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族的抗戰

王志民口述、王明遠整理，原載于”澎湃私家歷史“

整理者按：這是依據爺爺王志民的口述所完成的《爺爺那永遠跨不過的巨流河》的第一部分，爺爺與王鼎鈞、齊邦媛基本同齡，尤其跟王鼎鈞都是蘭陵王氏同輩、同鄉，他們這一代人前半生恰逢歷史大動蕩、大轉折，經歷的曲折磨難尤其多。因此，他們人生早年的回憶特別豐富，似乎有著講不完的故事，我稱這一代人有著跨不過的歷史巨流河，我對歷史學的興趣以及研究問題的“歷史感”，也都來自于爺爺的這些早年回憶。

今年8月是我們的全民族抗戰勝利80周年。抗戰爆發后，整個家族在我的曾祖父王厚甫及他的堂叔王炳南帶領下，毀家紓難，不僅捐獻了所有家產，還把全家所有的成年人和半成年人送上戰場，可以說是為捍衛民族危亡和家園安寧，竭盡全能。我們這個家庭的經歷，可以看作是全民族抗戰不屈不撓精神的一個縮影。

謹以此文獻給我們這個家庭中的抗日戰士：王厚甫（兆敦）、王寅生（兆時）、王兆昕（戰斗重傷）、王兆坊（犧牲）、王兆均、王兆堂、王一民、秦永芳、王扶民（犧牲于解放戰爭）和王云芳，以上列舉的僅是家庭直系成員，加上旁系親屬，參加抗日的有二三十之多。本文也算作是為歷史口述人——我的爺爺王志民95周歲生日的一個禮物。

（一）我的家世和父親的早年經歷

我的童年記憶基本上是從抗戰開始的， 抗戰徹底改變了我們這個家庭，也改變了我的人生。在說抗戰之前，我先介紹一下我的家庭。我叫王志民，生于1930年農歷八月二十七，我父親叫王厚甫（原名兆敦），母親的娘家姓李，嫁過來后取名王李蘋，我是第四個孩子，上面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

(王厚甫與王李蘋，攝于1950年代初，此時王厚甫擔任浙江省人民建設銀行副行長)

按照家譜，我們這一輩男孩是“臣”字輩，女孩是“云”字輩，我父親從北京上學回來后，覺得“臣”字太封建了，就給我們改成“民”字輩，我大哥叫一民，二哥出生于1924年，正好趕上孫中山先生提出“扶助農工”的政策，就叫了“扶民”。我的其他弟弟們叫惠民、新民、戰民、濟民、軍民、愛民、利民、安民，都是希望為國家、為老百姓做貢獻的意思，反映了我父親和叔叔的志向追求。

我們王家本來住在臨沂城附近，我們這一支是嘉慶年間搬到沙埠的。到沙埠后，老祖宗生了四個兒子，我們是老二，大約是鬧捻軍的時候，我的老太爺組織大家自衛，我們這一支成了世襲大圍主（村里有圍墻）；東院的三老太爺王榮春更有能耐，在臨沂城里當了沂州府衙的師爺，他們家在府衙旁邊考棚街有個小樓，前幾年政府按老照片又給重建了，簡直一模一樣，就是比以前高了一點。到了我爺爺這一代的時候，東院老三家已經有6000畝地，我們也家大概有五六百畝地，加上其他姓王的，至少有七八千畝地，還蓋了四層的堂樓，那時候算是方圓百里最大的地主了。另外，我們家還經營錢莊、布坊，商號叫“義和興”，銀票一直能用到東海邊。

我父親讀書很厲害，王炳南（王榮春之子）發現他是個人才，就使勁出錢培養他，因為他八歲就死了父親，無依無靠嘛！按照咱們縣志記載，他是1918年考入了北京大學。我父親在北京上學正好趕上五四運動，他是積極分子，被北洋軍閥關進去很長時間（整理者注：五四期間北京被捕的學生很快都釋放，王厚甫應該是五四運動后又參加了左翼組織而被捕，這些人受到的懲罰比較嚴重），還發了電文通報給臨沂縣政府。我奶奶就這一個兒子，受不了這個刺激，就謊稱病危，讓長工把他叫回來，這時候王炳南也怕被牽連，不愿意再資助他了，我父親大學沒有畢業就回老家了。

