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年齡是生日當天還是次日？公司用“解除”而非“終止”員工索賠15萬！

退休年齡是生日當天還是次日？公司用“解除”而非“終止”員工索賠15萬。下面，一起來看下案情回顧。

優評案例：浦江縣富旺防護用品有限公司與鄭和、唐繁華買賣合同糾紛案

案號：（2021）浙0726民初82號

（選擇本案主要是考慮到后面的評析深入、全面、細致，另外，本案涉及爭議焦點較多，但由于并非本文分析的重點，故在此略過，僅提煉與本文主題有關的論述部分，大家主要看后面的評析部分）

法院認為

唐某華雖然不是案涉買賣合同的相對方，但對于第一次結算的555336元貨款有共同還款的責任，現鄭某支付的貨款不足清償全部債務，因此第一次結算之后支付的兩筆貨款的抵充順序，決定了唐某華應承擔的貨款數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規定了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其對同一債權人所負的數筆相同種類的全部債務時的抵充順序，但是，債權人與債務人對清償的債務有約定的除外。因此，雙方于2020年8月27日的結算單中明確約定的150000元系抵充紅旗口罩貨款，不能再適用法定抵充順序。鄭某支付另外160000元并未約定抵充哪筆貨款，應根據上述規定抵充。首先，案涉多筆貨款均未約定付款時間，現原告起訴要求被告履行，其仍未履行，應視為所有貨款均在起訴之后到期。由于所有貨款均無擔保，因此本案中已支付的160000元應優先抵充債務負擔較重的債務。從債權人利益優先的角度出發，第一次結算的貨款555336元系兩人共同承擔的債務，而之后發生的貨款系鄭某一人承擔的債務，因此之后發生的貨款債務負擔較重，應當優先抵充，由于第一次結算之后發生的貨款總額大于160000元，故對第一次結算的貨款555336元不再進行抵沖。故應由唐某華、鄭某共同支付原告富旺公司貨款555336元，由鄭某支付富旺公司其余尚欠貨款182975元。

案例評析

（特別說明，評析人并非筆者，摘錄供大家學習和借鑒，如有侵權，可隨時聯系）

一、我國關于債的清償抵充的法律規定

所謂清償抵充，是指債務人對于同一債權人負擔數項同種類債務，或負擔同一項債務而約定數次給付時，如果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其全額債務，約定、決定該給付抵充某項債務的制度。關于清償抵充的構成要件依照學術通說，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債務人對同一債權人負擔數項債務；（二）數項債務之給付種類相同；（三）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

債的抵充問題一直是人民法院民商事審判實踐中的一個難點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24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于第20條就合同債務的清償抵充方法和清償抵充順序的問題專門做了規定，立法機關將上述司法解釋條文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升格為法律條文，并在文字表述上做了若干調整，將“抵充”調整為“履行”，并在原有的“約定抵充”和“法定抵充”基礎上，新增一種清償抵充方式“指定抵充”，另還將“債務負擔較重的債務”明確為“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條規定：“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其對同一債權人所負的數筆相同種類的全部債務，應當優先抵充已到期的債務；幾項債務均到期的，優先抵充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數額最少的債務；擔保數額相同的，優先抵充債務負擔較重的債務；負擔相同的，按照債務到期的先后順序抵充；到期時間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債權人與債務人對清償的債務或者清償抵充順序有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規定：“債務人對同一債權人負擔的數項債務種類相同，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由債務人在清償時指定其履行的債務。債務人未作指定的，應當優先履行已經到期的債務；數項債務均到期的，優先履行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最少的債務；均無擔保或者擔保相等的，優先履行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負擔相同的，按照債務到期的先后順序履行；到期時間相同的，按債務比例履行。”

二、債的清償抵充規定的價值取向

首先，遵循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即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達成抵充合意的，即便與法律的規定不同，亦屬于有效約定。 而《民法典》提出的指定抵充，是指清償人在為給付時，可以向清償受領人作出意思表示，指示其清償所要抵充的債務，但該抵充順序不得與《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條規定的清償順序相反，否則不產生債務人所期待發生的法律效力。

其次，遵循“債權人利益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之所以采取債權人利益優先的做法，是因為如果在缺乏當事人明確意思表示的情況下（約定抵充/指定抵充），倘若允許任意抵充，債權人的實體權利極易受到損害。因此，不管法定抵充清償的條文如何表述，其最終目標是為了債權的實現。如先到期與后到期的債權相比較，應當先歸還先到期的債權，因為如果是先抵償后到期的債權，則先到期的債權存在已過訴訟時效的風險。又如在幾項債務都到期的情況下，應優先抵充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數額最少的債務，明顯體現的也是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價值追求。在債權人利益優先的原則之外，法定抵充還反映出兼顧公平的原則。《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所規定的，債務到期時間相同，債務擔保數額相同，負擔大小不同的，優先抵充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這就是以債務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者優先抵充，系出于債務人利益考量而計，繼而從側面反映兼顧公平的理念；若負擔大小相同，到期時間相同的，則各筆債務按照同一比例抵充，這直接反映了公平的理念。

