市委書記,前往接管北平的行政工作。在此后的17年間,彭真的職務雖屢經變動,但始終兼任著北京市委書記一職。
1953年秋,年近不惑的李琪調到彭真身邊擔任政治秘書。
俗話說“與優秀的人同行,成為更優秀的自己”,李琪在彭真身邊工作,深受其教誨,其職務也不斷攀升,到60年代初,他就已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了。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年輕有為的領導干部,卻在“特殊時期”因得罪江青,被迫自殺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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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琪作為彭真的得力助手,深得彭真的賞識和器重。比如有一次請毛主席看滬劇《蘆蕩火種》時,彭真就特意安排李琪坐到主席身邊,對他說:“今天陪主席,你演主角。”
事實上,毛主席也非常欣賞李琪,他寫的《<實踐論>解釋》《<矛盾論>淺說》就曾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夸贊他書寫得好。
在這段時期里,李琪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相對比較順利,但在1963年后,這一切就發生了轉變。
這年,江青突然提出要在北京搞所謂的“京劇改革”,彭真決定由李琪(時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負責與她聯系。
彭真之所以選擇李琪與江青聯系,并不只是因為李琪當時主管文藝工作,而更多考慮到他那沉穩干練、實事求是的品格。當時,彭真明確對李琪說:江青這個人不好共事,但她身份特殊,萬一出了問題,非同小可……
最初,李琪是表示拒絕的,但為了顧全大局,他最終還是同意了下來。不過,也正因如此,他在與江青打交道的過程中,始終謹言慎行,敬而遠之。然而,事情的結果遠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得多。
所謂的“京劇改革”,不過是江青放出的一個煙霧彈而已,她的最終目的,是想在文藝界煽動“左”的思潮,為她當“文藝革命旗手”制造聲勢。
江青一來,當即就對市委安排由宣傳部長和她聯系感到不滿,理由是李琪級別太低,彭真小看她了,于是提出由一位書記與她聯系。
但彭真也不和她爭辯,而是為她詳細介紹了李琪的工作能力和人品,江青聽后很滿意,這才勉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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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江青當時的職務并不高,但礙于她的特殊身份,李琪和其他很多文藝工作者還是給予了她相應的尊重,并認為江青也一定會給予他們同樣的尊重。但事實證明,他們只不過是“一廂情愿”而已。
當短暫、平和的時光過去后,江青終于露出了她的本來面目,她開始指手畫腳,各種挑剔、刁難,演員看不上、編劇看不上,搞得大家一時間無所適從、誠惶誠恐。
據李琪回憶說:江青不許別人提不同意見,即便只是稍加解釋,也會被她視作不聽話。但如果你保持沉默的話,她又會認為這是故意對抗。
隨后,江青一系列“離奇”的操作,更是引起了很多人不滿。比如,她不許演京劇傳統戲,只準演現代戲;不讓演話劇,還把話劇說成是“死了的”劇種。此外,她還下令撤銷北方昆曲劇院等劇團,不讓馬連良、張君秋等著名演員再登臺演出,讓那些青年武生們去演《沙家浜》里的新四軍戰士等等。
彭真和李琪當即便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一致認為:現代戲要演,傳統戲也要演,戲曲不能“一花獨放,百花凋敝”,而是要“百花齊放”。接著,他們還讓有關部門開出了100出京劇歷史劇劇目清單,準備讓北京的劇團演,還要北京電視臺廣播。
對此,江青自然是很不高興的。之后,她接連公開宣泄自己的不滿:“他們眼里沒有我”“李琪只聽彭真的,不聽我的”……她甚至還給北京市委扣上一頂——“大北京主義,不聽黨的話”的莫須有的帽子。
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江青也意識到李琪的確是個人才。所以,她一方面斥責李琪,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多次給他吹風,說“北京市委是錯的”,企圖將他拉上自己的賊船。
但李琪早就對她的行為感到不滿和厭惡,根本不可能聽信她的一面之詞,更不可能上她的賊船。好幾次江青打電話來找他,他都選擇避而不見。李琪為人坦蕩、正派,即便是在公開場合,他也從不掩飾自己對江青的憎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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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底,在江青與張春橋的精心策劃下,姚文元拋出了保密了幾個月、臭名昭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時任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并給其戴上了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
對于姚文元這篇文章中的諸多觀點,李琪表示不敢茍同,他認為,吳晗即便有錯誤,那也只是歷史觀點的錯誤,僅屬于學術討論的范疇,沒必要如此上綱上線。
當然,李琪也非常清楚,這次批判表面上是姚文元發動的,但其實背后的主導者就是江青,不然上海是不敢在不打招呼的情況下,輕易批一位北京的副市長的。
但不管怎樣,李琪還是決定先作出回應,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再說。接著,李琪便在《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評吳晗同志的歷史觀》的文章,試圖將問題引到學術討論上來,并反對“對吳晗的誣陷”。
在當時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李琪寫出這樣一篇文章,無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
李琪的這篇文章一經發出,當即便引起了軒然大波,他也一度成為了被指摘的對象,而其中最為典型的,當時戚本禹對他的點名批判,說他寫這篇文章是為了包庇吳晗,是給吳晗拋出了第二個救生圈。
而自從戚本禹在《人民日報》點了李琪的名后,全國的報紙、電臺都開始批判他,壓力巨大。李琪知道,這肯定又江青在背后搞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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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對于江青,李琪是一忍再忍。他最初的想法是“我惹不起,我還躲不起嗎?”但現實證明,他的確是避無可避了!
經過反復思考,他決定給老領導彭真寫一封信,如實反映自己對江青的看法——“盛氣凌人、獨斷專行、無事生非、仗勢欺人……”
然而,就是這樣一封信,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
不久后,有人便舉報李琪反對江青,而重要證據就是這封信。緊隨其后的,便是隔離審查和無休止的批斗。
1966年7月10日晚,想不通、滿腔悲憤的李琪最終選擇了自盡,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當時,他還不到5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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