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歲許倬云逝世：“你們一定要加油啊！”

據多方核實，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于8月4日清晨在美國匹茲堡去世，享年95歲。

文｜李菁

許倬云早年以研究上古史聞名，晚年則著眼于大歷史，年逾九旬之后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2022年9月，我有幸在美國匹茲堡的一幢公寓樓里見到了許先生。一見面，這位老先生一邊靈活地操縱著自己的輪椅在客廳里“穿梭自如”，一邊毫不避諱地調侃自己，“你看，我最熟練使用的就是兩個手指頭?！钡锢砜臻g的受限阻止不了他在一個更遼闊更深邃的思想領域里馳騁。他對外界發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拔掖蟾艔?歲起就開始看報紙，直到今天。除了做手術開刀上麻藥以外，每一天報紙都看，從來沒斷過?！?/p>

許倬云形容自己是“在磨盤上長大的孩子”，先天的殘疾使他自幼便習慣做一個旁觀者。上帝給他關了一扇窗，但又為他打開了另外一扇窗，行動上的不便，讓他多了觀察世間人與事的細致和敏感，也幫助他擁有一名優秀歷史學家所具備的胸懷和眼光。

歷史學家許倬云（視覺中國 供圖）

“這一輩子有沒有成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苦多樂少。樂的部分，是自己心里做功課的樂，苦的是看見世界的苦人苦事太多太多……”提起那些往事，老人家的眼角總是泛起淚光?！拔姨偸怯X得我凡事喜歡從悲觀的方面想，我說我樂觀不起來，因為我經歷了太多的事情了。我自己的苦難固然可以忍住，但是看見別人的痛苦，就跟我自己痛苦一樣?！?/p>

早年的坎坷與磨難讓他很早便有“為常民寫作”之愿。在他晚年的著作里，許先生盡力超越一時一地一族的自我中心視角和話語，不斷梳理回望沖突、分流與交融的歷史?！拔乙獜氖澜缈粗袊?，再從中國看世界?！彼f。他不僅僅滿足于“知識的整理”，而是冀望于更深一層的關懷，“我的這個關懷，一方面是對中國的關懷，更大部分是對全人類的關懷”。

“你們一定要加油??！”告別前，老人用力大聲說了這句話。他的懇切之情，仿佛就在眼前……

每個人的抱負，“修己以安人”

三聯生活周刊：這些年你的著述沒有斷過，在公共領域也非?；钴S。這些作品背后一以貫之的想法是什么？

許倬云：近些年，我更多地思考中國文化格局的世界性。我是希望讀到我書的朋友，不要將這些僅僅視為“教科書”，而是借此機會思考：人類該如何避免互相傷害，而走向互利共存？眼下的格局，令人心憂。借用王陽明心學的“四句訣”其中一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希望我們不再滯留于“無善無惡”的靜止狀態，我們必須要有所裁斷，有所取舍。因此，我一貫的原則，是與人為善，既非爭吵，也不是呵責。

這些年我寫“大歷史”，是希望提醒大家要有危機感。世界沒有不變的國家，沒有不衰的文化。世界越到近代，隨著工業、科技的進展，人類彼此拴到一起，牽絆越多，獨立性越弱；在這種種情況下，國家、民族都得學習如何與人為善，如何與人為鄰。

我為什么堅持中國學問為本？是因為它里面沒有神，所以責任在于每一個人的自身——儒家與道家基本上是靠“你自己”，道家不靠太上老君，孔子的觀念之中也沒有“天”——孔子的“天”是虛設的，“天心”就是“人心”，“人心”就是“自心”。所以，我對這方面始終堅持，最后的關口是求自己心安，也求不要盲目地自以為是。同時，我還要將別的民族的歷史也考慮在內，才能理解到人世變化影響的幅度與深度究竟有多少。

每個人的抱負，應當是“修己以安人”。“安人”的過程，從近到遠，逐步擴大，最后達到“安百姓”——也就是安頓所有的人類。在這大同世界沒有實現以前的小康世界，至少要做到人人有工作，使得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如此的世界，確實并不容易實現。