我父親回來并沒有閑著，他干了幾件大事：一是辦新學，王炳南是理事長、他是校長，不論男女都讓來上學，交不起學費，也讓你免費上；二是號召周圍地主減租減息，過年的時候還給窮人發救濟，一家子一袋子麥子之類的東西；三是移風易俗，他領頭把村里的娘娘廟給砸了，還帶著學校學生宣傳放腳、收繳煙槍、剪辮子。

另外，咱們魯南土匪很多，那時候都說“神山到磨山，馬賊萬千”，年輕人沒有出路就去“創馬賊”，有一年土匪殺進圍墻，看到我弟弟惠民穿的衣服好，就把他綁走了，還有一次把我石姑（出嫁后婆家姓石）拉走了，我父親找了好多人去說情，才贖回來。我父親和王炳南組織民防團來對抗這些馬賊，修了石圍墻，還挖了壕溝，出錢買了鋼炮、盒子槍，王炳南還是“聯莊會”的會長。

（二）點燃魯南抗日烽火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后不久，日本還沒有占領濟南，我父親和王獻廷（后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沈林甫這些地方上有影響的人物開會，商量該怎么辦，大家做出三個決定：成立“民族解放促進委員會”，發動群眾抗日，絕對不當亡國奴；把家產和武器都拿出來，成立抗日武裝；即使以后日寇占領了臨沂、徐州，也絕對不逃跑，要打游擊跟日本人拼到底。

據我所知，這個會議是地方愛國人士自發召集的，雖然里面有地下黨員，但不是黨組織召集的，你也能看出這些人的骨氣，他們都有些錢、有文化，本來可以把家里東西都賣了跑到大后方的，他們選擇了與家鄉共存亡。

到了年底，蘇魯豫皖邊區特委書記郭子化派丁夢蓀（郭曾擔任山東省政府代理主席，丁曾任山東大學黨委書記，但是二人因為得罪了康生，建國后仕途坎坷）來聯系我父親他們，丁夢蓀帶來指示說，不建議成立“民族解放促進委員會”，這個名字太大了，國民黨專員公署不會同意的，最好叫“青年救國團”，第五戰區司令部鼓勵發動青年抗日，這樣方便在他們旗號下做事。大概過了春節，臨郯青年救國團就成立了，我父親擔任宣傳委員（部長），救國團不到一年就發展到一萬多人，從運河、隴海鐵路到臨沂城，都有救國團的分團。

（臨郯青年救國團總部舊址）

那些救國團干部就在咱們村一起訓練，山東、江蘇、安徽、河南人都有，我跟他們一起學會了青年團團歌。歌是這樣唱的：“蒼山浮著白云，沂河流著黃金。我們為了生存，下定了抗戰的決心。我們活潑勇敢、樸實堅定，更有犧牲的精神。團結臨郯的青年，大家一條心，一面抗戰、一面學習，要肩負起建國的責任。不畏艱險、不避困難，臨郯的青年！向前進！進”！

1938年農歷二月，日本開始進攻臨沂，保衛臨沂的是張自忠的五十九軍，還有龐瘸子（龐炳勛）的四十軍，日本那邊也是名將，叫板垣征四郎。臨沂城里的國民黨傷兵傷亡太大了，傷兵一隊一隊地被抬著去隴海鐵路，路過咱們村西門口，我父親就組織救國團準備好水和吃的慰勞他們。他們撤退的時候，也路過咱們村，部隊仍然整整齊齊的、紀律嚴明，騎兵一隊白馬、一隊紅馬，他們在這里住了一夜，然后往邳縣那里繼續走，我父親又組織人做飯給他們吃，軍官還給我們錢，我父親哪能收？