三、案涉貨款抵充清償順序的具體確定

首先，關于本案中約定抵充的效力分析。約定抵充完全由當事人意思自治，2020年8月27日債權人與債務人對已經支付的150000元用于抵充紅旗口罩貨款達成了一致，并用書面形式將上述約定固定，因此該約定有效，應當優先于指定抵充和法定抵充。對于尚未約定的160000元貨款，適用法定抵充。

其次，本案關鍵為債務負擔較重的擴大理解。 案涉債務系債務人多次向債權人購買口罩形成的多筆債務，且案涉數宗債務均為交付金錢的義務，且債務人給付的金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因此案涉債務可以適用《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關于清償抵充的順序規定。雙方之間的債務均未約定履行期限，現原告起訴要求被告履行，其仍未履行，應視為所有貨款均到期，且案涉債務均無擔保，確定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進行優先抵充是本案的關鍵。然而實踐中判斷債務人負擔較為復雜，可能會涉及利率、違約金、債務性質以及執行依據等方面。因此， 倘若單純比較數筆債務金額的大小，很可能會犯下教條主義的錯誤， 貌似遵循了法律規定但實際并不合理，最終也違背了立法本意。舉例說明，如： 兩筆債務數額相差巨大，小數額的一筆約定過利息，大數額的一筆未約定利息，通常來看兩筆債務顯然負擔不一樣，約定過利息的債務屬于負擔較重的債務。

根據前述分析，具體到本案中，2020年8月11日第一次結算的555336元系鄭某與唐某華共同承擔的債務，2020年8月11日之后發生的多筆買賣債務系鄭某一人承擔的債務。如抵充的是共同承擔的債務，則免除了唐某華一部分付款責任，變相加重了鄭某的負擔，鄭某需要獨立承擔的債務就會變多，且鄭某需要根據其與唐某華之間的相關約定向唐某華行使求償權，以彌補其多分擔的債務，但如果抵充的債務為鄭某個人債務，則不發生求償問題，較為簡便，優先抵充于債務人也較為有利。另，根據債權人利益優先原則來看，債權人的目的是使債權盡快得以實現，不論鄭某與唐某華之間誰的經濟實力更優，通常雙人共同承擔的債務，其被履行的可能性大于個人承擔的債務，因此按照債權人利益優先原則，也應當先抵充個人債務。綜上，本院將未作約定抵充的160000元優先抵充了鄭某的個人債務，由唐某華與鄭某共同承擔555336元。

參考案例：肖單丹，屈其倫與孔祖鳳民間借貸糾紛案

案號：（2022）渝05民終10249號

（選擇本案，主要是考慮到本案中的計算辦法較為具體和明確，可供參考性較高，但判決內容較長，建議通過反復閱讀進行分析）

法院認為

肖單丹于2021年9月17日向屈其倫出具借條，借款100,000元；還于2019年11月20日至2021年12月3日期間，共計五次向屈其倫借款261,000元，屈其倫和肖單丹之間的民間借貸關系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合法有效。屈其倫和肖單丹、孔祖鳳簽訂的《項目合作協議書》《追加工程施工項目合作協議書》《施工項目合作協議書》均約定屈其倫出資，之后退本，項目由肖單丹和孔祖鳳獨自經營管理，風險由肖單丹和孔祖鳳獨自承擔，屈其倫收取高額利潤，這種出資后不參與管理、經營，不擔風險，僅收取分紅，符合借貸關系的特征，即前述協議名為投資，實為借貸。前述協議書實質上為屈其倫、肖單丹、孔祖鳳之間民間借貸關系的合約；同時，屈其倫、肖單丹、孔祖鳳均認可雙方是借貸關系，故屈其倫和肖單丹、孔祖鳳之間的民間借貸關系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合法有效。屈其倫依照約定向肖單丹和孔祖鳳出借款項，肖單丹未履行按時還款義務，已構成違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第一條第三款規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實持續至民法典施行后，該法律事實引起的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民法典的規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本案的借款事實持續至民法典施行后，故適用民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規定：債務人對同一債權人負擔的數項債務種類相同，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由債務人在清償時指定其履行的債務。債務人未作指定的，應當優先履行已經到期的債務；數項債務均到期的，優先履行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最少的債務；均無擔保或者擔保相等的，優先履行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負擔相同的，按照債務到期的先后順序履行；到期時間相同的，按照債務比例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55次會議通過）第二十五條規定：借貸雙方沒有約定利息，出借人主張支付借期內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六條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第二十九條規定：借貸雙方對逾期利率有約定的，從其約定，但以不超過年利率24%為限。未約定逾期利率或者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區分不同情況處理：（一）既未約定借期內的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張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資金占用期間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二）約定了借期內的利率但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張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內的利率支付資金占用期間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823次會議通過）第二十四條規定：借貸雙方沒有約定利息，出借人主張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五條規定：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約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是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稱“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是指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發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第二十八條規定：借貸雙方對逾期利率有約定的，從其約定，但是以不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為限。未約定逾期利率或者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區分不同情況處理：（一）既未約定借期內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張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參照當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標準計算的利息承擔逾期還款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二）約定了借期內利率但是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張借款人自逾期還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內利率支付資金占用期間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第三十一條規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審民間借貸案件，借貸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當事人請求適用當時的司法解釋計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對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還之日的利息部分，適用起訴時本規定的利率保護標準計算。

