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歲許倬云逝世：“你們一定要加油啊！”

據多方核實，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于8月4日清晨在美國匹茲堡去世，享年95歲。

文｜李菁

許倬云早年以研究上古史聞名，晚年則著眼于大歷史，年逾九旬之后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2022年9月，我有幸在美國匹茲堡的一幢公寓樓里見到了許先生。一見面，這位老先生一邊靈活地操縱著自己的輪椅在客廳里“穿梭自如”，一邊毫不避諱地調侃自己，“你看，我最熟練使用的就是兩個手指頭。”但物理空間的受限阻止不了他在一個更遼闊更深邃的思想領域里馳騁。他對外界發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我大概從8歲起就開始看報紙，直到今天。除了做手術開刀上麻藥以外，每一天報紙都看，從來沒斷過。”

許倬云形容自己是“在磨盤上長大的孩子”，先天的殘疾使他自幼便習慣做一個旁觀者。上帝給他關了一扇窗，但又為他打開了另外一扇窗，行動上的不便，讓他多了觀察世間人與事的細致和敏感，也幫助他擁有一名優秀歷史學家所具備的胸懷和眼光。

歷史學家許倬云（視覺中國 供圖）

“這一輩子有沒有成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苦多樂少。樂的部分，是自己心里做功課的樂，苦的是看見世界的苦人苦事太多太多……”提起那些往事，老人家的眼角總是泛起淚光。“我太太總是覺得我凡事喜歡從悲觀的方面想，我說我樂觀不起來，因為我經歷了太多的事情了。我自己的苦難固然可以忍住，但是看見別人的痛苦，就跟我自己痛苦一樣。”

早年的坎坷與磨難讓他很早便有“為常民寫作”之愿。在他晚年的著作里，許先生盡力超越一時一地一族的自我中心視角和話語，不斷梳理回望沖突、分流與交融的歷史。“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他說。他不僅僅滿足于“知識的整理”，而是冀望于更深一層的關懷，“我的這個關懷，一方面是對中國的關懷，更大部分是對全人類的關懷”。

“你們一定要加油啊！”告別前，老人用力大聲說了這句話。他的懇切之情，仿佛就在眼前……

每個人的抱負，“修己以安人”

三聯生活周刊：這些年你的著述沒有斷過，在公共領域也非常活躍。這些作品背后一以貫之的想法是什么？

許倬云：近些年，我更多地思考中國文化格局的世界性。我是希望讀到我書的朋友，不要將這些僅僅視為“教科書”，而是借此機會思考：人類該如何避免互相傷害，而走向互利共存？眼下的格局，令人心憂。借用王陽明心學的“四句訣”其中一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希望我們不再滯留于“無善無惡”的靜止狀態，我們必須要有所裁斷，有所取舍。因此，我一貫的原則，是與人為善，既非爭吵，也不是呵責。

這些年我寫“大歷史”，是希望提醒大家要有危機感。世界沒有不變的國家，沒有不衰的文化。世界越到近代，隨著工業、科技的進展，人類彼此拴到一起，牽絆越多，獨立性越弱；在這種種情況下，國家、民族都得學習如何與人為善，如何與人為鄰。

我為什么堅持中國學問為本？是因為它里面沒有神，所以責任在于每一個人的自身——儒家與道家基本上是靠“你自己”，道家不靠太上老君，孔子的觀念之中也沒有“天”——孔子的“天”是虛設的，“天心”就是“人心”，“人心”就是“自心”。所以，我對這方面始終堅持，最后的關口是求自己心安，也求不要盲目地自以為是。同時，我還要將別的民族的歷史也考慮在內，才能理解到人世變化影響的幅度與深度究竟有多少。

每個人的抱負，應當是“修己以安人”。“安人”的過程，從近到遠，逐步擴大，最后達到“安百姓”——也就是安頓所有的人類。在這大同世界沒有實現以前的小康世界，至少要做到人人有工作，使得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如此的世界，確實并不容易實現。

臺北永康街17巷25號家門口，右起倬云、翼云、凌云（攝于1953年）

三聯生活周刊：你年幼的時候跟著父母輾轉各地，躲避戰亂，經歷了一段非常漂泊的過程，這段經歷對你認識中國社會基本面貌以及底層人民真實生活，有什么樣的幫助？這段經歷會在你日后的學術研究中形成與其他學者不一樣的“學術營養”嗎？