臺北永康街17巷25號家門口，右起倬云、翼云、凌云（攝于1953年）

三聯生活周刊：你年幼的時候跟著父母輾轉各地，躲避戰亂，經歷了一段非常漂泊的過程，這段經歷對你認識中國社會基本面貌以及底層人民真實生活，有什么樣的幫助？這段經歷會在你日后的學術研究中形成與其他學者不一樣的“學術營養”嗎？

許倬云：像那個時代的人一樣，我也經歷了戰亂時期的顛沛流離。不過因為我們在內地有基地，不是那么漂泊不定，也不像無家可歸者。所以，與別人比起來，我總是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抗戰幾年，路上凍餓倒斃的人，或者敵人打過來、來不及跑掉被推到路邊傷亡的人……太多了，這些都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我父親的工作單位是第五戰區，位于川鄂交界的抗戰前線，我們就隨著戰線推移，在荊襄一帶逃避戰禍。等到終于轉入重慶，已是抗戰末期。這個機緣，使我可以有相對獨特的經歷，是幸，也是不幸。幸，是我有機會看見真正的貧窮與戰亂造成的許多問題；我也可以看見傳統的農家生活，尤其老河口那一帶我非常熟悉：有機會看見大城市以外的小城鎮、小村鎮，地方的人士如何處理他們的生活——以我們江南讀書人的背景來說，這些場景本來是不容易看見的；但我不僅看見了，而且它們深深切入了我的視覺、切入了我的感情。我看見老百姓的生活有多苦：他們過去的秩序被戰爭顛覆之后，怎樣努力重建、怎樣家庭破碎，甚至犧牲了性命……我看見他們在兵災、瘟疫、窮困、饑寒、離散之中，一家家怎樣掙扎求存。

三聯生活周刊：這段經歷，導致你后來有“為常民寫作”這樣一個終身的志愿？

許倬云：過去那些經歷，時常像一個個鏡頭閃回在我的記憶里。我目睹過的那些同胞們的悲痛、哀傷和無奈，在我心里永遠扎下一個根?？匆娺@些以后，我就懂得什么是墨子所講的“摩頂放踵利天下”。墨子是戰國時代所有學者里面，最同情社會底層的人。一般的讀書人，沒有機會看見我所經歷的一道道生死關口，也感受不到墨子身經的危難困苦。

我覺得自己，始終是個矛盾之人。我感謝上蒼，不是感謝它讓我存活了，而是感謝讓我真正看見了每一個中國人都可能遭遇的情形。這并非書本上的“愛”，也不是所謂“憐”——換一個關口，我就不如他們；換一個關口，我就可能被扔在路邊死掉了；換一個關口，大家努力逃的時候，就可能家人離散，一個孤獨的殘廢被失落道旁……戰爭年代，我見過太多的生離死別，在陸上、在船上。有時候，我特別容易動感情，是因為我看見了苦難的中華、苦難的中國人，這是真實的，而不是書上的文字。

孫曼麗（左二）畢業留影，許倬云當時為臺大歷史系主任（攝于1965年）

關于中國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說中國》這本書里討論了歷史與文化的中國的變動，提到了“中國其實已經成為一個自我矛盾的名稱”，怎么理解這個矛盾？是指它認同的基礎、血緣和文化上的這些糾纏？它的歷史是同一共同體的連續，還是各種不同族群的融會？如果說這部書是對“華夏或中國”歷史形成的自我審查，那么華夏與中國的聯系是什么？

許倬云：“中國”二字，原本是地理名詞，但慢慢變成一個以政治意義為主的“天下國家”。它維持著一塊東亞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不斷地演變，又不斷地累積，終于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大集團。如此文化累積的特性，一方面是東亞地區這一大塊土地，曾經經歷而且特有的過程；另一方面這一過程，由于其背景是東亞的地形地貌，也就是這一個整塊土地處處密切相關、彼此依伏而成的特殊過程。于是，中國“天下”的觀念，既是凝固這龐大人口的理念，也是因此內斂而又外拒，形成了中國長期以“天下”自居的自我設限，終于在真正“進入世界”的階段，處處發生自我調適的困難。

但“中國”因為集團太大，時間維持很久——更重要的一點是，它有中國文化最后的根，那是理論上的根，也是存在的根，更是一個“至高原則”，就是儒家“天人之際”的“道”：“道”就是天道、人道合在一起。