本案中，因屈其倫與肖單丹、孔祖鳳雙方對肖單丹所還款項抵扣借款存在爭議，故依據前述法律、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進行抵扣，具體如下：

一、相關借款本金、利息及借款到期日的確定

1、2019年4月4日借款300,000元，最后支付時間為2020年12月20日。因約定的利息過高，2020年8月19日前利息按照年息24%為標準計算，2020年8月20日開始利息按照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3.85%4=15.4%）為標準計算。即：本金300,000元，2019年4月4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99419.18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0年12月20日利息為15568.77元。綜上，該筆借款本息共計414,987.95元。

2、2019年7月26日借款300,000元，最后支付時間為2020年12月20日。因約定的利息過高，2020年8月19日前利息按照年息24%為標準計算，2020年8月20日開始利息按照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3.85%4=15.4%）為標準計算。即：本金300,000元，2019年7月26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77128.76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0年12月20日利息為15568.77元。綜上，該筆借款本息共計392,697.53元。

3、2019年10月17日，約定借款300,000元，其中2019年10月17日轉款100,000元、2019年10月24日轉款50,000元、2019年10月26日轉款100,000元，2019年11月4日轉款50,000元。因約定的利息過高，2020年8月19日前利息按照年息24%為標準計算，2020年8月20日開始利息按照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3.85%4=15.4%）為標準計算。屈其倫、肖單丹、孔祖鳳雙方約定的還款時間不明確，故確定本案立案之日為還款日期，即2022年3月25日。

2019年10月17日轉款100,000元，2019年10月17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20252.05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2年3月25日利息為24,597.8元；

2019年10月24日轉款50,000元，2019年10月24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9895.89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2年3月25日利息為12,298.9元；

2019年10月26日轉款100,000元，2019年10月26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19,660.27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2年3月25日利息為24,597.8元；

2019年11月4日轉款50,000元，2019年11月4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為9534.25元，2020年8月20日至2022年3月25日利息為12,298.9元。

綜上，該筆借款本息共計433,135.86元。

4、2021年9月17日，肖單丹向屈其倫借款100,000元，借款時間為30個月，每月還本息4185元，故雙方約定的借款年利率實際為10.22%,符合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同時，肖單丹未按照約定按時、足額歸還該筆借款本息，故屈其倫可要求該筆借款提前到期，要求肖單丹全部償還，故確定本案立案之日為還款日期，即2022年3月24日。

5、肖單丹向屈其倫借款共計261,000元

該五筆借款屈其倫、肖單丹雙方均未約定借款期內的利息，除2019年11月20日的借款外，其余四筆借款均未約定歸還的時間，故屈其倫可隨時要求肖單丹償還，故確定本案立案之日為還款日期，即2022年3月24日。

二、肖單丹還款的抵扣

（一）2019年12月10日、2019年12月13日，肖單丹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分別向屈其倫轉款10,000元、20,000元，此時，因屈其倫、肖單丹之間還款時間約定明確的借款本息均尚未到期，結合屈其倫借款時的交易附言，該30,000元均認定為歸還2019年11月20日的借款，即2019年11月20日肖單丹向屈其倫借款30,000元已還清。

（二）2021年9月17日，肖單丹向屈其倫借款100,000元。結合肖單丹歸還款項的時間、金額等，認定2021年10月18日、2021年11月18日、2021年12月17日、2022年1月20日，肖單丹通過微信轉賬的方式分別歸還4185元系歸還的該筆借款的部分金額。該筆借款，肖單丹尚欠屈其倫本息共計108,810元，其中，本金86,666.68元，利息22,143.32元。