許倬云：像那個時代的人一樣，我也經歷了戰亂時期的顛沛流離。不過因為我們在內地有基地，不是那么漂泊不定，也不像無家可歸者。所以，與別人比起來，我總是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抗戰幾年，路上凍餓倒斃的人，或者敵人打過來、來不及跑掉被推到路邊傷亡的人……太多了，這些都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我父親的工作單位是第五戰區，位于川鄂交界的抗戰前線，我們就隨著戰線推移，在荊襄一帶逃避戰禍。等到終于轉入重慶，已是抗戰末期。這個機緣，使我可以有相對獨特的經歷，是幸，也是不幸。幸，是我有機會看見真正的貧窮與戰亂造成的許多問題；我也可以看見傳統的農家生活，尤其老河口那一帶我非常熟悉：有機會看見大城市以外的小城鎮、小村鎮，地方的人士如何處理他們的生活——以我們江南讀書人的背景來說，這些場景本來是不容易看見的；但我不僅看見了，而且它們深深切入了我的視覺、切入了我的感情。我看見老百姓的生活有多苦：他們過去的秩序被戰爭顛覆之后，怎樣努力重建、怎樣家庭破碎，甚至犧牲了性命……我看見他們在兵災、瘟疫、窮困、饑寒、離散之中，一家家怎樣掙扎求存。

三聯生活周刊：這段經歷，導致你后來有“為常民寫作”這樣一個終身的志愿？

許倬云：過去那些經歷，時常像一個個鏡頭閃回在我的記憶里。我目睹過的那些同胞們的悲痛、哀傷和無奈，在我心里永遠扎下一個根。看見這些以后，我就懂得什么是墨子所講的“摩頂放踵利天下”。墨子是戰國時代所有學者里面，最同情社會底層的人。一般的讀書人，沒有機會看見我所經歷的一道道生死關口，也感受不到墨子身經的危難困苦。

我覺得自己，始終是個矛盾之人。我感謝上蒼，不是感謝它讓我存活了，而是感謝讓我真正看見了每一個中國人都可能遭遇的情形。這并非書本上的“愛”，也不是所謂“憐”——換一個關口，我就不如他們；換一個關口，我就可能被扔在路邊死掉了；換一個關口，大家努力逃的時候，就可能家人離散，一個孤獨的殘廢被失落道旁……戰爭年代，我見過太多的生離死別，在陸上、在船上。有時候，我特別容易動感情，是因為我看見了苦難的中華、苦難的中國人，這是真實的，而不是書上的文字。

孫曼麗（左二）畢業留影，許倬云當時為臺大歷史系主任（攝于1965年）

關于中國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說中國》這本書里討論了歷史與文化的中國的變動，提到了“中國其實已經成為一個自我矛盾的名稱”，怎么理解這個矛盾？是指它認同的基礎、血緣和文化上的這些糾纏？它的歷史是同一共同體的連續，還是各種不同族群的融會？如果說這部書是對“華夏或中國”歷史形成的自我審查，那么華夏與中國的聯系是什么？

許倬云：“中國”二字，原本是地理名詞，但慢慢變成一個以政治意義為主的“天下國家”。它維持著一塊東亞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不斷地演變，又不斷地累積，終于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大集團。如此文化累積的特性，一方面是東亞地區這一大塊土地，曾經經歷而且特有的過程；另一方面這一過程，由于其背景是東亞的地形地貌，也就是這一個整塊土地處處密切相關、彼此依伏而成的特殊過程。于是，中國“天下”的觀念，既是凝固這龐大人口的理念，也是因此內斂而又外拒，形成了中國長期以“天下”自居的自我設限，終于在真正“進入世界”的階段，處處發生自我調適的困難。

但“中國”因為集團太大，時間維持很久——更重要的一點是，它有中國文化最后的根，那是理論上的根，也是存在的根，更是一個“至高原則”，就是儒家“天人之際”的“道”：“道”就是天道、人道合在一起。

如何是應有之事、如何是應做之事——這一命題，其實是“自我期許的命令”；也同時可能是“自我設限的命令”。有如此“命令”，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乃是“天命”——是中國人，就不能避免自我認同。而在上述“自我設限”方面，我們對于接受外來的影響，也就不免遲疑甚至于抗拒。