臨沂會戰的時候，日本人還出動了飛機，這也是我第一次見飛機。農歷二月二十五，那天正好逢沙埠集，鬼子的飛機就來了，當場炸死了好多人，繆克勝拉著我從家里就往東湖（魯南方言把田地稱為“湖”）跑，現在想想你跑也來不及啊，飛機飛得那么快！（作家王鼎鈞在《昨天的云》中，對這次大轟炸也有記載）日本人還炸了青年救國團和總動員委員會的辦公室，幸虧炸彈落在院子里，沒有炸死人，后來發現屋頂上被漢奸放了記號，把敵軍飛機引過來的。

（（作家王鼎鈞在《昨天的云》中，對這次大轟炸也有記載）

等臨沂被日本人占領后，國民黨的統治就削弱了，這時候韓去非（建國后擔任濟南市委書記）、丁夢蓀他們又來找我父親，說現在可以成立抗日武裝了，我記得韓去非個子不高，那時候天天在客廳跟父親談事。丁夢蓀和韓去非老來找我父親，還有一層原因，是想通過我父親說服王炳南參加抗日，王炳南的錢最多，他如果支持抗日，那么武裝人員經費就不是問題了，王炳南最終同意了，還讓他的兒子和侄子王兆均、王兆坊、王兆堂也參加了抗日隊伍。

另外，我大叔王寅生本來是在南京讀大學，日本占領了南京城，也念不下去了，他回到家后和我二叔王兆昕也跟著參加了革命，這樣我們家的所有勞力（成年男子）都參加了抗日。

1938年11月，八路軍臨郯獨立團成立了，成立大會是在涌泉召開的，我記得我父親還講了話，因為有了之前“臨郯青年救國團”的基礎，一成立武裝人員就將近一千人。薛浩（1940年犧牲）是團長，韓去非是政委，孫哲南（后任山東省總工會主席）是政治部主任，我父親是后勤部主任，因為經費都是我們這幾家子出的嘛，那時候要多少槍、多少糧食、多少錢，都是來找我父親，從我父親這里調撥。

臨郯獨立團后來是八路軍一一五師教導五旅十三團，再后來去了東北，跟其他部隊合并成三十八軍，三十八軍又叫“萬歲軍”，鋼八連、郯城戰斗模范連、何萬祥連都是過去臨郯獨立團的部隊，現在這些番號都還保留著。

（八路軍臨郯獨立團成立地舊址）

臨郯獨立團成立沒有多久，薛浩和我父親就帶領一營和三營在卞莊小城東伏擊了一次日軍運輸隊，他們在公路兩邊設了埋伏，結果這次日軍一次來了二十多輛運輸車，還有很多兵押運，他們就集中打后面的幾輛，結果打死了四個鬼子，繳獲了一輛汽車，上面有機槍、子彈，我們家的那個軍毯也是那次繳獲的，現在都用了八十多年了。我們村的李念春就是這次伏擊戰犧牲的，他是我們村的第一個烈士，我記得1939年春節的時候，韓去非和我父親還到他家去慰問。

這時候，國民政府山東第三區行署主任張里元和魯南游擊區辦事處主任蔡少衡，從臨沂撤出來也想占領郯馬地區，因為這里都是大平原、又可以靠著沂河運河航運做買賣，比北部的沂蒙山區好多了。他們想把臨郯獨立團收編過來，蔡少衡請我父親和韓去非去喝酒，我父親知道這是鴻門宴，但還是去了，喝到一半，蔡少衡說蔣委員長剛剛提出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八路軍的抗日武裝不能獨立存在，我父親說，我們這隊伍是老百姓的自衛武裝，錢和武器也是老百姓出的，我們不能替老百姓做主，你們要談聯合抗日，我們歡迎，要收繳老百姓的抗日武裝，一切免談。最后酒席不歡而散，國民黨最終也沒有能在郯馬立足。

