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有些“戲劇演繹”令人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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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照相館》是暑期檔國內最火的電影。南京大屠殺距今已近90年，或許是隨著時間流逝，經歷過二戰的人越來越少，讓現在有各種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歷史解讀，比如美國國務院的一份聲明：

幾乎讓人感覺是在一個平行宇宙里，美國與日本聯手擊退了入侵太平洋的外星人，漫威可以考慮據此去拍個復仇者聯盟MAGA版。

能如此讓人看不懂，是因為開頭第一句話就與真實歷史大相徑庭。80年前，美國正展開針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最后戰斗，不存在兩國共同結束毀滅性戰爭一說，否則在歐洲難不成是納粹德國與同盟國一同結束反法西斯戰爭？此外，1945年8月6日是美軍對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日子，不是太平洋戰爭結束的日子。之后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美軍投下第二枚原子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是在8月15日。

顯然，如今代表美國政府發言，不需要有文化。可正是由于曲解、戲說、虛構歷史的人太多了，我們更應對史實抱有尊敬之心，不應毛手毛腳去打扮。

很遺憾，《南京照相館》電影立意雖高，主題雖好，但在尊重歷史一項上，卻令人看不懂。

這部電影有真實人物原型，男主角原型是當時南京 華東照相館一名15歲學徒， 羅瑾。歷史上， 羅瑾在1938年1月遇到一位日軍少尉前來沖洗照片，沖印時羅瑾發現里面有記錄日軍暴行的照片，于是偷偷加印，選了16張做成相冊藏了起來。

后來羅為了謀生，進入汪偽政府軍的通信隊，集訓時將相冊悄悄藏于集訓所在的南京 毗盧寺廁所內。與他同期培訓的 吳旋偶然間發現了相冊，由于不清楚來龍去脈，吳決定自己藏匿相冊。羅發現相冊不翼而飛，只好逃亡。

1946年，抗日戰爭已結束，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向民眾收集日軍暴行的證據，吳將相冊上交。南京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主犯原日軍第六師團長官的 谷壽夫時，該相冊也是重要證據。

可見，南京照相館確實存在，也有照相館學徒偷偷留下日軍暴行證據，這些證據也被用于日后的戰犯審判。但非常關鍵的一點，這些照片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并未被送出南京，也沒有交給國際記者，引發國際輿論關注。

實際上，電影的原型人物都沒有在拿到照片后想辦法逃離南京。

這或許沒有電影里演繹的那種蕩氣回腸的絕對英雄氣概。可卻也是這種不夠絕對，才是卷入歷史漩渦的小人物們的普遍真實現狀。

想象三四十年代之交，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華大地風雨飄搖之際，一個不到20歲的普通青年，有多大概率會想到收集日軍暴行的鐵證，轉交給外國記者去引發國際輿論關注？

別說想不到，就算想到了，去哪里找外國記者？

羅與吳都給汪偽政府跑腿，是不愛國嗎？不是，是為了有口飯吃。這和兩人選擇把相冊偷偷藏起來的本質是一樣的：求生欲。

但為柴米油鹽焦慮的小人物不是沒有基本的是非觀。 設想，兩個生活在1940年代初的底層青年，能料想到日軍幾年后就會大敗？

羅偷偷制作相冊，羅與吳相繼選擇藏匿而不是丟棄、銷毀可能帶來殺生之禍的相冊之時，他們大概根本想不到這些照片能有后來的大用途。

他們的冒險，應該是出于一種樸素的正義感：日軍犯下暴行，要保下這份證據。

這或許沒有電影演繹得那么高大上，但在我個人看來，半點都不影響這兩位原型人物的英雄形象。

兩個無意間卷入歷史大浪的小人物，能秉持是非觀，甚至愿意為之冒險，這就是英雄。

影視作品為了敘事效果做演繹可以理解，可《南京照相館》選擇的演繹方式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忽視了其他讓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殺起了關鍵作用的人。

日軍在南京犯下的暴行，當時有影像資料傳出南京城，也引發了國際輿論關注。但這不是羅與吳做的，是當時在南京的一位美國傳教士約翰麥吉（John Magee）。

麥吉出身富裕家庭，1912年就到南京成為傳教士，也是在中國與一位英國傳教女子結婚。

南京淪陷時，麥吉親眼目睹了日軍暴行，他曾不顧自身安危離開“南京安全區”，參與救助平民。而麥吉正好有一臺16毫米攝像機，憑借這臺當時最先進的攝像工具，他拍下了數百分鐘的日軍暴行證據。

