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老百姓希望物價下跌，經濟學家卻希望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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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通脹通縮之三：微觀視角與宏觀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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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與“人價”

系列之一：

系列之二：

知乎上有一個問題，為什么當下老百姓希望物價下跌，一些經濟學家卻覺得物價應該適度漲一漲？

這個問題其實并不難，它有經濟學的標準解釋：員工工資也是物價的一種，可以叫“人價”，物價普遍上漲時，員工工資通常也會上漲，所以通脹與就業的匹配是宏觀經濟政策核心目標之一。

在經濟學家看來，物價每年2%左右的適度上漲，是最理想的狀態，可以鼓勵消費和投資，避免人們因為“以后更便宜”而推遲購買，而國家一旦陷入持續通縮，利率再低也很難刺激經濟。

現代經濟體的主導者，也大多喜歡通脹的環境，在政府看來，通脹能稀釋政府債務，而通縮會讓債務負擔更沉重；在企業老板看來，員工工資是剛性的，只能漲不能降，所以通脹時期才容易賺錢。

但從普通人的個人感受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一方面，總有一部分“物價”是在“人價”之前上漲的；另一方面，“人價”的增長是不均衡的，總有一部分人在通脹中收入沒有增長。我在《》一文也指出過一個普遍現象，一輪通脹中，資產價格總是先漲，且高于物價，通脹加重了貧富分化。

不過，上面是傳統經濟學可以解釋的，實際上，普通老百姓不喜歡通脹，更多是心理上的原因，屬于行為經濟學的范疇：

1、頻率效應：工資一個月才拿一次，漲工資一年才漲一次，東西每天都要買好幾回，就算工資上漲超過物價，但低頻的大收益抵不過高頻的小損失，次數在情緒權重上往往壓過金額。

2、控制感帶來的幸福：人們對于能控制的變化，接受度會高很多，大部分人覺得可以通過努力提升工資，但物價卻只能被動接受，讓人不爽。

3、歸因偏差：人們更傾向把積極的結果（漲工資）歸因于自己的努力，把消極的結果（漲物價）歸咎于外部環境的原因。

4、損失厭惡：損失帶來的痛苦，比同等幅度的收益帶來的快樂強烈 2~2.5 倍，工資漲1000帶來的快樂，抵不過物價漲1000帶來的痛苦。

所以，老百姓喜歡物價下跌，政府希望物價略漲，這是個體感受與整體宏觀經濟的差異。

類似的經濟現象，非常多，下面舉四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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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與整體的感受差異

第一個例子：美國GDP持續低迷與股市一路上漲

經常有炒A股的人不服氣：美國GDP每年只有一兩個點的增長，為什么美股漲得這么好？

原因在于，GDP衡量的是一個國家所有部門（包括政府、企業和家庭）的經濟產出增加值，而股市的漲跌僅僅反映上市公司（都是一個國家的大企業）的盈利狀況。

這就體現了整體與局部的差異。

從經濟健康狀況的角度，現在實際上有“三個美國”：

1、科技巨頭、大企業和富人通過科技創新、資本積累受益顯著；

2、中小企業和普通人面臨工資停滯、福利不足、生存壓力強；

3、政府則因債務高漲和利息負擔沉重，正處于財政不穩定的邊緣。

美股的上漲是有基礎的，二季度已公布的財報中，73%的公司每股收益超出預期（歷史平均為59%），市場預期第二季度盈利同比增長 4%，實際增幅接近 11%，這個增長率是全球除了印度之外最高的市場。

但上市公司只代表美國經濟體中的大企業，而且其中大部分上漲動力幾乎完全集中于少數巨頭科技股，尤其是與AI主題相關的公司。

實際經濟數據顯示了美國經濟潛在的放緩跡象，失業率從去年5月以來，一直在4%以上緩緩攀升，這種衰退的壓力主要由中小企業和大部分普通民眾承擔。

最慘的是美國財政，聯邦債務逼近 123–124% GDP，每年利息支出已超過1萬億美元，甚至高于國防支出——歷史上債務支出超過國防支出的國家，最終都會走向衰落，所以“特不靠譜”看上去不靠譜，實際上所有的政策都是“為政府撈錢”。