（三）根據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條的規定，債務人對同一債權人負擔的數項債務種類相同，債務人的給付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由債務人在清償時指定其履行的債務。數項債務均到期的，優先履行對債權人缺乏擔保或者擔保最少的債務；均無擔保或者擔保相等的，優先履行債務人負擔較重的債務。

1、2021年9月17日，肖單丹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向屈其倫轉款57,850元，交易附言“5萬成都投資款，7850利息”。因此，該筆款項應計入歸還屈其倫投資成都項目的款項，因2019年4月4日借款300,000元的負擔較重，故抵扣該筆借款本息，抵扣本金50,000元，利息7850元，尚欠本金250,000元，利息尚欠107,137.95元。

2、肖單丹的其他還款履行順序為：先履行2019年10月17日的借款本息433,135.86元，再履行2019年7月26日的借款本息392,697.53元，再履行2019年4月4日借款尚欠的本金250,000元，利息尚欠107,137.95元，根據雙方約定，先本后息。

(1）肖單丹于2019年12月30日歸還200,000元，2020年1月16日歸還106,000元，2020年5月8日歸還3000元，2020年5月21日歸還83,000元，2020年5月21日歸還6000元，2020年6月23日歸還6000元，2020年7月20日歸還8000元，2020年8月20日歸還8000元，2020年9月18日歸還25,135.86元，2019年10月17日的借款本息433,135.86元借款本息還清。

(2）肖單丹于2020年9月18日歸還14,864.14元，2020年9月24日歸還10,000元，2020年11月27日歸還22,000元，2020年12月4日歸還50,000元，2020年12月22日歸還10,000元，2021年1月13日歸還10,000元，2021年1月29日歸還50,000元，2021年2月6日歸還50,000元，2021年2月8日歸還38,000元，2021年2月19日歸還50,000元，2021年3月18日歸還6000元，2021年3月18日歸還2000元，2021年5月8日歸還20,000元，2021年5月8日歸還4000元，2021年6月26日歸還8000元，2021年7月22日歸還8000元，2021年8月3日歸還39,833.39元，2019年7月26日的借款本息392,697.53元全部還清。

(3）肖單丹于2021年8月3日歸還10166.61元，2021年9月7日歸還7000元，2021年11月26日歸還5200元，2021年12月22日歸還5200元，2021年12月28日歸還6000元，2021年12月31日歸還5000元，均用于抵扣2019年4月4日借款的本金，尚欠本金211,433.39元以及截止2020年12月20日的利息107,137.95元。

肖單丹和孔祖鳳雖系夫妻關系，也曾共同向屈其倫借款，但屈其倫未提供證據證明肖單丹就案涉借款361,000元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孔祖鳳、肖單丹的共同意思表示，應承擔不利的后果，故對屈其倫要求孔祖鳳承擔共同還款責任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孔祖鳳提出的相關辯論意見成立，予以采納。

參考案例：李金剛、王文莉民間借貸糾紛再審案

案號：（2019）最高法民申6862號

（選擇本案主要就是明確在借貸案件一個常用的規則）

再審法院認為

在計算借款人償還出借人的本金和利息時，應當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則，逐筆計算每次償還的利息和本金。如果借款人清償出借人的款項在沖抵當期利息之后還有剩余，應當沖抵本金。下一期利息應當以上期清償之后的本金為基數進行計算。原審法院未查明李金剛、王文莉每筆清償資金在沖抵當期利息后，是否有剩余、是否還應當沖抵本金、每次沖抵本金的數額等基本事實，而是對每一期的利息均以2960萬元本金為基數進行計算。原審法院這一計算方式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這個案例涉及到兩個有意思的問題：1、達到退休年齡是生日當日還是次日？2、達到退休年齡用人單位“解除合同”而非“終止合同”是否違法？

阿芳，女，1968年10月10日出生，于2003年8月入職上海某人力資源公司。

2018年9月28日，阿芳以書面方式向公司表示同意“本人辦理退休手續，自動終止合同”。同年10月8日，阿芳、公司訂立了自同月1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勞務協議。

10月9日，公司解除與阿芳的勞動合同并開具了《上海市單位退工證明》，公司在該證明上退工原因處勾選了“合同解除”。阿芳實際在公司處工作至2018年12月31日止。

2019年5月24日，阿芳申請仲裁，請求裁令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153,836.50元。

