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媒體：認為原子彈轟炸日本屬于應得懲罰！引起日本強烈反響

2024年春，以色列主流媒體《國土報》的一篇評論，在國際輿論場掀起巨浪。文章直言：“1945年美軍投向廣島、長崎的原子彈，不是暴行，而是日本軍國主義應得的懲罰。”

這番言論瞬間穿透地中海與太平洋的阻隔，精準刺中日本的敏感神經。日本外務省緊急召見以色列駐日大使提出抗議，稱其“無視核爆受害者的苦難，是對歷史的褻瀆”。

廣島市市長更是在和平紀念公園發表演講，聲淚俱下地控訴：“60萬核爆死難者中，有老人、孩童，他們從未拿起武器。以色列媒體的言論，是在傷口上撒鹽。”

而以色列《國土報》卻強硬回應：“當日本與納粹為伍時，就該想到今天的評價。猶太民族在大屠殺中流的血，不允許我們對軍國主義抱有任何同情。”

這場跨洲的輿論交鋒，看似是對歷史事件的爭議，實則藏著兩個民族對二戰記憶的截然不同的解讀。要讀懂這場紛爭，需回溯那段交織著苦難與暴行的歲月。

一、以媒怒火的根源：猶太人與日本的二戰糾葛

以色列媒體的尖銳立場，絕非一時興起。它根植于猶太民族在二戰中刻骨銘心的傷痛，更與日本在戰爭中的曖昧角色緊密相連。

1933年，納粹上臺后，歐洲反猶浪潮席卷。600萬猶太人死于集中營，尸骨堆成山。彼時，日本曾推出“河豚魚計劃”，擬在我國東北安置猶太難民，妄圖利用猶太資本開發“滿洲”。

這個計劃聽起來溫情，本質卻充滿算計。日本“猶太專家”犬冢惟重直言，猶太人像河豚，利用前需“去毒”——既要榨取其財富，又要提防其影響力。

1940年，日本加入德意日三國軸心，態度立刻轉變。為討好納粹，它放棄“河豚魚計劃”，哈爾濱的猶太社區隨即陷入綁架與屠殺的恐慌。

更讓以色列無法釋懷的是，日本雖未直接參與大屠殺，卻對納粹暴行沉默縱容。它與德國共享情報，甚至在占領區限制猶太人活動，成為納粹幫兇。

猶太學者約瑟夫·科恩在《日猶關系史》中寫道：“當上海的猶太難民靠發霉的面包度日時，日本軍人正用猶太資本制造的武器，屠殺亞洲人民。”

這種“利用后拋棄”的經歷，讓猶太民族對日本軍國主義毫無好感。在他們眼中，原子彈是對日本侵略暴行的終極清算，與納粹的覆滅一脈相承。

二、核爆之前：日本軍國主義的血債

以色列媒體的“應得懲罰”論，并非空穴來風。1945年的兩顆原子彈，是日本多年侵略擴張積累的惡果，其血腥程度遠超核爆的創傷。

1937年南京大屠殺，30萬手無寸鐵的平民倒在日軍刀下。嬰兒被挑在刺刀上取樂，婦女遭輪奸后被虐殺，全城淪為人間地獄。這段歷史，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載入判決書。

在東南亞，日軍的暴行同樣令人發指。1942年巴丹死亡行軍，美軍戰俘被強迫步行100公里，沿途遭毆打、槍殺，7000多人慘死。

太平洋戰場上，日軍的“玉碎”戰術讓盟軍付出慘重代價。1945年硫磺島戰役，美軍傷亡2.8萬人，日軍守軍幾乎全員戰死，島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浸著血。

當時的日本政府，毫無投降之意。天皇裕仁在《終戰詔書》中，仍稱戰爭是“為自存自衛而戰”，對侵略罪行只字不提。

美國杜魯門政府之所以決定投彈，正是看到了登陸日本本土的巨大代價。據估算，若強行登陸，盟軍傷亡將超過100萬人。

1945年8月6日，“小男孩”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瞬間奪走14萬人生命。3天后，“胖子”降臨長崎，8萬人喪生。這不是開始，而是日本暴行的必然結局。

三、日本的反應：受害者敘事下的歷史回避

面對以色列媒體的言論，日本的強烈反彈，本質是對自身歷史定位的扭曲。多年來，它刻意淡化侵略罪行，將自己包裝成“核爆受害者”。

日本外務省在抗議聲明中，反復強調“核爆是人類歷史上的悲劇，應永遠銘記”，卻對南京大屠殺、巴丹死亡行軍等只字未提。

廣島和平紀念公園內，每年8月6日都會舉行紀念儀式。日本領導人站在紀念碑前，悼念核爆死者，卻很少提及這些悲劇的根源是日本的侵略。

公園的展覽區里，核爆受害者的遺物擺了滿滿幾排：燒焦的書包、變形的金屬飯盒、孩童殘缺的襪子。但關于“為何會有核爆”的說明，只在角落貼了一行小字，提都沒提“珍珠港”和“南京”。