1939年秋天，王秉璋（1955年中將，建國后擔任國防科委黨委書記、七機部部長）帶著八路軍一一五師東進支隊來沙埠，也是住咱家，我記得他們隊伍里頭還有日本俘虜，教我們唱日本歌，據說他們是在平型關被俘虜的。東進支隊來的時候，家里準備了很多全麥煎餅（那時候農村人都是吃紅薯干、玉米煎餅，全麥煎餅是上等待客食物），但是這些人都是南方人，他們吃不慣煎餅，家里的老人背后發牢騷說，我兒子、侄子把家里東西都交給你們去抗日了，你們還嫌麥煎餅不好吃！

（劉漢黃等所著《羅榮桓元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頁，對王秉璋部在沙埠村活動的記載）

（整理者問：根據八路軍一一五師戰史和羅榮桓年譜記載，一一五師司令部兩次駐沙埠，駐沙埠的話，必然就是住在王家，你是否有印象？）羅榮桓是否住在我們家，我沒有印象了，因為那時候我是小孩子，并且大領導都是保密，用的都是代號、化名，有陌生人來家里住，我們也不能打聽是誰來的，就像劉少奇曾經在臨沭住了好幾個月，就在我們學校不遠，但是我們不知道，后來看歷史書才知道那時候警備那么嚴，是劉少奇來了。

東進支隊來了以后，跟著臨郯獨立團一起打敗了郯城梁麻子（梁鐘亭，偽縣長）的維持會部隊，解放了馬頭和郯城，這樣臨沂南部就都是根據地了。我父親和我叔王寅生繼續跟著東進支隊往濱海（連云港、莒南、日照一帶）打，又參與建立了濱海抗日根據地，1941年大掃蕩后，臨郯這邊的根據地都丟失了，我們就到濱海投奔他們。

（一一五師東進支隊高級指揮員在臨郯地區的合影）

（三）掃蕩劫難

這時候，我開始上抗日小學了，學校就在涌泉，我的老師中最喜歡的是傅貢三先生。我們學的第一課是：“高粱葉子青又青，九一八來了日本兵，先占火藥庫，后占北大營，殺人放火真是兇，中國軍隊有好幾十萬，恭恭敬敬讓出了沈陽城”。還有一首歌，唱的是：“秋風涼，樹葉兒黃，戰士殺敵在前方，我為戰士縫棉裝”，《義勇軍進行曲》也是這時候學的。

但是好景不長，1940年后鬼子不斷來掃蕩，根據地越來越小。41年農歷三月掃蕩，把魯南三軍區（司令員是賀健，建國后任沈陽軍區顧問）堵在了沙埠，最后五連掩護軍區機關撤退，連長和戰士全部都犧牲了。最嚴重的是41年的八月十五大掃蕩，這次日軍從青島、連云港、徐州三路圍攻臨沂，加上維持會有兩萬多人，咱們八路軍才有六千多人。

他們夜里發動進攻，到天亮時就占領了沙埠北面的高地，把機槍和大炮對準涌泉（臨沂抗日民主政府和魯南軍區機關所在地），八路軍本來想往抱犢崮撤的，結果被日軍斷了后路，堵在沙埠、涌泉之間的干河道里，日本炮火猛烈，我們這邊死了好幾百人，家屬和學生跑不動的全都被打死了，幸虧我八月十五前被我母親叫回家，才撿回來一條命。

八月十五大掃蕩后，臨郯根據地幾乎全都沒有了，咱們村的黨員全被殺了，這些人的名字我都還記得，他們是：李少亭、蔣洪明、蔣洪典、王景春、許慶榮、蔣洪喜。大姑父楊權（時任縣長，建國后任哈爾濱鍋爐廠、東風電機廠黨委書記）的一家六口，二姑夫沈德一的父親（沈德一、沈漢三、沈林甫是兄弟，都參加了抗日）被鬼子抓到臨沂城，強迫讓他們寫信，讓家里干革命的都回來，為皇軍效勞。楊權的父親被弄到水缸里，差點被淹死了，那么冷得天，我大姑顧不上那些封建翁媳倫理，把他的衣服脫下來，又找來火，給他烤身子，老頭才活過來。楊權跟我大姑是包辦婚姻，建國后沒有多久他們就離婚了，但是因為這件事楊權很感激我大姑，每個月給我大姑寄10塊錢，一直到去世。

