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人生之路，原來如此漫長而豐富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于8月4日清晨在美國匹茲堡去世，享年95歲。

在他身前出版的《經緯華夏》中，有篇文章收錄于隨書小冊。其中他借蘇東坡 “廬山煙雨浙江潮”之語，闡述了對人生的體悟——

等到你能有一天像蘇東坡那樣，跟一個老和尚講，自己快走了——“廬山煙雨浙江潮”，過去、現在都是一樣的。

多少次看完以后，是覺得好看，但也可以悲憫；是覺得悲憫，但也有歡樂——人生之路，原來如此漫長而豐富。

七十余年的歷史研究，化作生命中流淌出來的平實語言，許倬云先生在文字間真誠地講述了他眼中的世間浮沉、人生幾何。

今日，我們將文章分享出來，與諸位一同再讀一讀。

| 許倬云先生在匹茲堡家中

我為什么要寫《經緯華夏》

許倬云/口述 馮俊文/整理

身為作者，我有責任講明：為什么在《萬古江河》以后，又寫了這部書。為什么那本書敘述了如此多的史實，我還要再重新敘述一遍？這就等于，帶朋友去巡山、看海：第一次去看，我告訴他，海是如此，山是如此；第二次去，我就告訴他，山在變，海在變。不是山、海在變，是“我”在變，是我的想法在變。我現在看到了另外一番山，另外一番水，另外的“廬山”，另外的“浙江潮”。

我一輩子經常“變腦筋”。從讀大學開始，我就不覺得歷史是固定的：不但“史實”不會固定，人對歷史的敘述，閱讀歷史所產生的悲嘆、歡欣都不固定。因時因地，你有所感、有所觸，就會有不同的陳述，就會有不同的描寫。學歷史的人，責任是將其所感、所觸呈現給大眾。

就如同這本《經緯華夏》，里面有我的眼淚、我的歡笑—所有的歡笑和眼淚，都是因為看到了這片土地上的蕓蕓眾生，幾千年來的掙扎和奮斗；或者輾轉于艱難困苦，而沒有出路。但是，其實是有出路的，會有出路的；有時候，他們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沒看見而已。所以，我每次寫一部書，甚至寫一篇專題論文，都有一個整體的想法在其中。

我所從事的歷史書寫，并非排比歲月，也不是著眼其中的是非對錯，或者某個敘事的唯一性。要知道，同一事件，旁邊有一百個人看見，可以有一百零一種

“事實”—身為歷史學者，不能說“我的責任就是矯正”，因為你說的“第一百零二種事實”，同樣可能是錯的或者片面的。所以，我的責任就是告訴大家：歷史的變化，并非事實本身的過程，及其所呈現出的變化，而是“我所理解的變化”。理解了上述“變化”，看待歷史就如“變動的萬花筒”——并非“萬花筒”在變，而是“萬花筒”里的彩色圖案，在“我的理解”之中轉變。

寫作《萬古江河》的時候，我壯年剛過。那時已經退休，我認為可以將自己所理解的中國歷史做一番整理。當時，我整理的方法是：看中國歷史的方向，看不同的力量、不同的情況造成怎樣的潮流，造成了怎樣流動的方向。以如此觀念，我寫出了《萬古江河》。大家可以看看那本書，我是把“長江”作為一種敘述模式——其實，長江也只是一條江而已。

如今，我已活到了93歲。為什么還要寫這本《經緯華夏》？因為我現在看到的不是一條江，而是一塊亞洲大陸，以及歐亞古大陸，我的觀念中，這幾處是彼此相依相附的?！按箨憽边@個詞，我為何要重復兩次？

“亞洲大陸”是關于中國為主的東亞，其自身的定位；“歐亞古大陸”，則是著重于歐洲與亞洲之間互動的結果——除了族群在南、北間的移動，還有東、西方向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和變化；以至于海岸的另一邊，穿過太平洋、印度洋的萬重浪，那邊生活著的人們，其想法與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幾千年來，中國所經歷的一切，都離不開東方和西方、遠東和遠西、南方和北方、沙漠和海洋之間彼此的“呼喚和回應”。