如何是應有之事、如何是應做之事——這一命題，其實是“自我期許的命令”；也同時可能是“自我設限的命令”。有如此“命令”，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乃是“天命”——是中國人，就不能避免自我認同。而在上述“自我設限”方面，我們對于接受外來的影響，也就不免遲疑甚至于抗拒。

中國歷史上，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在思考中國本身面臨改變時，該何去何從？必須要找到一套新的解釋。到了唐朝，“中國”的含義，就與漢朝大不一樣；及至宋朝，“中國”就發展出“理學”的意義；而到了明朝，“理學”上的意義轉變為“心學”。這一轉變，從外設的規矩，轉變成內斂的陶冶，終于使中國人面臨另外一套思考方式的西洋文化沖擊時，既無法接受別處來的外設規矩，又不能將“自我設限”的心志，與西方“預設”的神恩彼此調協。

直到200年后的今天，我們才真正認真思考過去的東西。我們開始知道，要揀選西方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西方因其特定的發展、演化而發展出來的觀念、制度、規則，使得他們可以言之成理；我們則應該因應自身的現狀，“慎思而明辨，擇其善者而從之”。至少我這一輩子的工作，就是希望讓這一融合的過程更合理、更完整；而且考慮到接受新東西，要考慮將其“鑲嵌”在何處——我用的是“鑲嵌”，這是我自己的立場。

三聯生活周刊：關于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一直是學界爭論的一個話題，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做了分析。你的觀點是什么？幾年前學者彭慕蘭寫的《大分流》提出“歐洲例外論”，你怎么看待他的研究？

許倬云：儒家理想“治天下”或者“安百姓”，是個遙遠的理想階段。一般的情況，只要知道小康之世，政府親民，百姓安樂，也就是相當好的結果了。這種理想，儒家不設想中國擔任天下共主的責任。因為那是“大同”的時代，《禮記》的《禮運·大同篇》明白說了：先做到“小康”，是目前的要務，別想管得太遠。這一自我設限，實際上是每個王朝都希望做到的常態。另一境界，必須在中國能夠做到“完美的小康”，再看看自己能不能管理天下——中國儒家真正的理想，不是想做霸主，最多管到四鄰，互相不侵不犯。明太祖立國之后，就宣告了，四鄰有14個“不征之國”：也就等于宣稱“你不犯我，我不管你”，彼此睦鄰共存。明成祖派遣艦隊“下西洋”，走了六趟大艦隊的航行，沒有滅掉任何一個國家。明朝的如此作為，就是擺明了：我們不是天下的共主，只是一個“老大哥”而已。

與今日世界上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歷史相比，西洋的歷史卻是擺明了由貿易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經濟獲利為第一步，下一步即是“通盤接收”，乃是貿易轉為殖民，以完成全盤的掠奪。從16、17世紀開始，西洋人經過遠航，紛紛割占世界各地，那是一個以全盤征服的制度，而用“天下國家”的口號，作為借口的方式。這種“天下國家”，以力量為本錢，而不是以治理、安頓為目的。資本主義的趨利，是“極限的獲利”。中國“精耕細作”基礎的農業經濟，只是家門口自家土地的充分利用。兩者之間的差別，就在中國制度是大家共有“天下”；資本主義的制度，則是“唯我獨尊”——統一做不到的時候，至少要做到一方之霸，這就是自從古羅馬（Pax Romana）以至今日大英帝國的霸權（Pax Britannica）或美式霸權（Pax Americana）——中國式的天下，是農業的，不會想到全球都是農田；歐美式資本主義的“天下”，則是賺錢唯恐不多，財富沒有止境，那個才是真正走到極限才停止的制度。

明朝生產力強大，也開展了多方面的生產活動，中國確實有可能從農業經濟逐漸進入到資本主義經濟。這一“現代性”，也可以解釋統治階層專政和知識群體理想之間出現的巨大裂痕，并引發諸如東林儒者的群眾活動等現象。經濟史學家和社會史學家，都已經注意到明代的都市化現象，尤其在江南及華南一帶有顯著的開拓。

我認為：明代幾乎可以和歐洲的商業化社會，各別而平行地發展。只是，為何明代沒有走向歐洲同樣的歷史途徑？

我的觀點是，第一大原因是生產力：機器生產當然比手工生產快，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對明朝而言，為什么要大量生產？生產出來的東西賣到哪里去？為什么歐洲需要市場，中國不需要市場？因為中國可以自給自足——村子里賣不動到鎮里賣，鎮里賣不動到縣里賣，足夠了。