這時候抗日斗爭到了最艱苦的階段，壞事一個接一個。二叔兆昕在白彥戰役中受了重傷，沒多久兆坊叔（時任臨沂參議會副參議長）在大爐一帶死于反掃蕩，那時候他才29歲。等抗戰勝利后，他的尸骨被移到咱們家的林地里，政府正式給開了追悼會，追悼會是我寅生叔主持的，傅伯達、沈漢三都講了話。兆坊叔犧牲后，他的母親想兒子想瘋了，天天到我們家哭著要人，因為他是我父親帶著出去參加革命的。兆坊叔有兩個老婆，大老婆享受了烈屬待遇，建國后是人大代表，小老婆有兩個女兒，也就是你的婉如、茜如兩個姑奶奶。

（王兆昕及夫人崔銘霞）

（四）出走濱海

看到楊家、沈家都遭了難，我們留在家里的也怕日本人來報復，都躲到離家好幾里地的一個大坑里，晚上長工偷偷來給送飯，我們在里面趴了接近半個月，直到鬼子結束掃蕩才敢出來。一天晚上，姑父楊權帶著武工隊，突然出現在家里，他們奉上級命令護送我們去濱海根據地，并且讓立即出發，當時我的侄女彥勤出生沒有幾天，堂弟軍民和濟民也很小，二爺爺、二奶奶年事已高，真是老地老、小地小。

我們第一天先走到沂河邊的南營子，這個村有黨組織安置的地下交通站，據說負責人就是楊權的親戚、比較可靠，才安排我們住這里的，沂河兩岸都有日軍的哨崗，只能等天黑之后才能過河。過了沂河第二道關是穿越臨郯公路，這是當時蘇魯之間的交通大動脈，也是敵占區和根據地之間的分界線，戒備更森嚴，公路兩旁都有鐵絲網，還有三四米深的壕溝，日偽軍巡邏隊不時穿過，武工隊趁著深夜，剪開了鐵絲網，我們順利穿過去。

這路上彥勤不住地哇哇哭，全家嚇個半死，我嫂子就把她捂住嘴，結果過了臨郯公路后看小孩不喘氣了，過了好一陣才緩過來。濟民睡得太死，也可能是因為大家太緊張，他掉到紅薯地里也沒有感覺到，走了好幾里才發現小孩丟了，又回去找，當地老百姓都跑光了、糧食沒人收，地里的紅薯秧子秋后還老厚，大家摸了好久才摸到孩子。總之，一路那個提心吊膽，到了根據地才把心放下來。

到了馬陵山下的泉源，武工隊把我們交給了大叔王寅生才回去，這時候大叔剛剛從抗大一分校畢業，被安排當泉源區的區長，我父親正在江蘇東海作戰，大叔又派人把我們送到東海；二叔擔任濱海鹽業公司經理，二嬸子和濟民則去投奔二叔。從此，我們這個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也各奔東西，一下子就分成好幾處。

大約到了1942年春，我們隨東進支隊到了臨沭馬陵山一帶，我父親擔任濱南行署（行署主任為谷牧）財政科科長，他從參加革命后就跟錢打交道，后來南下到嘉興、杭州也是做財政銀行工作。我也重新上小學，學校在細柳莊，由一位周姓的老鄉照顧我，那時候我們八路軍干部子弟一天發二斤糧食，還有糖和油，還發衣服和毛巾，雖然衣服質量不好，但是比家屬待遇好多了，那時候我母親一天只配給半斤糧食，她需要紡線才能維持生計。

為什么我們抗戰干部子弟待遇這么好呢？（整理者注：《臨沭縣志》顯示1943年臨沭共有小學生5128人，其中“抗生” 192人，他們被單獨管理）因為我們這些人都是當做革命干部后備力量培養的， 我們畢業后立即就可以參軍或進機關分配工作，可惜我怕吃苦、不成器，老是逃避工作，最終沒有走這條路。