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這真的只是一個比喻。

第二個例子：年輕人低就業率與高滿意度

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25年6月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4.5%，之前最高突破過20%。

眾所周知，實際情況只會比統計局的數據更高，但這么高的失業率，實際上接觸到這個群體，跟社會整體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2%），而且之前有一個《麥肯錫2024消費趨勢報告》，這個年齡段對現狀滿意度是高于整體水平的。

這實際上也是個體經驗與整體數據的差異。

對于有房貸壓力、有家庭責任的35歲以上員工而言，失業無疑是天塌下來了，但對于16-24歲的青年而言，“不工作”卻是一件相對復雜的問題。

興業證券的一份名為《青年失業率走高背后》的研究報告中，把失業研究的視野放到全球，發現2008-2018年期間，全球整體出現了“總體失業率下降，青年失業率上升”的背離現象。

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失業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寧缺勿濫”的心態，找不到滿意的工作，就暫時不工作，或者提高自身的能力，或者這一段時間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直到發現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而父母的家庭財富也支持年輕人的這一想法，各國數據表明，青年超額失業率與人均國家財富呈一定的正相關性。

年輕人的失業，是國民經濟和家庭財富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個人選擇多樣化的體現，它會讓就業市場出現“年輕人失業和企業招不到年輕人”長期并存的現象，后者即為發達國家頭疼的“勞動參與率不足”的問題。

第三個例子：房子的財富效應和擠壓效應

關于房價上漲，歷來認為有兩種結果：

微觀的角度是“擠壓效應”，房價上漲，導致房奴的負擔加大，壓縮其他的消費開支——以前房價上漲時，很多人認為高房價阻礙了消費能力的釋放，就是一種微觀視角。

宏觀的角度是“財富效應”，因為房價上漲，導致你覺得自己的財富增加了，從而更有消費欲望。

房價從上漲到下跌的這一輪周期看，“財富效應”是顯著的，而“擠壓效應”有很強的個體差異，整體不顯著，“擠壓效應”往往只是買房的最初一兩年，之后就會邊際遞減，而財富效應是持續性的，房價越漲，效應越明顯。

很多人認為“財富效應”只是一種幻覺，房子作為生活必需品，你并沒有實際增加財富，也沒有增加消費，但這些人忽視了一點，消費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消費與商品帶來的物質欲望直接相關——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會買買買。

第四個例子：漲價去庫存

這一輪反內卷，被看成是“供給側改革2.0”或“漲價降庫存2.0”，但大家有個疑問，不解決需求的問題，光靠硬性去產能，能解決通縮的問題嗎？

這里也涉及個體視角與宏觀視角：

從個體的角度，東西越便宜，越可能去買，東西越貴，買得越少。

但宏觀的視角卻相反，物價下跌時，人們更傾向于把錢存起來，而不是投資或消費，這就是“通縮螺旋”，所以有了“漲價去庫存”的反常現象。

“漲價降庫存”并不是真的把庫存降沒了，而是分布到更多人的手上。

當年“棚改”的漲價降庫存，就是把過剩的房子從開發商手上，轉移到了居民手上，把過剩的土地從政府手上轉移到了開發商手上。這個庫存重新分布的過程，往往會導致房價上漲，產生的“財富效應”又支持了中國幾年的高速增長。

消費不只是錢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理性的判斷，可以想想一個相反的問題，這幾年CPI/PPI一直在降，激發消費需求了嗎？

物價漲跌的背后，是微觀感受與宏觀邏輯的永恒博弈。老百姓的“痛感”源于生活成本，而經濟學家的“樂觀”則基于整體增長。現在社會在通脹中進行財富再分配，在通縮中相互轉嫁傷害，老百姓與經濟學家的分歧，不過是這場無聲博弈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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