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搞錢，壟斷“財政部”！民國豪門姻親變政敵之幕后（上篇）

文│吳景平

宋子文（1894-1971）和孔祥熙（1880-1967）都是國民政府時期權傾一時的風云人物。兩人之間不僅有著郎舅的特殊關系，還有過大體相同的經歷：早年都在國內就讀于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并赴美國留學；都曾出任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和院長、中央銀行總裁和中國銀行董事長；都曾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和中央政治委員會成員；兩人雖然都曾受到過蔣介石的重用，又都有過政壇失意；兩人都被視作憑藉特權和特殊地位而巨富的“豪門”，成為國人眾矢之的。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后兩人都在美國當寓公，最終客死異鄉，且都下葬于紐約市北部郊外的墓區。上述多方面的相同之處，在國民黨上層人物之中，是十分罕見的。

壹

關系融洽期

宋氏家族全家福，1917年夏攝于上海宋寓。前排：三子宋子安；二排左起：長女宋靄齡、長子宋子文、次女宋慶齡；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親宋查理、母親倪桂珍、三女宋美齡。

1901年秋，孔祥熙作為直隸通州潞河學院資送的畢業生赴美國，先后就讀于歐柏林大學和耶魯大學，于1907年秋回國。宋子文則是以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生的身份，于1912年10月前往美國。1914年春，當孔祥熙在日本橫濱同宋子文的大姐宋藹齡結婚時，宋子文正在哈佛大學主修經濟課程；從哈佛畢業后，宋還曾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1917年宋子文離開美國回到上海時，孔祥熙則在山西督軍閻錫山的官署中任參議。從1922年至1926年，孔祥熙先后在北洋政府中擔任過魯案善后督辦公署實業處長和中俄會議督辦公署坐辦等閑職。

宋子文雖然步入政壇要晚于孔祥熙，但他一開始便投奔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國民黨政權。1923年3月，宋子文擔任了孫中山的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次年被擢升為中央銀行行長。此后，宋子文的地位迅速上升，擔任過廣東省政府委員、商務廳長、財政廳長、廣州各屆行政專員、國民政府委員、財政部長、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而孔祥熙1927年1月開始擔任廣州政治分會委員時，宋子文已成為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決策成員之一。由于兼職過多，經宋子文于1927年3月提議，他的廣東省財政廳長的職位暫由孔祥熙代理。同月孔出任武漢國民政府實業部長，而宋則被選為國民政府5人常務委員之一（其余4人為汪精衛、譚延闿、孫科、徐謙）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7人主席團成員之一（另外6人為汪、譚、孫、徐和顧孟余、譚平山）。

孔祥熙與宋藹齡

在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宋子文的地位和影響仍然遠超過孔，在南京當局最初公布的國民政府委員（共26人）和常務委員（共7人）名單中，都有宋而無孔。不過，在寧漢對峙的日子里，孔祥熙與宋藹齡都站在蔣介石一邊，竭力勸說滯留在上海的宋子文投入蔣的營壘，宋則一度猶豫不決，在寧漢之間難以作出抉擇。同年9月，國民黨內部各派合流成立的中央特別委員會中，宋子文被推為中央商民部委員，孔祥熙則未列入中央黨部。1928年初，宋子文擔任了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稍后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長，當時國民政府與經濟直接相關的機構中，顯然財政部長最為重要。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闿便曾談到：“以現在政府之狀況說，北伐軍事已在發展時期，首都新治，應從訓政開始。惟軍事政務皆賴于財政者，最為重要，國府方面故以宋部長而擔任。宋部長前在廣東辦理財政，很有成績，輔助軍事進行極大。……宋部長之經驗學識最深，黨內同志，希望其在最短時期，于財政上有重大之發展，以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申報》1928年1月9日）此后一直到1933年初，宋子文與孔祥熙各有升遷：宋先后擔任過行政院副院長、代院長、中央銀行總裁、全國經濟委員會副委員長和常委、財政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要職；孔祥熙先后出任工商部長、實業部長。另外，宋子文一直是中央執行委員，孔祥熙只是在1929年3月的國民黨“三大”上才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31年12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顯然，這時期宋子文的地位高于孔祥熙，影響也更大。

這一時期，宋子文與孔祥熙的關系較為融洽。以下幾件史料可作佐證。

1927年7月12日，蔣介石致函在武漢的宋慶齡，要求她立即返滬，加入南京營壘。蔣在信中提到：“中正等望夫人來滬，如望云霓，務請與子文、庸之兄即日回滬，所有黨務糾紛，必以夫人之來有解決辦法也。”（該信影印件見于宋慶齡基金會編《宋慶齡偉大光輝的一生》第32頁，中國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可見，此時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間已無重大政治分歧。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照

1928年3月26日，胡適在日記中寫到：“宋子文與孔祥熙、李承翼、陳（松江運副）等組織團體，會議在孔宅，專做賣缺的事。他們并雇人去做稅缺，每月領款二百元，余利歸‘公司’。”（《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6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版）胡適當時與宋子文有較多的個人往來，他對宋、孔關系的記載，應是可信的。