到濱海根據地后不久，我大哥一民、二哥扶民都參加革命工作了，大嫂秦永芳、姐姐王云芳也在林月琴（羅榮桓夫人）的動員下參加了戰地婦女和衛生工作，那時候我姐姐才14歲，平時體弱多病、長得還特別瘦，不到80斤，真是沒有槍高，但是革命熱情特別高。我的大哥擔任沂東區指導員，他的工作是守護好沂沭河防線，我記得他腰間左邊別著鐵鏟、右邊別著盒子槍，帶著民兵到交通線附近埋地雷，防止日偽軍來偷襲。大哥還做過青年團工作，一次就動員500多人參軍，受到師部的嘉獎。

（前排右一為王云芳，此照片攝于淮河戰役前，與即將上前線的戰友合影留念）

在細柳莊，我的鄰居還有沈瑞、沈蕙兩個遠親，他們都是沈老（沈林甫）的女兒，我叫他們姐姐。沈瑞嫁給我的另一個親戚李西夫，李西夫年齡雖然不大，但是我母親的堂叔，我應該叫他姥爺，他建國后擔任上海公安局的領導。沈蕙嫁給了當時的教導五旅政治部保衛科長宋獻璋，宋獻璋是四方面軍的紅小鬼，參加過長征，他經常給我們講三過草地的故事，說走路的時候一定要踩著草墩走，不然掉到水里就爬不上來了。

（宋獻璋將軍，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經擔任東海艦隊副政委）

沈瑞、沈蕙結婚也都很簡單，隨便擺一桌酒席慶祝一下就行了，她們跟我嫂子關系特別好，這三個人下鄉做工作的時候，都是把我帶上。因為那時候本地女人都不外出，你一個姑娘在外面走路，又是大腳板，一看就是外地來的革命干部，有被偽軍抓住的危險，他們帶上我呢，可以裝是到外村走親戚的一家人。所以，我在細柳莊的三年，除了上課就是陪他們下鄉，記得一次下鄉回來下了大雪，我們對本地也不是那么熟，差點沒有找到回家的路。

（87歲的王志民與95歲的秦永芳重逢，2017年攝于金華市人民醫院）

濱海根據地雖然形勢比魯南革命根據地好一些，但鬼子也經常來掃蕩。1942年的大掃蕩，父親撤退時把我寄存在李姓的一個老鄉家，他們走了一個月，我就哭了一個月，根本吃不下飯，他們家的大女兒，不斷來安慰我說：小弟弟，等鬼子一走，你家人就來接你。所以，鬼子第二次來掃蕩的時候，我發誓就是爬也要跟著爬走，正好我害了紅眼病，夜里看不清路，跑反（方言，逃亡的意思）太苦了，帶著我們跑的是獨立營長鐵瑛（后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還好這次日本掃蕩時間不長，沒多久我們就回來了。

臨沭縣政府距離我們也不遠，我還記得大家投票選縣長、村長，都是候選人背后放著豆子，老百姓用豆子投票，白濤（劉白濤，建國后任鐵道部副部長）被選成臨沭縣縣長。白濤這個人穿的土里土氣，有次開會要他講話，他的衛兵先到了，人高馬大、腰里挎著手槍，大家以為這就是縣長，都站起來起立鼓掌，結果后面來的這位其貌不揚的才是白濤，現在想想這是領導自我保衛的辦法，那時候的大領導都穿的很樸素，生怕別人認出來。

（五）勝利返鄉

進入1943年后，抗日根據地的形勢一天天好轉，年底郯城被解放，偽臨沂保安大隊長楊庭蕓也反正，這樣濱海和魯南之間的交通線就被打通了。跟我同齡的四叔王兆增，獨自一人從敵占區走過來，我四叔是家里唯一留在敵占區的人。我們見面后，他告訴我偽鄉長趙XX被一群馬賊綁走處死了。