中國歷史上，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在思考中國本身面臨改變時，該何去何從？必須要找到一套新的解釋。到了唐朝，“中國”的含義，就與漢朝大不一樣；及至宋朝，“中國”就發展出“理學”的意義；而到了明朝，“理學”上的意義轉變為“心學”。這一轉變，從外設的規矩，轉變成內斂的陶冶，終于使中國人面臨另外一套思考方式的西洋文化沖擊時，既無法接受別處來的外設規矩，又不能將“自我設限”的心志，與西方“預設”的神恩彼此調協。

直到200年后的今天，我們才真正認真思考過去的東西。我們開始知道，要揀選西方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西方因其特定的發展、演化而發展出來的觀念、制度、規則，使得他們可以言之成理；我們則應該因應自身的現狀，“慎思而明辨，擇其善者而從之”。至少我這一輩子的工作，就是希望讓這一融合的過程更合理、更完整；而且考慮到接受新東西，要考慮將其“鑲嵌”在何處——我用的是“鑲嵌”，這是我自己的立場。

三聯生活周刊：關于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一直是學界爭論的一個話題，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做了分析。你的觀點是什么？幾年前學者彭慕蘭寫的《大分流》提出“歐洲例外論”，你怎么看待他的研究？

許倬云：儒家理想“治天下”或者“安百姓”，是個遙遠的理想階段。一般的情況，只要知道小康之世，政府親民，百姓安樂，也就是相當好的結果了。這種理想，儒家不設想中國擔任天下共主的責任。因為那是“大同”的時代，《禮記》的《禮運·大同篇》明白說了：先做到“小康”，是目前的要務，別想管得太遠。這一自我設限，實際上是每個王朝都希望做到的常態。另一境界，必須在中國能夠做到“完美的小康”，再看看自己能不能管理天下——中國儒家真正的理想，不是想做霸主，最多管到四鄰，互相不侵不犯。明太祖立國之后，就宣告了，四鄰有14個“不征之國”：也就等于宣稱“你不犯我，我不管你”，彼此睦鄰共存。明成祖派遣艦隊“下西洋”，走了六趟大艦隊的航行，沒有滅掉任何一個國家。明朝的如此作為，就是擺明了：我們不是天下的共主，只是一個“老大哥”而已。

與今日世界上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歷史相比，西洋的歷史卻是擺明了由貿易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經濟獲利為第一步，下一步即是“通盤接收”，乃是貿易轉為殖民，以完成全盤的掠奪。從16、17世紀開始，西洋人經過遠航，紛紛割占世界各地，那是一個以全盤征服的制度，而用“天下國家”的口號，作為借口的方式。這種“天下國家”，以力量為本錢，而不是以治理、安頓為目的。資本主義的趨利，是“極限的獲利”。中國“精耕細作”基礎的農業經濟，只是家門口自家土地的充分利用。兩者之間的差別，就在中國制度是大家共有“天下”；資本主義的制度，則是“唯我獨尊”——統一做不到的時候，至少要做到一方之霸，這就是自從古羅馬（Pax Romana）以至今日大英帝國的霸權（Pax Britannica）或美式霸權（Pax Americana）——中國式的天下，是農業的，不會想到全球都是農田；歐美式資本主義的“天下”，則是賺錢唯恐不多，財富沒有止境，那個才是真正走到極限才停止的制度。

明朝生產力強大，也開展了多方面的生產活動，中國確實有可能從農業經濟逐漸進入到資本主義經濟。這一“現代性”，也可以解釋統治階層專政和知識群體理想之間出現的巨大裂痕，并引發諸如東林儒者的群眾活動等現象。經濟史學家和社會史學家，都已經注意到明代的都市化現象，尤其在江南及華南一帶有顯著的開拓。

我認為：明代幾乎可以和歐洲的商業化社會，各別而平行地發展。只是，為何明代沒有走向歐洲同樣的歷史途徑？

我的觀點是，第一大原因是生產力：機器生產當然比手工生產快，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對明朝而言，為什么要大量生產？生產出來的東西賣到哪里去？為什么歐洲需要市場，中國不需要市場？因為中國可以自給自足——村子里賣不動到鎮里賣，鎮里賣不動到縣里賣，足夠了。