1928年11月1日，宋子文在上海參觀了由孔祥熙主持的中華國貨展覽會（由工商部和上海市政府聯合籌辦）開幕第一天的展覽活動，并以2000元購買了展覽會第二號參觀券。面額為10000元的第一號參觀券，由同時赴會的蔣介石買下。（《申報》1928年11月2日）如果當時宋、孔之間存在芥蒂，按宋的脾氣，他是決不肯出面替孔祥熙捧場的。

宋子文、孔祥熙分別作為財政部長和工商部長，當時能夠在涉及兩部的問題上持合作態度。如孔祥熙從振興實業出發，多次提案或公開呼吁倡行國貨。宋子文則從稅收政策入手，再三主張給國產機制工業品相應的優惠待遇。兩人之間沒有發生過互相公開“拆臺”的事情。不僅如此，宋子文與孔祥熙還有過公開的合作。例如 1930 年 4 月 3 日，宋子文便與孔祥熙聯名呈文行政院，強調裁撤厘金的重要性。他們在呈文中以當時四川省境內麻織品運銷狀況為例，談到原來每件成本在 37 元左右的麻織品，從四川榮昌運抵重慶，在 300 里運銷途中，除正稅外，還要繳納各種苛雜 15 次，因而課證負擔相當于成本的 89% 。宋、孔認為：關于裁厘，“自十七年以來，雖有通令，而各地尚未遵行，任意附加，所在都有。其名目之苛細，關卡之繁多，使工商陷于卡索留難之中，財政處于淆亂紛岐之狀。此而不亟予撒除，其何能實現中央理財阜民諸政策。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檔號：二（ 1 ） 2760 】 裁撤厘金與開征統稅，既是當時國民政府的重要財政政策，又與工商實業的發展有著最密切的關系，這是宋、孔能合作的客觀前提。但是，如果兩人間齟齬頗深的話，那么越是涉及兩人職司范圍的事項，越會引起宋、孔間的沖突，以后年代里宋、孔關系的發展，便多次印證了這一點。

貳

權利交替期

位于外灘的中央銀行舊影

1933年，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兩人地位發生相對變化的一年。這年4月6日，宋子文辭去了中央銀行總裁的職位，國民政府特任孔祥熙為央行總裁。同年10月29日，宋子文又辭去了財政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的職位，這兩個重要職位的繼任者也都是孔祥熙。宋、孔地位的這兩次變化，對兩人后來關系的惡化，影響至關重大。

早在1931年12月，繼蔣介石宣布下野后，宋子文、孔祥熙也都辭去了在國民政府中的職位，以表示與蔣“共進退”以及與孫科內閣的不合作態度。1932年1月底，汪精衛繼孫科出任行政院長，蔣介石復出。在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壇，宋子文因其理財方面的才干及與金融界的密切關系，很快官復原職。但孔祥熙的實業部長一職，卻被汪系集團重要干將陳公博所取代。這樣，孔祥熙以考察實業名義，于1932年3月偕夫人前往歐美各國。一年后孔祥熙返國之時，蔣介石與宋子文之間為軍費支出問題正在鬧矛盾。孔便成了宋辭去中央銀行總裁后的繼任者。

就宋子文而言，這一次辭職是主動提出的。他認為，蔣介石之所以一次次地要求在預算之外撥款，主要是因為不了解財政收支的實際狀況；當時中央銀行是經理國庫的，如果讓與蔣關系較密切的孔祥熙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孔便會向蔣反映實情，這樣，宋作為財政部長堅持按財政預算撥付各種經費，蔣介石也就容易理解了。于是，1933年4月5日宋子文在南京出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正式提出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一職，并向行政院長汪精衛推薦孔祥熙繼任。次日，國民政府頒令：準宋子文辭去中央銀行總裁，另特任孔祥熙為中央銀行總裁。（《國民政府公報》第1099號，1933年4月7日）

孔祥熙題字的《金融法規續編》

從4月5日宋子文打給在上海的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并轉知交通銀行各首腦的密電中，可以看出宋本人對這次辭職所持態度十分坦然。該電全文如次：“陳副總裁鑒：可密。譯轉胡筆江兄鑒：弟辭中央銀行總裁職，與財政金融有益無損，一切仍照原定計劃進行，請轉告（唐）壽民、（胡）孟嘉兩兄為禱。弟子文。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檔號：三九六（2）407】宋子文電文中所提到的“原定計劃”，系指自4月6日起在全國實施的廢兩改元案，宋就該方案的內容已與上海金融界頭面人物有過多次磋商，并達成了一致意見。4月5日，宋子文以財政部長的名義公布了關于廢兩改元的文告。在宋看來，孔祥熙繼任中央銀行總裁，不會影響廢兩改元方案的推行實施；作為財政部長，他對控制財政金融局勢仍具有充分的信心。

