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揚之水新書《金銀器的春秋》重磅上市！

著名學者揚之水新書重磅來襲！此次她帶來了在金銀器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金銀器的春秋》，這是一部探索金銀器審美取向與時代風貌的力作，作為“文物看中國”書系圖書之一入選國家“十四五”規劃。

本書聚焦唐、宋、明三個金銀器發展史上的璀璨高峰，討論金銀器進入中土后如何在不同的社會潮流和風習之下成為“藝術與生活中的藝術”。

揚之水以紙上文獻觀察地下文物，將所得成果串以紋樣，付以嚴肅的考據和疏麗的文字，用獨特的視角考量歷史時期觀念與金銀器審美取向塑造之間的聯系，討論金銀器造型與紋樣的設計意趣及其取向的流變。

同時，我們還限量推出特裝刷邊本，帶有作者親簽或鈐印，至尊典藏。

揚之水最新力作

金銀器研究最新成果

揚之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長期從事名物研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著有《詩經別裁》，《先秦詩文史》，《物色：金瓶梅讀“物”記》，《定名與相知：博物館參觀記》，《定名與相知：博物館參觀記》（二編），《棔柿樓集》（十卷），《中國金銀器》（五卷），《詩歌名物百例》。

小引

摘自《金銀器的春秋》，有刪減

文 | 揚之水

金銀器研究，是由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而催生。因為金銀器不具備高雅的品味，歷來不入鑒賞與收藏，自然可以由于式樣不時興而被銷熔，另外打制新樣，或索性制成金鋌銀錠，收藏性質的傳世品中便鮮有清代以前之物。如果沒有考古發現的大量實例，我們就很難僅僅依據文獻記載來真切了解構筑侈麗奢華之生活的用器究竟何等樣貌。

隨著金銀器的不斷出土，許多相關的政治事件、歷史人物乃至重要的以及失載的史實也重現于世。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附體于“物”的主人往往背負著或慘戚或悲壯的各種故事，乃至一座墓葬，一處窖藏，即可演述一部情節豐滿的傳奇。不過直面研究對象，核心問題仍然是：它本身是什么，即它的名稱包括紋飾與用途畢竟如何，所謂“本土特色”，其要在此。本書擔負敘事功能的是金銀器本身，它以自己的造型和紋樣來講述生長它的時間和空間里的故事。這個時間和空間，就是以數千年為跨度的華夏大地。作為外來工藝，在金銀器進入中土的第一個千年亦即夏至西周，今天能夠見到的遺存尚屬鳳毛麟角。至第二個千年，它方漸露崢嶸。真正形成本土特色并融入日常生活，則要到秦漢以后才逐漸完成，從此走向繁盛。

“金銀器里的中國”，是出版社最初的命題。在這一僅可意會的語境里，我把“中國”理解為是指我們這個古老的文明，一個在分裂與統一、包容與凝聚的歷史進程中文脈始終不斷的華夏文明。至于“中土化”或曰“漢化”，我把它定義為是對西周建立起來、之后又不斷豐富和完善的禮樂文明的認同，包括部分認同或有所限制的認同。非漢族的政權，一旦立國，總不免“漢化”，即便并未放棄保持本民族固有習俗的努力。因為禮樂文明中包含的政治制度和治國方略多是行之有效，且很容易得到被征服者的擁護，而其中制度化的細則其實也每每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吸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此意義上，“漢化”中的“漢”，“中土化”之“中土”，便不是民族之義，亦非疆土之特指，而是如前所述，乃指以幾千年為跨度的漫長歷史中為歷代各個政權所遵奉的禮樂文明，所謂“化”，則即由此生長出來的審美趣味和藝術風格。

然而這畢竟是一個太大的題目，便不能不有所取舍。斟酌再三，選定了各有代表性的三個時段作為本書之三章，即唐代金銀器皿、宋代金銀器皿、明代金銀首飾。第一章以“西風吹渭水”標目，落墨卻在“西風吹渭水”之后，即異域元素與傳統紋樣和社會風習交匯融合的中土化進程。第二章“千花百草爭明媚”，意在約略概括宋代金銀器以使用的普遍而有百花競艷之繁茂，且形成“自一家春色”。第三章明代金銀首飾以《牡丹亭》中語作為標題，“一生愛好是天然”，這里的“好”，讀作好壞的“好”。美人所愛之“好”，自然也是金銀首飾設計與制作者的追求，于是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發展為金銀首飾的集大成。三章分別選擇不同的切入點，各有側重，而不采用平均分配筆墨的方式，主旨便在于金銀器進入中土后，如何在不同的社會潮流和風習之下成為藝術以及生活中的藝術。

夏丏尊曾為賈祖璋《鳥與文學》寫過一則題記，雖是九十多年前的文字，卻一點兒也不過時，因擇要引述在這里：“壁上掛一把拉皮黃調的胡琴與懸一張破舊的無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調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薔薇與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會有雅俗之分。這事實可用民族對于事物的文學歷史的多寡而說明。琴在中國已有很濃厚的文學背景，普通人見了琴就會引起種種聯想。胡琴雖時下流行，但在近人的詠物詩以外卻舉不出文學上的故事和傳說來，所以不能為聯想的原素。薔薇在西洋原是有長久的文學的背景的，在中國究竟不能與梅花并列。如果把梅花放在西洋的文人面前，其感興也當然不及薔薇的吧。……民族各以其常見的事物為對象，發為歌詠或編成傳說，經過多人的歌詠及普遍的傳說以后，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脈中，遺下某種情調，呈出一種特有的觀感。這些情調與觀感，足以長久地作為酵素，來溫暖潤澤民族的心情。……事物的文學背境愈豐富，愈足以溫暖潤澤人的心情，反之，如果對于某事物毫不知道其往昔的文獻或典故，就會興味索然。”近年有不少學者把文本研究開拓為物質文化研究，作為本身就是“物質文化”的金銀器，對它的研究也不妨開啟一個反向的視角，即揭發在它成為“物質文化”的過程中，是哪些“文本”即“往昔的文獻或典故”，亦即“酵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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