但是西方從西班牙開始，到英國、美國，是要將生產的商貨轉賣他人，賺取財富。購買商品供自己消費是一回事，中間并不產生利益，但轉手是有利潤的——船跑得越快，商業利潤越大、賺得越多；拿到商品的成本越小，賺得越多。所以，歐洲人發展出來的模式是：商業資本主義+工業機械化生產。工業機械化來自兩方面：一個是礦場里拉煤的機器，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一個是船上加一個機輪，跑得快、跑得遠——這兩個東西都是為了生產廉價的產品，賣到他方賺大筆的錢。可以說，這是“另外一種方式的游牧”，他們的掠奪不靠傳統的鳴鏑、快馬，而是憑借機械和商品。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說中國”系列里，一直強調中國文化的“同構性”，如何理解這個“同構性”？而由于地理特征，歐洲大陸從本土到地中海外圍，很難形成像中國這樣同構性很高的龐大而復雜的文化系統。這其中各自的利弊是什么？這種文化的同構性是否是天下國家的結構具有“超穩定性”特質的主要原因？

許倬云：中國文化之中，有些觀念萬變不離其宗：“老天爺”是“看不見的神”，是“具有人格的神格”，與基督教、伊斯蘭教里“人格化的神”迥然不同：那是“人格與神格的雙重性”。等到宋以后，它的“人格性”的一面被淡化；“神格性”——也就是“自然力”——的成分加強，就出現了“天人合一”還是“天、人各有特點”的分歧。

中國文化的精神，基本上走的是天人兩分而互動的趨向，從西周以來直到現在：中國經常有團體與個人之間的連續性，而非對立——“修己”再“安人”，“己”與“群”是不能分的。相對而言，在西方社會，“個人”與團體始終是對立的。

這種兩分而互動的觀念，其實不會帶來超穩定的特性。相對言之，例如群己兩端，是互相對應也互相調節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更不必然造成特權階層把控社會。如果不幸，特權（例如皇權或者貴族階層）把持社會的現象出現：最后的結果是，把持者自己僵化、失調而終于成為“社會的癌癥”。

三聯生活周刊：回顧中國歷史，早在戰國時期就曾經有高漲的人文主義精神，提倡個人價值，比如孟子就主張老百姓有反抗暴政的權利。但是這種人文主義的精神，包括這種反抗，為什么到后來就消失了？

許倬云：其實你所說的這種現象，并沒有消失。如前所述，獨占利權的階層越強大、越持久，社會的分化和對立，也就更強烈。唐宋以后，農民階層最辛苦，因為前述獨占利權的社會成分，把持不讓；如有天災或人禍，最底層的農民窮苦而無處告，叫天天不靈、叫人人不應，民間在吃樹皮，上面不知道——或者太監知道，皇帝不知道。這時候，農民揭竿而起，造成長期、大規模的動亂，乃至改朝換代。歷史上，這種個例太多了，不用我解釋或提名道姓。有些朝代的覆亡，不是由于外患，而是因為內亂。代替覆亡一朝的新朝，例如明代，并不理解“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到最后，又被另外一次民變，削弱了皇朝的根本。這時候，外敵的入侵，正如大病之中身體完全沒有抗力，努爾哈赤小小部落，輕易地就將大明顛覆了。真正顛覆大明的并不是努爾哈赤，而是李自成。

若論“士”與皇權的關系，明朝的情況最為惡劣。自古以來，君權都應受儒家經典理念的約束，不能獨大。君臣之間不是主奴，而是分工不同的伙伴關系。但是在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大量誅殺輔助其打天下的文武官員。到后來，朱元璋將皇家子弟分封全國，各占地盤；許多“朱千歲”之外，還有那些太監，在幾乎所有的國營盈利單位占據地盤。宗室與宦官，吸干了明朝的國家收入——國家因此沒有足夠的資本，維持治安、平息民變，其后果就是外敵雖弱，居然就輕易地拿走了朱家天下。

