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省流：正文講述的是經歷最后屠殺的15名幸存者，并不是所有逃生者，比如韓子棟。韓子棟在特殊歲月也吃了不少苦，幸好曾經的仇人沈醉保全了他。另外，正文不認為這些革命先烈會后悔，寫作此文，是為了牢記歷史。
江姐如果僥幸在渣滓洞幸存的話，解放后也未必擔任什么高級職務。
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渣滓洞15名幸存者中，僅一位在解放后，最高做到副廳級，其他都在基層工作，有些連行政級別也沒有。
周仁極解放后歷任武勝縣征糧組長、區長，后升任西南森林工業管理局辦公室主任、四川省林業廳副廳長（副廳級職務）。
撰寫《獄中斗爭紀實》《渣滓洞英烈與墊江》等數十萬字黨史資料的傅伯雍，解放后一直在墊江一中當教師。
參與編寫《在烈火中永生》的劉德彬也一直從事青少年教育工作，在特殊歲月被迫害致死，1985年平反。
李澤海在四川遂寧市財政局工作直至離休，屬于地方專業部門。
孫重任職于重慶市總工會，孫重因小說《紅巖》的創作爭議一度被邊緣化。
楊俊生曾任岳池縣南城鎮鎮長、民政科長、坪灘區區長、縣林業局副局長等職，屬地方中層干部。
唯一一位女性幸存者盛國玉，解放后回到墊江土產公司工作，從事普通商業崗位。
楊純亮1951年被認定為“土匪”冤殺，沒有任職記錄。
張澤厚曾任川北大學政教組副主任、南充師范學院教授，并擔任南充市文聯主席，出版《藝術學大綱》等學術著作。
周洪禮曾任重慶市某區公安局長。
鐘林曾任重慶市某區文化館館長。
肖鐘鼎、劉翰欽、陳化純、楊培基應該都在基層工作。
以上多數幸存者經歷了身份隱秘、政治審查等困境，部分因歷史原因被錯殺或遭不公待遇。例如楊純亮因“土匪”罪名被錯殺，孫重、周仁極等人在改革開放后逐步平反。
江姐若幸存，在特殊年代很可能被進一步邊緣化——渣滓洞15名幸存者僅1人升至副廳級，多數在基層工作，部分甚至遭受不公待遇。這段歷史提醒我們銘記先烈，也揭示特殊年代的現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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