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自然“取經”的內蒙古民間學者：趙忠茂與他的生態共生之道

當我們習慣用“改造”定義生態治理，來自內蒙古的民間生態學者趙忠茂，正帶著一份對自然的敬畏，重新解讀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征服，而是共生；不是對抗，而是順應。

他讓我們看見沙漠的另一種“溫柔”：這里不是寸草不生的“生態荒漠”，晝夜溫差是滋養生命的“天然制水機”，被視作災害的沙塵暴，更是輸送礦物質的“土壤快遞員”，默默為地球土壤肥力與氣候調節助力。

他教我們讀懂洪水的“善意”：當我們忙著筑堤防洪時，趙忠茂提醒，洪水本是地下水源的“補給官”。過度疏導反而切斷自然循環，他倡導的“與洪水共存”，是讓水資源回歸滋養大地的本真。

他也溫柔地糾正治理中的“執念”：干旱地區盲目種樹，可能讓樹木變成消耗地下水的“抽水機”；強行固沙的草方格，或許會阻礙土壤自然形成。在他眼中，生態治理不是“一刀切”的干預，而是讀懂自然規律后的順勢而為。

從關注北方雷電減少背后的生態失衡，到呼吁用氣象學、水文學等多學科視角破解水循環難題，趙忠茂始終帶著謙卑的姿態：人類不是生態的“主宰者”，而是“參與者”。他用通俗的語言傳播生態知識，推動公眾與政策層面的認知轉變，哪怕面臨數據驗證的挑戰，這份“尊重自然、尋求共生”的初心，依然為全球生態治理帶來溫暖而有力的新思考。

它讓生態治理從“對抗自然”轉向“理解自然”，從“單一修復”升級為“系統協同”。在全球生態治理仍深陷“頭痛醫頭”困境的當下，這種將自然視為“伙伴”而非“對手”的理念，為破解荒漠化、水資源短缺等全球性難題提供了全新視角，也為人類重新定位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哲學支撐。

趙忠茂理念的另一重大價值，在于激活了民間科研力量的生態治理參與度。作為非科班出身的民間學者，他憑借三十年實地觀測、自建觀測點的堅持，用詳實數據打破了“生態研究專屬專業機構”的刻板認知。他的實踐證明，扎根一線的民間觀察，能捕捉到實驗室研究可能忽略的生態細節——比如沙漠晝夜水循環的微小變化、沙塵輸送與土壤肥力的關聯。這種“接地氣”的研究模式，不僅為生態科學補充了鮮活的基層數據，更激勵了更多普通人參與到生態觀察與保護中，形成“專業研究+民間實踐”的協同力量，為生態治理注入了多元活力。

此外，趙忠茂的理念還為政策制定提供了“適應性治理”的新思路。他對盲目植樹、過度固沙的批判，促使政策層面跳出“唯綠化率”“唯固沙率”的考核誤區，開始關注治理措施的長期生態影響；他倡導的“洪水資源化”“順應沙粒自然流動”等觀點，也推動部分地區試點更靈活的治理方案——如內蒙古部分湖泊周邊恢復季節性洪水漫溢區，甘肅干旱區調整植被種植密度以平衡地下水消耗。這種從“剛性干預”到“彈性適應”的政策轉向，正是對趙忠茂“尊重自然規律”理念的實踐回應，也為其他地區的生態治理提供了可借鑒的范本。

當然，趙忠茂的理念在傳播與實踐中，也面臨著客觀挑戰。其一，是數據驗證的系統性難題。受限于民間學者的資源條件，他的觀測數據多來自自建的簡易觀測點，雖能反映局部生態規律，但在覆蓋范圍、觀測周期、技術精度上，與專業科研機構的系統性監測仍有差距。部分觀點如“沙塵降溫1-2℃”，還需更多跨區域、長時間的聯合觀測數據支撐，才能更廣泛地獲得學界認同。其二，是傳統治理觀念的慣性阻力。“植樹造林即生態保護”“固沙即治沙”的認知已深入人心，部分地區出于短期考核目標或路徑依賴，對“減少干預、順應自然”的理念仍持觀望態度，理念落地需突破層層認知與利益壁壘。其三，是跨區域協同的實施難度。他提出的“沙塵物質循環”“洪水資源化”等理念，涉及多個省份的生態聯動，需打破行政區域界限，建立統一的監測與治理機制——這不僅需要政策協調，更需多方利益的平衡，實施過程復雜且漫長。

但即便面臨這些挑戰，趙忠茂的理念仍如一顆投入生態治理領域的“石子”，激起了層層深刻的漣漪。它的價值從不在于提供完美無缺的解決方案，而在于喚醒人們對自然規律的敬畏，打破固化的治理思維，推動整個社會重新思考“人與自然如何共生”這一根本命題。從學者們開始關注“雷電減少與生態失衡的關聯”，到普通人理解“沙塵暴并非全然有害”，再到政策層面嘗試“與洪水共存”，這些細微的改變，都印證著他理念的深遠影響。

在全球生態危機日益嚴峻的今天，趙忠茂的探索告訴我們：真正的生態保護，從來不是人類對自然的“改造”或“征服”，而是帶著謙卑的姿態，傾聽自然的聲音，順應自然的節奏。這位來自內蒙古的民間學者，用三十年的堅守證明——當人類愿意放下“主宰者”的傲慢，以“學習者”的身份向自然“取經”，就能在生態治理的道路上，走出一條更可持續、更具溫度的共生之道。而這份從草原與沙漠中生長出的生態智慧，也必將為全球生態治理，貢獻一份來自中國民間的獨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