但是西方從西班牙開始，到英國、美國，是要將生產的商貨轉賣他人，賺取財富。購買商品供自己消費是一回事，中間并不產生利益，但轉手是有利潤的——船跑得越快，商業利潤越大、賺得越多；拿到商品的成本越小，賺得越多。所以，歐洲人發展出來的模式是：商業資本主義+工業機械化生產。工業機械化來自兩方面：一個是礦場里拉煤的機器，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一個是船上加一個機輪，跑得快、跑得遠——這兩個東西都是為了生產廉價的產品，賣到他方賺大筆的錢?？梢哉f，這是“另外一種方式的游牧”，他們的掠奪不靠傳統的鳴鏑、快馬，而是憑借機械和商品。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說中國”系列里，一直強調中國文化的“同構性”，如何理解這個“同構性”？而由于地理特征，歐洲大陸從本土到地中海外圍，很難形成像中國這樣同構性很高的龐大而復雜的文化系統。這其中各自的利弊是什么？這種文化的同構性是否是天下國家的結構具有“超穩定性”特質的主要原因？

許倬云：中國文化之中，有些觀念萬變不離其宗：“老天爺”是“看不見的神”，是“具有人格的神格”，與基督教、伊斯蘭教里“人格化的神”迥然不同：那是“人格與神格的雙重性”。等到宋以后，它的“人格性”的一面被淡化；“神格性”——也就是“自然力”——的成分加強，就出現了“天人合一”還是“天、人各有特點”的分歧。

中國文化的精神，基本上走的是天人兩分而互動的趨向，從西周以來直到現在：中國經常有團體與個人之間的連續性，而非對立——“修己”再“安人”，“己”與“群”是不能分的。相對而言，在西方社會，“個人”與團體始終是對立的。

這種兩分而互動的觀念，其實不會帶來超穩定的特性。相對言之，例如群己兩端，是互相對應也互相調節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更不必然造成特權階層把控社會。如果不幸，特權（例如皇權或者貴族階層）把持社會的現象出現：最后的結果是，把持者自己僵化、失調而終于成為“社會的癌癥”。

三聯生活周刊：回顧中國歷史，早在戰國時期就曾經有高漲的人文主義精神，提倡個人價值，比如孟子就主張老百姓有反抗暴政的權利。但是這種人文主義的精神，包括這種反抗，為什么到后來就消失了？

許倬云：其實你所說的這種現象，并沒有消失。如前所述，獨占利權的階層越強大、越持久，社會的分化和對立，也就更強烈。唐宋以后，農民階層最辛苦，因為前述獨占利權的社會成分，把持不讓；如有天災或人禍，最底層的農民窮苦而無處告，叫天天不靈、叫人人不應，民間在吃樹皮，上面不知道——或者太監知道，皇帝不知道。這時候，農民揭竿而起，造成長期、大規模的動亂，乃至改朝換代。歷史上，這種個例太多了，不用我解釋或提名道姓。有些朝代的覆亡，不是由于外患，而是因為內亂。代替覆亡一朝的新朝，例如明代，并不理解“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到最后，又被另外一次民變，削弱了皇朝的根本。這時候，外敵的入侵，正如大病之中身體完全沒有抗力，努爾哈赤小小部落，輕易地就將大明顛覆了。真正顛覆大明的并不是努爾哈赤，而是李自成。

若論“士”與皇權的關系，明朝的情況最為惡劣。自古以來，君權都應受儒家經典理念的約束，不能獨大。君臣之間不是主奴，而是分工不同的伙伴關系。但是在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大量誅殺輔助其打天下的文武官員。到后來，朱元璋將皇家子弟分封全國，各占地盤；許多“朱千歲”之外，還有那些太監，在幾乎所有的國營盈利單位占據地盤。宗室與宦官，吸干了明朝的國家收入——國家因此沒有足夠的資本，維持治安、平息民變，其后果就是外敵雖弱，居然就輕易地拿走了朱家天下。