所以，我把“經”“緯”二字提出來?，F在，我的立足點就不是長江大河，而是站在一個不知何處的高度，看這幅世界的“大地圖”，在“大地圖”上隨處游走：所到何處，我就從那個點來看待與其相關的問題——我在不斷轉換我的立足點和視角，并將此一視角與下一步的觀察角度及敘事方式加以連接。我希望呈現給大家的，是多層面、多角度、“多放映機”組成的許多“鏡頭的棱片”。這些“鏡頭棱片的蒙太奇”拼在一起，剪接之后才會形成電影。電影沒有辦法讓你同時看十八個故事，你會看糊涂掉的—它的敘述在跳躍，從此一局面到彼一局面；我寫作《經緯華夏》，也是一個“跳躍的方式”，希望讓你知道每一個鏡頭、每一個故事，所建構出來的“歷史的電影”。

在這本書中，我眼中的“華夏”也不再是固定的東西：華變夏，夏變華，游牧變農耕，農耕變漁獵......四千兩百年前，因為一次全球性的長期寒冷、干旱氣候，山東渤海灣一帶原本繁榮的龍山文化，被迫往南、西兩個方向遷移：往西擴散到山西盆地，后來發展為殷商的一部分；往南進入長江流域造就了后世的荊楚與吳越。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漫長的沖突、合并、繼承、開拓的過程。在本書中，每一個階段我所講的，都是移動之中發生的變化。

中國歷史記載，不斷有北方的牧人，以其強弓大弩、迅馬鐵蹄沖破關口。我們漢人是受害者，但不得不接納他們。這些游牧部族進入南方溫暖地區，飲食上習慣了小米、麥子以后，觀念、文化、習俗也就隨之轉變，逐漸被漢化。你們知道，如今中國有多少姓，是蒙古人留下來的嗎？你們知道，有多少外來人群，是到了中國之后才取得姓氏的嗎？

當年我寫作《萬古江河》，有相對確定的方向和立足點。如今的《經緯華夏》，其視角是隨著地域空間和時間的變化不斷移動。中國歷史上，不斷面臨來自北方和東北的挑戰；同時，中國也在向四面八方開拓。比如清代的吳季子，被流放寧古塔二十余年。朋友們都覺得他辛苦，想盡辦法將其救回來。可是，他的身體已經不能適應江南氣候，臨終前對東北居然懷有“別樣的鄉愁”。鴉片戰爭以后，林則徐被發配到西北，看到了不同于漢地的大好江山。抗戰前羅家倫作詞的《玉門出塞》，則是警告大家：莫讓“碧眼兒”開拓這塊地方，

“射西域盤雕”。我們面對歷史的時候，是和非該如何判斷？長和短該怎樣比較？恐怕不能完全以“華夏”為中心。我們不能完全說“萬流歸中”，此“中”有許多漩渦，許多逆流。我在這個故事里面陳述的，有經濟的動力，有社會動力，也有軍事動力。

近百年來，我們時時刻刻要去挽回中國，要報仇、要獨立。但是，那些愛國人士急急忙忙提出來的方案，沒有幾個是真正合理的。他們提出的方案，其基本主張都是“我不要日本亡我，我要學日本”。再后來，大家又認為西方是唯一的真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模式。他們沒有去考察——西方人自己的歷史之中，有多少次仿古，多少次修正，多少次堅持新的立場以后，又推翻原來的立場。我們在人家幾千年來不斷矯正的途徑里，只抓到了最近三步，就說：“他們做得真對，丟掉我們的一切吧?！比绱饲樾螌嵲谔?，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近百年來，甚至有人主張以拉丁字母取代漢字。但是，漢字不能亡。如果把漢字丟了，能換來什么呢？不是自己滅亡自己的文化嗎？丟掉自己的一切，就迷失了，這是失去了記憶、失去了自己??！天下沒有不可追尋的東西，天下沒有不可改造的東西，天下沒有完全無用的東西。中國的東西，我覺得有許多可以幫助未來世界改正的，既不是“東方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而是“理性的模式”。