后來，我到了浙江才聽當事人講，他是被我們這邊的武工隊化妝成馬賊帶走的，趙XX早年留學過日本，會一些日語，抗戰初期曾經參加“臨郯青年救國團”，后來投靠日軍，有一種說法是他是我們派過去做臥底的，但是自從他當了偽鄉長后，八路軍抗日武裝損失很大，被日軍精準打擊，他也失去我方的信任，最后遭到了被處死的待遇。無論如何，趙XX死后，再也沒有人敢干維持會了，郯馬一帶基本都是八路軍的天下了。

1945年8月，我在學校先是聽到美國飛機用原子彈轟炸了日本的消息，接著日本宣布投降，大家那個高興啊，行署舉行了慶祝會，我們舉著孫中山、列寧、斯大林、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像游行。

（濱海革命根據地慶祝勝利大會）

沒過多久，我就和母親、四弟一起回到闊別四年的老家，到家后，我卻一時高興不起來，抗戰前我們大家庭熱熱鬧鬧，現在都參加革命了，只剩下我們娘仨，冷清清的。最讓讓人傷心的是，我們家在抗日期間被毀地面目全非，先是黨組織怕日本人在村上安據點，動員我們主動把家里的堂樓拆了，我們走后漢奸維持會又抄了我們的家，還給家的大門貼了封條，我們回來的時候，屋子里一件東西都沒剩，院子里長滿了草，土地也都被佃戶給分了。到1949年建國前，我們家一共被抄過三次，第二次是1946年的國民黨反攻，第三次是1947年土改，村里誰當家我們都不是好人，這么慘的家庭在沙埠也是找不出來第二戶！

怎么評價抗戰呢？抗戰前，我們中國很落后，主要是老百姓麻木愚昧，三個鬼子兵就占領一個鄉，鬼子在層山設立據點，他們到店里喝酒，槍放在外面，老百姓都不敢動。但是不愿意當亡國奴的人們戰斗起來，打敗了看起來根本不可能戰勝的日本人，提升了我們民族的自信心。我們老師那時候說我們已經是世界四強了，跟美國、蘇聯、英國平起平坐，大家別提多高興了。

抗戰八年，我父親、大叔、二叔，還是王炳南他們，把家里的所有東西都貢獻給了抗日，真是一點私心都沒有，可以說對得住國家、對得住社會了。如果好好捋一捋，早期臨郯一帶的抗日骨干，除了咱們家的人，就是與咱們家有親戚關系的沈家、傅家和楊家這些人，另外都是我父親的一些好朋友，這不是擺功勞，我父親、我叔他們從來不提功勞，在農村封建社會基礎上干革命，必須依靠裙帶關系、社會，靠錢糧，不然你是搞不起來的。

抗戰也徹底改變了我們這個村莊和我的家庭。沙埠在抗戰前是個寧靜的、家族為單位的村莊，不管是大家族、還是小家族，一般都是由族長領導。抗戰開始后，各種政治勢力都滲透到村里，家族說話不算了，黨派說了算，各派之間斗爭也很激烈，死了很多無辜的老百姓，遺留了很多派性矛盾，一直延續到“文革”的武斗。抗戰前我們家雖然有新思想，但總歸是封建大家庭，抗戰中大家都參加革命，建國后走向天南海北，等于我們這個大家庭就散了，那么多人最后只把我和惠民留在家里，所以，抗戰才真正解體了封建社會和封建家庭，當然土改是最后一擊。

當然，抗戰客觀上幫助我們這個家庭走向重生，如果沒有老一輩參加革命，我們家在土改中的結局可想而知，我所知道的那些大地主的結果都很差，幸存的后代在建國后也都討不到老婆。雖然我們這個家庭以后遇到了很多沖擊，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但是我父親、我的兩位叔叔選擇了跟著共產黨堅定不移地干革命，保全了我們的大家庭，讓我們這個家族在天南海北延綿下去，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口人了，所以在時代變革面前，我們又算幸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