也是在4月5日這天，財政部次長徐堪從南京致電陳行，告以宋子文辭職的緣由。該電全文如下：“陳副總裁鑒：可密。部座本日政會提出辭中央銀行總裁職，并請汪院長保薦孔庸之先生替代，其目的大概俾各方明財政狀況，不致仍然繼續要求增加經費。請即轉告（李）馥蓀、（張）公權、（貝）淞蓀、（胡）孟嘉諸兄為祈。弟堪。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檔號：三九六（2）407】

盡管中央銀行與財政部是并列的兩個機構（都直屬行政院）、中央銀行總裁與財政部部長在職官級別上均為特任，但一般認為后者比前者更為重要。所以宋辭去中央銀行總裁和孔的繼任并未引起輿論界的重大反響。

但是，宋子文1933年10月底的辭職則完全不同了。

這一次，宋子文辭去了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它表明，宋子文在外交和內政問題上，與蔣介石、汪精衛的矛盾與分歧已經發展到了無法調和緩解的地步了。不僅如此，宋子文稍后還堅決辭去了直屬于國民政府的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委員長、直屬于行政院的航空建設委員會常委的職位。這兩個機構的重要性遠不如財政部，宋的辭職，進一步說明了他已被完全摒于南京當局決策層之外了。

使宋子文的這次辭職風波更加引人矚日的是：宋辭去的以上4項職務，竟然全部由孔祥熙一人繼任了。如果加上4月份的中央銀行總裁的相同易位，這種兩人之間的“五退五進"的特例，在整個國民政府時期是十分罕見的。

宋子文與蔣介石等合影

宋子文這次辭職，主要是他同蔣介石之間在財政間題上分歧的總爆發：以下史料可為佐證。

宋子文辭職之初，汪精衛的親信、外交部次長唐有壬曾向美國駐南京總領事貝克談到：宋子文被孔祥熙取代““純粹是財政問題”在每月出現巨額赤字的情況下，蔣還要求宋增撥“剿共”經費2000萬元，宋不同意蔣超出目前預算，把大筆經費用在軍事開支上；宋曾說過，只要他還掌權，就不會再發庫券，最近為了軍事目的而不得不發庫券時，為了言行一致，宋除了辭職外，別無選擇。【貝克所作與唐有壬會談的紀要（1933年11月6日），《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33年第3卷，第446-447頁）】

美國駐華公使詹森在分析宋子文辭職的原因時，也指出過：盡管政府每月赤字已達1000萬元，蔣仍堅持要求撥發2000萬元的“剿共”經費，宋子文對蔣的做法感到不滿。【詹森致國務卿電（1933年10月31日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33年第3卷第444頁】

當時在四省農民銀行供職的一位人士回憶說：“1933年，當時在國民黨政權中，宋子文掌握財政大權。同蔣、宋之間存在著矛盾，蔣用錢時，往往受到宋的制約，不大方便，所以蔣介石自己開辦銀行，從這個角度講，也可以說，農民銀行的成立是國民黨派系斗爭的產物。"（《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2輯，第7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可見，宋子文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以及由孔祥熙繼任，也并非偶然。

1941年，時任駐美國大使胡適與外交部長宋子文的合影

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的邵元沖在1933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寫到：“本日因宋子文辭財政部長事，甚囂塵上，……聞介石已返京，對財政部長繼任人選，擬孔祥熙。”第二日的日記稱：“十時赴中央政治會議，介石主持，決定準宋子文辭財政部長，以孔祥熙補充，其宋原任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一職，仍予慰留隨即開臨時中央常會，準宋辭行政院副院長，以孔補充，并以宋為國府委員，隨散會。”（《邵元沖日記》第1045-104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后來，胡適在其日記中也補記了相關內容：“宋子文被迫辭職事，蔣介石趕來開中政會，他主席，汪精衛報告，全會無一人敢發言討論，亦無人敢反對。”【胡適1934年2月5日的日記，《胡適的日記》（手稿冊）第11冊】

蔣介石決定以孔祥熙來取代宋子文，也不是偶然的。孔不像宋那樣鋒芒畢露，恃才自傲，而是對蔣介石唯命是從。1933年4月至8月宋子文出訪歐美期間，國民政府內各銀行墊借額竟達6000萬元，而孔祥熙新任總裁的中央銀行也加入了墊借的行列。蔣介石難以讓宋子文辦到的事，宋不在國內的時候，孔祥熙卻替蔣照辦了。孔本人在出任財政部長赴部視事的第一天，便公開表示：“本人之來，為公為私，均義不容辭。為完成國民革命之成功，為宋能專心經濟建設之志向，為蔣剿匪前途計，故即有任何犧牲，亦所不惜。”（《國聞周報》第10卷第44期，1933年11月6日）孔所說話中，最關鍵的是表明要盡先為蔣充實“剿匪”經費。后來，孔祥熙確實也是這樣做的。他于1934年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財政報告中承認：“銀行借墊日增”、“中央銀行墊款過多”。（《革命文獻》第27輯，總5849頁）不逆拂蔣介石的旨意，這是孔祥熙以后官運亨通十余年的秘訣。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