孫中山所主張的模式，是按照林肯的辦法，他并沒有懂得林肯。要想懂得林肯，就要先懂得華盛頓；要想懂得華盛頓，就要先懂得清教徒；要想懂得清教徒，要先理解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要理解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就要明白英國人曾經砍了他們國王的頭顱?？藗愅柨繑凳ヱR隊奪得天下，但英倫三島不照搬歐洲。他們認為自己不是歐洲的一部分，有自己選擇的權利。

有良心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都會告訴你：歷史在變，歷史每一段的解釋都在變，因為每一次我們都多看見了一點點。我們永遠是在這繁花叢中，密密的樹林里面，以為自己看透了。其實，遠沒看透。樹林深處叢叢的樹葉，繁花深處一層層的草，里頭的小蟲子、小螞蟻，大樹后面一條蟒蛇—再遠處還有一只老虎：凡此種種，我們都沒有看見。在你自己的身后，你都沒有覺察：一只大猴子，對著你的脖子呼氣呢！所以不要太自信，認為看見了這條路。沒有的。路是慢慢走的，要隨時修正，隨時體諒人家，隨著我們的描述不斷擴展，也就是我們此時此刻知道的一些東西，慢慢往前發展、形成的。

我這本新書前半段考古部分的討論，在《萬古江河》中看不到。主要是因為，這十幾年來，出土了許多新東西。寫作《萬古江河》時，沒有完全整理清楚的遺址及古代文化的面貌，我在這方面花了相當多的力氣，盡力梳理出一個頭緒，介紹給國人看。

如西北角我所喜歡的我在這本書中對古史的“打通”，是一直嘗試尋找遺址群所蘊含的意義。一個遺址群的形成，必然有其承前啟后的脈絡。比河套地區，那里多次繼承了草原上的成分——渭水、涇水流域累積出來的農耕經驗，與草原牧人的經驗在此互相推移：你進我退，我進你退，輪流上臺，輪流下臺。

中國歷史上的游牧族群南下，有西面阿爾泰山進來的種族，有東面呼倫貝爾草原進來的種族——東西方向進入中國的游牧民族，其比例大概是3：2。所以，每一個地方的退讓、進取，都如同跳“狐步舞”——說是跳“二人轉”也可以，不同的步伐，不同的轉動，造成了那個地方非常有趣而非常難懂的事情。

比如歷史上黃帝、炎帝的故事，在不同的時間、地域被反復敘述，細節則略有不同。黃帝又稱軒轅氏，是架著高車的牧人。同一批角色，換了個布景演了另外一出戲，時間差了至少三千年。演員不一樣，情形不一樣，舞臺不一樣，我們不能強認其為同。

學歷史的人，是看了無盡無了的喜劇和悲劇，看得出人類不同時候莫名其妙地歡樂，又莫名其妙地悲戚。我同情他們，有時候被卷著走，但我絕不會有“這個是我的祖先，那個是我的祖宗”的想法。中國的學術界里有一部分人，總是意圖建立一個“完美的中華文化傳承”：認為天地之間，中國這條路走得最正當；所有的傳說、故事，都是在“中國”這棵樹的某個位置上掛著。這個努力，我佩服他們的苦心，我不想這么做。

我自己在變，下一代歷史學家也會變，再下一代更會變。為什么總要將古代留給我們的框框架架，套在別人頭上去呢？我要傳遞的信息是：天地之間的變動，是人和人之間的互動造成的；有太多不能懂的地方，但你可以弄懂的地方在于——萬變不離其宗，變化引動變化，角色轉變角色。同時，你還要了解：角色是人扮演的，變化是兩個角色間的推動、拒絕、拉攏、舞蹈、戰斗。你要敘述的是故事，但是要告訴人家，這個敘述滿臺都是可歌可泣，或者好玩的事情——而我只看了這一部分，邀請你一起觀看；我邀請你觀看的，是我所拍攝或編輯出來的一塊，與你共享。為何要與你共享呢？是為了讓你知道：世事如此復雜，從任何角度看去，都有無限的困擾，但也有無限的豁然開通的理解。