至于中國讀書人本身的自我認識，在明朝確實有所改變。發端于南宋“向內求索”的原則，被明代的“陽明心學”發展為一個很重要的儒家學派。王陽明認為，“良知”“良能”出于“良心”，人人皆有“良心”：“良心”是自己的主人，后面有宇宙運行的大原則——權力最大的君主也管不到天地。這一學派的出現，使得作為儒生的士大夫找到了道德抗爭的依據：凡是背離理性的事物，都不應存在。一些有骨氣的儒生，就因此理直氣壯，不顧生命，一波一波地引發對皇權的抗爭，例如“東林”“復社”“幾社”等。為天地之間，開創了知識與道德的勇氣，面對廷杖甚至于死刑，書生們前赴后繼，不斷地抗爭，在天地間留下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榜樣。這些人的犧牲，我們后代無不敬仰。天啊！我們何嘗愿意看見這些典范人物的犧牲？我們何嘗不希望有人提出警示，上面就會改變?。?/p>

許倬云與夫人孫曼麗在匹茲堡家中（攝于2022年）

三聯生活周刊：陸九淵、王陽明都強調以個人心性為主，為什么最終還是沒有形成可以與皇權對抗的權力？科舉制在扼殺知識階層的獨立思辨精神這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明朝曾試圖從官家化的儒家解放出來，但未果。這是否為近代中國走向衰敗的開始？

許倬云：你提出的問題，值得深思。中國近代的衰敗，并不完全在于西方的武裝力量更為強大——堅甲利兵是可以學習的；然而，拒絕改變或者麻木不仁，卻是根本的問題。我們以清末為例，從鴉片戰爭到甲午之戰，中國多少次可以真正地開始革新？可是，終于革新沒有出現，而最后以破壞性的革命，毀掉前面皇朝專制與最保守的知識分子把持權力的結構：革新不可能，只有在“同歸于盡”的狀況下，顛覆清朝?？墒墙酉氯サ恼啵^承了皇權特色，固守政權，而不知道改革之必要，蹉跎時間，以至于數度大戰，內外交迫。

儒家的學者，有一部分只求自己心安。反而將真實的問題，留給了皇權及其依附者。這種逃避的心態，其實與真正儒家以“良心”為道德勇氣，如同孟子所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的人生境界背道而馳。真正的儒家，則是如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說的那些人物：像張巡、顏杲卿，為了天下大義不惜犧牲性命的志士。天道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更以真正維持道德尊嚴的學者為犧牲。天啊！何其不為天?。?/strong>

三聯生活周刊：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對儒家文化的反思未曾中斷過。比如蔣廷黻描述了20世紀初以來中國意識形態的崩潰。他說：“從君主制分離出的儒家思想，就像一個缺少大教堂墻壁支撐的飛拱，無法獨自發揮作用。”現代文化以尊重個體權利為出發點，而儒家文化更強調人在一套系統里的位置和安排。儒家文化究竟能否生發出現代價值？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今天，應該如何看待儒家文化“遺產”？

許倬云：真正處理儒家的思想傳承，是要能夠理解儒家設定的一些前提，以及理解自古傳承的經書、史書，其中的內容其實不過是一些資料而已。要從舊資料中推演出應付實際問題的解答，其實是不可能的事。舊材料能不能作為一種標準材料，至少反映過去的現實？更不能說，是否能反映今天的現實。于是，根據歷史傳承的經史尋找前例，再從這種前例中歸納解決問題的方式，往往離現實有鑿枘不入之困難。真正的解決問題，是必須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可借用社會人文學科的方法學，面對問題做適當的處理。如果在今天的世界，還要有一些預設的假定——例如不尊重經濟學上的統計，而只考慮官設經典的前提，非要按照預設的架構尋找答案，那就不過緣木求魚而已。

明清時代，何嘗沒有通人？明末清初，顧亭林、黃梨洲、方以智這些人物，遵循心學，以自己的良知、良能，找問題、求答案。這些人物，留下許多著作，讓我們可以學習，如何觀察、如何存留記錄，然后從可以見到的前例之中，歸納一些可用的方式，以處理面臨的困難。今天的社會科學，單以經濟學和政治學而論，也就是如此而已。經濟學注重統計資料，市場的價格、貨幣的數量、各項目的生產指數：這些項目加在一起，找個理想的情況，再以理想的情況與現實對照，于是答案就自然出現了——明清時代的能臣良吏，何嘗不是如此做法？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最近幾本書里批評西方的現代文明的弊端，疾呼建立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但也有讀者批評你的很多判斷是出于被“家國溫情的遮蔽”，擔心一些觀點暗合了現在高漲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情緒。你怎么看這個意見？