1938年初，另一位美國傳教士喬治費奇（George Fitch）獲得離開南京的許可，他將8部16毫米膠片縫到外套里，偷偷帶出。這些珍貴的影像證據就來自麥吉。

1938年3月9日，費奇輾轉回到美國，17日立刻飛赴華盛頓首府，向美國國務院告知日軍暴行。麥基的那些影像資料也被展示給美國、德國政府。此后，費奇在美國巡回演講，公開日軍暴行，包括展示那些影像證據。

1938年夏，麥吉也離開南京回到美國，他也在美國各地演講揭露南京大屠殺里的日軍暴行。1946年，麥吉還以證人身份 出庭 遠東軍事法庭。

麥吉、費奇等人為世界提供了第一批記錄南京大屠殺的影像資料，但在揭露日軍暴行上，他們并非唯一的勇士。南京淪陷時在城中的《紐約時報》記者 Frank Tillman Durdin，1937年12月15日乘美國炮艇瓦胡島號（該艦日后在菲律賓海域的對日作戰中被日軍擊沉）離開南京，是最早曝光日軍暴行的西方記者。

由于Durdin、麥吉、費奇等人的曝光，日本軍隊也感受到國際輿論壓力，像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在1937年底被調回日本，擔任閑職，1939年被轉入預備役。當然，這些并沒有打斷日軍侵華的腳步，更沒有《南京照相館》里那種逼得日本人自殺的效果。

相比電影選擇演繹的故事，這段真實的南京照相館，無論戲劇性還是人物飽滿程度，都不遜色。更關鍵的是，在真相日益被忽視，甚至被隨意篡改的時代，在南京大屠殺這一嚴肅話題上，做出偏離歷史講故事的選擇，令人遺憾。

不少人可能懷著了解真實歷史的心態走進影院。如果越來越多的人把故事當成了歷史，那 某種程度上。 我們是否也在磨滅歷史？

現實中，麥吉的南京大屠殺影像證據還有一段感人續集。曾有人出于政治原因想以巨資收購麥吉的原片，但被麥吉嚴詞拒絕，他堅稱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資料需要在恰當的時刻交給恰當的人，不能買賣。

1953年，麥吉去世，死前，他將錄像機與原片交給了曾和他一起在南京的三兒子大衛。

2001年，大衛將四卷105分鐘的原片捐獻給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依據父親意愿，他聽說中國打算建一座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紀念館后，將這些原片相贈，分文不取。南京 南京市第十二中學的圖書館歷史上曾是麥吉工作的教堂，2000年以麥吉命名（ 約翰·馬吉圖書館 ）。

還有一個現象級文學作品與麥吉一家有關。

麥吉的長子約翰1922年出生于上海，最開始也在南京讀小學，31年隨母親去英國生活、接受教育，39年回到美國，后由于二戰全面爆發無法回英國讀書。40年，已獲得耶魯獎學金的約翰決定放棄耶魯的錄取，轉而北上去加拿大，加入加拿大皇家空軍，學習飛行，意在去支援英國。

1941年12月，到英國正式參戰不到三個月，約翰在一次訓練中與友機相撞，不幸身亡。事故前兩個多月，約翰將自己寫的一首贊美飛行的詩 High Flight，《 凌空高飛 》寄回家。麥吉得知兒子去世的噩耗后，將詩作公開。此詩后來廣為流傳，尤其受航空航天業推崇，加拿大、英國空軍定為官方詩歌，美國空軍學院要求學員必須能背誦：

我已經掙脫地球的桎梏，

展開銀色的機翼，在空中飛翔；

我向太陽爬升，在陽光穿透的云層中，

發出千百種歡樂的笑聲，你做夢也無法想象──盤旋、滑翔、搖擺，

在高翔于陽光普照的靜謐中。

在那里徘徊，

我追逐咆哮的風，駕駛飛機，

穿過沒有地基的空氣大廳。

……向上，向上，飛向狂喜的，熾熱的藍天，

我已經輕松自如地到達風卷殘云的高處。

那里從來沒有云雀，甚至老鷹也蹤跡難覓──

懷著向上的渴望，我已踏進高高在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空間。

伸出手，觸摸到上帝的臉。

參與阿波羅11號登月的宇航員柯林斯曾將印著該詩的卡片帶上太空，1986年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美國總體里根在電視講話中也引述該詩的首句與尾句。

真實的歷史如此精彩，何必再畫蛇添足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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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s://kan.china.com/article/6442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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