尤其要謹慎的是，你對于歷史諸種諸樣變化的認識，它能培養你的性格，引導你的人生走向。面對歷史，不要偏狹，不要固執，不要片面，不要憤怒，也不要自以為是。隨時要記得：另一位歷史學家敘述的故事，與許倬云敘述的不一樣。假如你懂得看的話，兩臺戲一起，會看出第三臺來。如果你不懂得看，兩本書都擱在書架上算了，過快樂日子去，我不勉強你。養成了這種觀察世事、觀察往事的習慣，時時刻刻在局外，時時刻刻又在局中的視角，對你的人生尋找意義、尋找自己，都是有幫助的。

歷史不僅是外在知識的整合，歷史是大群知識叢之中，最貼近人心的部分。歷史可以是文化的歷史，可以是團體的歷史，可以是一個社區的歷史，可以是一個家庭的歷史，可以是你內心的轉變。你懂得這些，慢慢就可以悟到許多地方：你會知道怎么樣多欣賞人家一點，怎么樣少責備人家一點；你的心里疙瘩就少一點，一些應該寬恕的地方就能松一點。

等到你能有一天像蘇東坡那樣，跟一個老和尚講，自己快走了——“廬山煙雨浙江潮”，過去、現在都是一樣的。當然，這并不是說過去與當前的景象都一樣，而是廬山煙雨也罷，浙江潮也罷，都在教育你，帶著你走過難關，領導你度過你人生的無意義——或“太多的意義”，或“錯誤的意義”。這種心態，能讓你保持一分寧靜，不要混亂；保持一分寬容，不要責備；保持一分喜樂——在這世界上，我居然可以站在凌空的位置回頭看，站在身外的位置往里看。多少次看完以后，是覺得好看，但也可以悲憫；是覺得悲憫，但也有歡樂——人生之路，原來如此漫長而豐富。

金庸先生一輩子寫了十來部書，他在小說家里邊就像狄更斯一樣，可以把中國歷史上的變化，轉變成故事告訴你。讀他的故事，既能被吸引進去，又能超脫出來。他最初的幾本小說，有比較清晰的華夷之辨、正邪之分；寫到后面，幾乎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了。到了最后的《鹿鼎記》，里面不再有華夏、胡夷；不再有絕對的錯，絕對的對；不再有愛是真的，愛是純的，愛是好的；不再有許多的冤屈——許多的錯誤，許多的背叛，你可以原諒。像楊康那種人，到最后你會原諒他；像喬峰那種人，你憐憫他，卻不知道如何幫他。郭襄是不是金庸小說中，唯一能夠站在清白的天地，讀者無法誤解的角色？

對金庸先生，我感激他，小說寫到這一地步真是不容易。你們不要以為我是特別鼓吹金庸，我覺得我們今天看見的世界，比他所看見的局面還要復雜。他很坦白地告訴我們：“我已經不知道了?！薄拔也恢懒恕?，這是很了不起的境界。我們不要責備他—他的坦白只會讓他更難過。

就像我現在，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上述人生經驗，并不會覺得更舒暢，心里可能更悲痛。但我會說：我盡了力，去弄清楚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所面對的這個劇烈變化的世界。我盡我的力，讓人家知道歷史是這么一個項目，對尋找自己有何種用處。

◎《我為什么要寫 <經緯華夏> 》，許倬云口述，馮俊文整理。本文收錄于《經緯華夏》隨書贈送別冊中。

“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br/>

《經緯華夏》是歷史學家許倬云超越昨日之我的托付之作。93歲高齡的他迎難而上，在書中凝聚了其七十余年研究生涯的心血，以二十萬字圓滿收官。

本書歷經八易其稿，作品融匯學術界前沿成果，完整呈現了他畢生的所思所得；而從生命中自然流淌出的平實語言，更讓這部作品回歸到了學問的本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