許倬云：我成長在戰亂期間，抗戰開始是1937年，我7歲不到。從那以后，沒有經過太平日子。我們自己家里還算幸運，兄姐們都有學?？缮希易约菏菤埣?，無法在校獨立生活，只有在家自己想辦法找書就看。我的學習過程，早期雙胞弟弟在學校學習到的知識，放學回家可以轉教給我；等到他進入初中，我們也從戰地遷移到重慶，我在家自己讀書。除了書本以外，報章雜志時時提醒我：我們還在戰亂期間，我們還有許多老百姓在生命交關之間東奔西走。即使在后方比較平靜，物資缺乏，人人都是貧窮、衣食不足。等到1949年遷移臺灣，乃是逃難，又是至少20年的艱困歲月。

這些現實，我想今天太平歲月中長大的年輕人，不容易體會：沒有國家，甚至于“人不是人”，只是敵人當作欺負、獵取的對象而已。在那種環境下成長，你能讓我不感覺國家與同胞的命運同生同死嗎？在這種環境下，你還能任性而為嗎？你能不想想大家的共同福祉嗎？

所以，我的本意并非主張民族主義。中國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年代長，發展的過程復雜。中國文化本身，是一個經千錘百煉以后的成果。而且中國的文化，是以人為本體；相對于西方文化的“宗教底盤”，乃以神為本體。中西文化之間，自然有很大的差異。

我留學期間，以及后來在美國長期的工作，使我在近距離看到西方文化本身怎么從“神的根本”，逐漸發展為“人的根本”，但是又從“人的根本”，發現群體與個體之間互相依附，又互相沖突。

而在同一個時期，我親眼經歷美國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種種變化，以及在現代科技方面的突飛猛進。這些變化，到今天還在進行。西方文明實際上正在經歷從成熟到逐漸發生問題的階段，西方曾經有過自己經歷的一段輝煌歲月。他們重個人也重秩序，能生產，也重分配。這雙重的要求，在“二戰”以后一步步地逼到工作日程表上。我說經歷的數十年，正是西方成全了自己，又在改變中挑戰了自己，而終于想要如何安頓自己的過程。其中的變化，我無法在此處一一詳述。數年前，我寫了《許倬云說美國》，就是將自己所見所知，報告于國人。我尤其注重美國從開國到今天，所經歷的顛簸、起伏——他們并沒有定于一點。今天他們的困局，他們清楚，他們也理解。我在陳述那些改變時，我的態度與美國冷靜的觀察者同樣：心存悲憫，也希望找到出路。

我至少要說明：我所見到西方的這一段掙扎，到現在還沒有真正離開困境。而同時，我也能理解：在我們的前輩，“二戰”前在西方留學的中國學者，他們正是看到西方信心滿滿的時代；而西方本身在科技方面的進展、經濟方面的豐足，在戰后都面臨極大的改變。西方的學者們不斷在思考，自己過去對于科學、自由經濟以及政治制度無不重新思考，那是一個大戰之后，自己的反省。西方經歷這一過程，乃是我們的前輩留學生，在他們留學過程中并沒有看到的現象。這就是我和前輩之間，看待西方的視角和視線有極大的差異之處。

18世紀，中國遭逢來自西方文明的挑戰，在交鋒中一敗涂地。如此不利的狀態下，中國不得不學習西方。由于學習西方的動力是失敗之后不得已而為之，心理狀態難以平衡，也就驗證以遵循正常的心態學習：嚴拒、不甘、饑不擇食、囫圇吞棗，以至于五體投地，崇拜而不省察。

近200年來，中國人學習西方事物，不先從根本入手，也不從變化的過程中入手，中國人何以理解真正的西方？而且，“西方”不止一個：歐、美有差別，歐洲的東、南、西、北彼此都有極大的差別。如果我們只是籠統地稱之為“歐美”，其實難免有盲點。

將來，希望有國人，能從根本上厘清西方思想的淵源、脈絡，找到中西如何互相調適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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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24年第5期，許倬云的完整長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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