至于中國讀書人本身的自我認識，在明朝確實有所改變。發端于南宋“向內求索”的原則，被明代的“陽明心學”發展為一個很重要的儒家學派。王陽明認為，“良知”“良能”出于“良心”，人人皆有“良心”：“良心”是自己的主人，后面有宇宙運行的大原則——權力最大的君主也管不到天地。這一學派的出現，使得作為儒生的士大夫找到了道德抗爭的依據：凡是背離理性的事物，都不應存在。一些有骨氣的儒生，就因此理直氣壯，不顧生命，一波一波地引發對皇權的抗爭，例如“東林”“復社”“幾社”等。為天地之間，開創了知識與道德的勇氣，面對廷杖甚至于死刑，書生們前赴后繼，不斷地抗爭，在天地間留下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榜樣。這些人的犧牲，我們后代無不敬仰。天啊！我們何嘗愿意看見這些典范人物的犧牲？我們何嘗不希望有人提出警示，上面就會改變啊！

許倬云與夫人孫曼麗在匹茲堡家中（攝于2022年）

三聯生活周刊：陸九淵、王陽明都強調以個人心性為主，為什么最終還是沒有形成可以與皇權對抗的權力？科舉制在扼殺知識階層的獨立思辨精神這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明朝曾試圖從官家化的儒家解放出來，但未果。這是否為近代中國走向衰敗的開始？

許倬云：你提出的問題，值得深思。中國近代的衰敗，并不完全在于西方的武裝力量更為強大——堅甲利兵是可以學習的；然而，拒絕改變或者麻木不仁，卻是根本的問題。我們以清末為例，從鴉片戰爭到甲午之戰，中國多少次可以真正地開始革新？可是，終于革新沒有出現，而最后以破壞性的革命，毀掉前面皇朝專制與最保守的知識分子把持權力的結構：革新不可能，只有在“同歸于盡”的狀況下，顛覆清朝。可是接下去的政權，繼承了皇權特色，固守政權，而不知道改革之必要，蹉跎時間，以至于數度大戰，內外交迫。

儒家的學者，有一部分只求自己心安。反而將真實的問題，留給了皇權及其依附者。這種逃避的心態，其實與真正儒家以“良心”為道德勇氣，如同孟子所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的人生境界背道而馳。真正的儒家，則是如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說的那些人物：像張巡、顏杲卿，為了天下大義不惜犧牲性命的志士。天道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更以真正維持道德尊嚴的學者為犧牲。天啊！何其不為天啊！

三聯生活周刊：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對儒家文化的反思未曾中斷過。比如蔣廷黻描述了20世紀初以來中國意識形態的崩潰。他說：“從君主制分離出的儒家思想，就像一個缺少大教堂墻壁支撐的飛拱，無法獨自發揮作用。”現代文化以尊重個體權利為出發點，而儒家文化更強調人在一套系統里的位置和安排。儒家文化究竟能否生發出現代價值？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今天，應該如何看待儒家文化“遺產”？

許倬云：真正處理儒家的思想傳承，是要能夠理解儒家設定的一些前提，以及理解自古傳承的經書、史書，其中的內容其實不過是一些資料而已。要從舊資料中推演出應付實際問題的解答，其實是不可能的事。舊材料能不能作為一種標準材料，至少反映過去的現實？更不能說，是否能反映今天的現實。于是，根據歷史傳承的經史尋找前例，再從這種前例中歸納解決問題的方式，往往離現實有鑿枘不入之困難。真正的解決問題，是必須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可借用社會人文學科的方法學，面對問題做適當的處理。如果在今天的世界，還要有一些預設的假定——例如不尊重經濟學上的統計，而只考慮官設經典的前提，非要按照預設的架構尋找答案，那就不過緣木求魚而已。

明清時代，何嘗沒有通人？明末清初，顧亭林、黃梨洲、方以智這些人物，遵循心學，以自己的良知、良能，找問題、求答案。這些人物，留下許多著作，讓我們可以學習，如何觀察、如何存留記錄，然后從可以見到的前例之中，歸納一些可用的方式，以處理面臨的困難。今天的社會科學，單以經濟學和政治學而論，也就是如此而已。經濟學注重統計資料，市場的價格、貨幣的數量、各項目的生產指數：這些項目加在一起，找個理想的情況，再以理想的情況與現實對照，于是答案就自然出現了——明清時代的能臣良吏，何嘗不是如此做法？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最近幾本書里批評西方的現代文明的弊端，疾呼建立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但也有讀者批評你的很多判斷是出于被“家國溫情的遮蔽”，擔心一些觀點暗合了現在高漲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情緒。你怎么看這個意見？

