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條人命與160萬簽名：一個非法卡車司機、一個移民社群、一次關于抱團與內斗的深刻反思

“法律若向情緒低頭，正義就會向深淵滑落。” ---孟德斯鳩

“我們彼此相恨、彼此防備，善于單打獨斗。”——柏楊《丑陋的中國人》

佛羅里達州的高速，一次危險的掉頭，一輛巨型卡車，一瞬之間，三條無辜的生命消逝。被捕的是28歲的哈金德·辛格，一名來自印度旁遮普的錫克族包頭卡車司機，非法入境美國多年，持加州商用車駕照。如今他被控車輛殺人——罪名不輕，民憤沸騰。 在法律和輿論的雙重聚光下，這樣的行為幾乎難逃重判，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然而，劇情并未止步于此。辛格的印度同鄉們掀起了互聯網的狂潮——一個請愿釋放的聯署迅速突破160萬簽名，幾乎是一場網絡大合唱。請愿的邏輯是：事故不是故意，是悲劇不是謀殺，辛格需要心理醫生。但這160萬的數字，刺痛了許多人。當地保守媒體憤怒報道，社交平臺上有人喊：“誰簽了名，查他們的身份！”更有人主張：“必須重判，服刑后直接驅逐。”甚至有人開啟“反向請愿”，要求驅逐那些為辛格說情的人。

冷靜思考觀察一下，你會發現這是個法律問題，但也是個文化和社群族裔問題。為什么這個司機必須嚴判？因為他是職業司機，手握比普通人更大的“公共殺傷力”；因為他違反規則，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而更值得玩味的，是印度社群的集體反應：護短，抱團，出奇一致。

為什么他們能抱團？為什么他們敢抱團？

旁觀者未必理解，但這是印度社群長期自我保護的策略。他們深知自己的短板——大量粗糙培訓司機，不愛守規則，習慣即興隨意駕駛和處事，甚至衛生習慣飽受詬病。越是知道問題多，他們越不會公開“自黑”，因為內部撕裂只會讓自己在外部環境中更快被擊垮。于是，無論對錯，他們首先是一個“我們”。這就是一種深刻的“生存本能”：團結，不問對錯。

反觀華人社群呢？我們更擅長的是大義滅親，對外姑息隱忍。臺灣作家柏楊在《丑陋的中國人》中痛批國人“窩里斗”，彼此防備，善于單打獨斗，不愛協作。今天回望，似乎并非空穴來風。對比最近澳洲的一起車禍事件，華人群體輿論幾乎一邊倒：零容忍，嚴懲到底，大義滅親。富二代肇事，踏上一萬只腳，讓她永世不得翻身，還恨不得多加幾錘。這里絕不是為肇事者鳴冤，這種道德感和規則意識固然值得贊賞，但我們不得不問：這種“重錘”的內在驅動力，是成熟還是孤立？是自律還是內耗？

這種差異在更大的社會舞臺上屢見不鮮。加拿大曾有一位華裔總督伍冰枝，出身貧苦，卻在任上極力限制移民，尤其對華人移民態度嚴苛——“我自己移民成功就夠了，其他華人必不給他們機會，看我多公正無私。” 多倫多新市長也是華裔，卻政治立場緊跟西人主流，非常泛善，很不得把中東難民都接到楓葉國，好好供著，讓社會治安更亂一些吧，讓懶人能夠更懶一些吧，反正千萬不要便宜了那些華人。對本族群幾無偏袒。這種“舉賢避親”“道德潔癖”讓我們在政壇往往孤立無援，而別人卻在悄然抱團前行。

反觀印度社群，他們知道自己的短處多、口碑弱，所以更加自保；哪怕是波音公司航空制造業的重大事故，也能看到內部“互保”的影子——有人戲稱，如果不是墜機事件無法掩蓋，印度裔員工會讓波音變成“另一種旁遮普音”。

醫療領域同樣如此，災害不那么顯而易見，印度人的優勢就更明顯了，在所有印度人的努力下，一名印度的護士居然當上了加拿大的現任衛生部部長；這種危害是深厚而長遠的，而加拿大醫生群里華裔的比例是相當高，但非常獨立，非常彼此排斥，最后結果就是大家老老實實聽三姨護士的全面領導。這不是偏見，而是事實背后的現實：團結與孤立的賽跑，結果往往不言自明。

我們并不是要為辛格翻案，也不是要給印度社群的護短唱贊歌

恰恰相反，辛格的行為必須依法嚴懲，甚至可以作為惡性案例的警示。160萬簽名也不能動搖法律的獨立。但更深的思考是：為什么同樣是移民群體，他們懂得對外團結，而我們卻熱衷于內部惡斗？為什么他們能內部容忍遷就，而我們只會內部痛打落水狗？

這不是要縱容錯，更不是要無底線地“抱團護短”，而是提醒我們：一個移民群體，若不能建立基本的信任與合作，就很容易一盤散沙。在公共政策、職業競爭、話語權博弈中，那些懂得“自保”的群體往往更能留下空間；而那些把刀口永遠對準自己人的群體，終會陷入疲于奔命。

結尾還是那句話：辛格該判，必須判；請愿是情感，但法律是天平。但在這個案件之外，我們也許該照照鏡子：當別人已經在用“集體聲量”爭取利益時，我們是否還在用“集體自律”消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