仲裁委不予支持。阿芳不服該裁決，提起一審訴訟。

一審判決：

一審法院認為：一審爭議主要集中于公司是否有權于阿芳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解除”與阿芳的勞動合同以及阿芳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具體時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勞動合同終止：……（二）勞動者開始依法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勞動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合同終止”。《實施條例》為我國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故《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的勞動合同依法終止的情形應當屬于《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六項規定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因此，一審法院確認公司有權依照《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于阿芳達到50周歲法定退休年齡時終止與阿芳的勞動合同。

一審審理中，阿芳認為其應于2018年10月11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公司則認為阿芳于2018年10月10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其在仲裁階段主張“申請人于2018年10月9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

百度漢語對于“周歲”的詞條明確注稱“每到公歷生日的當天便增齡一歲。這種計齡方式是公認的傳統，無需法律規定。在中國，出于減少糾紛的考慮，對于犯罪的未成年人，相關法律（即指阿芳用于支持其觀點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的規定）以推遲一天來計算周齡，這僅是特例而已”。據此，一審法院認定阿芳于2018年10月10日年滿50周歲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自該日起阿芳、公司不再具有勞動合同法意義上的權利義務關系。

公司雖然提前一天為阿芳開具了退工證明，但阿芳也自認其勞動報酬結算至2018年10月9日，且公司也為其繳納了當月的社會保險費，故阿芳、公司雙方勞動合同法意義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實際上是自2018年10月10日起終止的，也即公司提前開具退工證明的行為并未損害阿芳依法享有的相應的期限利益。

至于，針對阿芳提出勞動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合同應當是終止而非解除，故公司“解除”其勞動合同于法無據的意見，一審法院認為，勞動合同的終止、解除雖非同一概念，公司在《上海市單位退工證明》上勾選“合同解除”確實有失嚴謹，但在雙方對案涉勞動合同因阿芳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而結束方面并不存在爭議的語境下（2018年9月28日，阿芳以書面方式向公司表示同意“本人辦理退休手續，自動終止合同”，證明其對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勞動合同結束是有心理預期的），勾選“合同解除”還是“合同終止”，其實質的含義并無二致。故阿芳上述意見，一審法院不予采納。

綜上所述，公司案涉的終止與阿芳勞動合同的行為，與法不悖，一審法院予以確認，一審判決：駁回阿芳的訴訟請求。

提起上訴：

阿芳不服，提起上訴，理由如下：我出生日期為1968年10月10日，根據《民法總則》第二百零一條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應于2018年10月11日年滿50周歲，達到退休年齡，但是，公司卻在2018年10月9日已出具《退工證明》且確認當日勞動合同解除，而2018年10月9日我仍未年滿50周歲，顯然公司系違法解除勞動合同。

公司在《退工證明》中明確為合同解除，其真實目的是將雙方存在的勞動關系解除轉為勞務關系，以規避其法律責任。一審法院以是否造成損害結果作為判斷是否構成違法解除的標準，毫無法律依據。

二審判決：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在于公司是否存在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事實。

首先，阿芳的居民身份證顯示其出生日期為1968年10月10日，其于2018年10月10日年滿50周歲，依法達到法定退休年齡。

其次，雖然《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勞動者開始依法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勞動合同終止，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中亦有相同約定，但是，雙方在勞動合同中并未排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其他情形導致勞動合同終止，而《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勞動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合同終止。顯然，用人單位依據《勞動合同法》或者《實施條例》的前述規定，均可以終止勞動合同。因此，公司有權以阿芳達到50周歲法定退休年齡為由終止勞動合同。

再次，從阿芳與公司簽訂勞務協議建立勞務關系來看，說明勞動合同系因阿芳已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而終止。雖然阿芳在法院審理過程中認為其出具書面意見和簽訂勞務協議的行為并不能認定為其同意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合同終止，其真實意思并非要求法定退休年齡合同終止，但是，沒有證據證明阿芳先前曾對公司的相關行為在合理期限內提出過書面異議，且勞務協議也已實際得到履行；而勞動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合同終止是法定事項，無需勞動者同意或要求。

公司作為用人單位因阿芳于2018年10月10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而依法已經具備勞動合同合法終止的條件，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出具《退工證明》以及在《退工證明》上勾選“合同解除”的行為只是在辦理程序上存在瑕疵，不屬于《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范圍，不具備“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應當依法支付賠償金”規定的適用前提；而且，公司在明知阿芳于2018年10月10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即可依法終止勞動合同且無需支付任何經濟補償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動機和原因在其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前一天去實施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不理性行為并承擔支付賠償金的不利益后果，這完全不符合一般常識且有違常理。

綜上，二審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號：（2020）滬01民終6350號（當事人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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