許倬云：我成長在戰亂期間，抗戰開始是1937年，我7歲不到。從那以后，沒有經過太平日子。我們自己家里還算幸運，兄姐們都有學校可上，我自己是殘疾，無法在校獨立生活，只有在家自己想辦法找書就看。我的學習過程，早期雙胞弟弟在學校學習到的知識，放學回家可以轉教給我；等到他進入初中，我們也從戰地遷移到重慶，我在家自己讀書。除了書本以外，報章雜志時時提醒我：我們還在戰亂期間，我們還有許多老百姓在生命交關之間東奔西走。即使在后方比較平靜，物資缺乏，人人都是貧窮、衣食不足。等到1949年遷移臺灣，乃是逃難，又是至少20年的艱困歲月。

這些現實，我想今天太平歲月中長大的年輕人，不容易體會：沒有國家，甚至于“人不是人”，只是敵人當作欺負、獵取的對象而已。在那種環境下成長，你能讓我不感覺國家與同胞的命運同生同死嗎？在這種環境下，你還能任性而為嗎？你能不想想大家的共同福祉嗎？

所以，我的本意并非主張民族主義。中國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年代長，發展的過程復雜。中國文化本身，是一個經千錘百煉以后的成果。而且中國的文化，是以人為本體；相對于西方文化的“宗教底盤”，乃以神為本體。中西文化之間，自然有很大的差異。

我留學期間，以及后來在美國長期的工作，使我在近距離看到西方文化本身怎么從“神的根本”，逐漸發展為“人的根本”，但是又從“人的根本”，發現群體與個體之間互相依附，又互相沖突。

而在同一個時期，我親眼經歷美國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種種變化，以及在現代科技方面的突飛猛進。這些變化，到今天還在進行。西方文明實際上正在經歷從成熟到逐漸發生問題的階段，西方曾經有過自己經歷的一段輝煌歲月。他們重個人也重秩序，能生產，也重分配。這雙重的要求，在“二戰”以后一步步地逼到工作日程表上。我說經歷的數十年，正是西方成全了自己，又在改變中挑戰了自己，而終于想要如何安頓自己的過程。其中的變化，我無法在此處一一詳述。數年前，我寫了《許倬云說美國》，就是將自己所見所知，報告于國人。我尤其注重美國從開國到今天，所經歷的顛簸、起伏——他們并沒有定于一點。今天他們的困局，他們清楚，他們也理解。我在陳述那些改變時，我的態度與美國冷靜的觀察者同樣：心存悲憫，也希望找到出路。

我至少要說明：我所見到西方的這一段掙扎，到現在還沒有真正離開困境。而同時，我也能理解：在我們的前輩，“二戰”前在西方留學的中國學者，他們正是看到西方信心滿滿的時代；而西方本身在科技方面的進展、經濟方面的豐足，在戰后都面臨極大的改變。西方的學者們不斷在思考，自己過去對于科學、自由經濟以及政治制度無不重新思考，那是一個大戰之后，自己的反省。西方經歷這一過程，乃是我們的前輩留學生，在他們留學過程中并沒有看到的現象。這就是我和前輩之間，看待西方的視角和視線有極大的差異之處。

18世紀，中國遭逢來自西方文明的挑戰，在交鋒中一敗涂地。如此不利的狀態下，中國不得不學習西方。由于學習西方的動力是失敗之后不得已而為之，心理狀態難以平衡，也就驗證以遵循正常的心態學習：嚴拒、不甘、饑不擇食、囫圇吞棗，以至于五體投地，崇拜而不省察。

近200年來，中國人學習西方事物，不先從根本入手，也不從變化的過程中入手，中國人何以理解真正的西方？而且，“西方”不止一個：歐、美有差別，歐洲的東、南、西、北彼此都有極大的差別。如果我們只是籠統地稱之為“歐美”，其實難免有盲點。

將來，希望有國人，能從根本上厘清西方思想的淵源、脈絡，找到中西如何互相調適的途徑。

點擊下圖，立刻入手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24年第5期，許倬云的完整長篇訪談，

詳見 @李菁對話 最新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