這種刻意的選擇性失憶，在日本教科書里表現得更直白。2023年獲批的初中歷史教材，將“九一八事變”描述為“日本在滿洲的權益受到威脅后的應對”，把“七七事變”簡化成“華北局勢惡化后的沖突”。

東京教育大學教授高橋哲哉，這位日本左翼學者曾憤怒批判：“我們的教科書在制造謊言，把加害者包裝成受害者，這是對亞洲鄰國的二次傷害。”他的著作《戰后責任論》，在日本銷量超過50萬冊，卻被右翼勢力貼上“叛國”標簽。

四、血債未償：亞洲大地上的苦難印記

以色列媒體的“應得懲罰”論，之所以在亞洲引發共鳴，是因為日本的侵略暴行，早已刻進多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731部隊遺址的水泥地面下，還埋著無數受害者的骸骨。

1941年冬天，18歲的中國青年王德順被日軍抓走，送進731部隊。他被強行綁在實驗臺上，研究員將含有鼠疫桿菌的溶液注入他體內，每天記錄體溫和皮膚變化。當他開始咳血時，就被拖進解剖室，未經麻醉便被開膛破肚。

這樣的“活體實驗”，731部隊做了至少3000次。部隊長石井四郎，這個畢業于京都帝國大學的醫學博士，把受害者稱為“原木”，在實驗報告里冷靜地記錄：“零下20度冷凍兩小時，手指關節全部壞死，可直接脫落。”

而在朝鮮半島，1939年的釜石礦山，16歲的金哲煥每天要扛著50公斤的礦石走12小時山路。他的母親為了找他，一路乞討到日本，卻在碼頭被日軍毆打致死。直到2015年，金哲煥的遺骨才被親屬從礦山亂葬崗中辨認出來。

日本殖民朝鮮半島35年間，抓走的570萬苦工里，有近100萬人沒能活著回家。慶尚南道的紀念館里，保存著當年的工牌，上面刻著“勤勞奉仕”四個大字，背后卻是累累白骨。

更屈辱的是“慰安婦”制度。韓國濟州島的李順南，1943年被日軍強行帶走時才14歲。她被關在菲律賓的慰安所里，每天要接待數十名日軍，稍有反抗就會被毒打。直到晚年，她的身上還留著煙頭燙傷的疤痕。

這些歷史，都有檔案、照片和幸存者證言支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731部隊的實驗報告、朝鮮苦工的花名冊，堆起來有一人多高。可日本右翼卻宣稱“這些都是偽造的”，甚至要求刪除教科書里的相關內容。

五、以媒立場的底色：從艾赫曼審判到歷史反思

以色列媒體對日本的尖銳批判，藏著猶太民族對歷史的獨特態度。這種態度，在1961年的艾赫曼審判中被徹底定型。阿道夫·艾赫曼，這個負責將600萬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的納粹高官，被以色列特工從阿根廷抓回受審。

審判持續了8個月，112名幸存者出庭作證。他們顫抖著講述：親人被毒氣毒死的慘叫、孩子被扔進焚尸爐的場景、自己在集中營里靠啃樹皮活命的日子。這些證詞被全程直播，讓以色列全民直面民族的創傷。

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說：“這場審判不是為了復仇，是為了讓后代永遠記住，對軍國主義的縱容，就是對人類的犯罪。”1962年，艾赫曼被執行絞刑，成為以色列建國后唯一被處死的戰犯。

這種“直面歷史、絕不寬恕”的態度，成了以色列的民族基因。他們的大屠殺紀念館里，不僅記錄納粹的暴行，還會反思自身在歷史中的問題。對比日本，形成了刺眼的反差。

猶太學者約瑟夫·科恩，祖父是死于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拉比。他在《日猶關系史》中寫道：“我們經歷過地獄，所以更懂地獄的可怕。日本讓亞洲千萬人墜入地獄，卻假裝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這是我們無法容忍的。”

以色列《國土報》的評論員阿莫斯·奧茲，曾在上海采訪過猶太難民后代。對方回憶：“1943年，我們在上海的弄堂里挨餓，而街對面的日本兵，正用猶太商人的捐款買軍火。”這個細節，成了評論文章的核心論據。

六、國際交鋒：歷史正義的多元聲音

以色列媒體的言論，像一塊石頭投入國際輿論的湖面，激起的不只是日以兩國的對抗，還有亞洲國家對歷史問題的集體發聲。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明確表示：“歷史悲劇的根源值得深思，加害者不能回避自己的責任。”

韓國外交部更直接，將以色列媒體的觀點與日本參拜靖國神社聯系起來。2024年4月，包括經濟安全大臣高市早苗在內的90多名日本議員參拜靖國神社，那里供奉著14名甲級戰犯。韓國外交部立刻提出抗議，稱“這是對歷史正義的踐踏”。

國際史學界的態度也很鮮明。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托蘭，在《日本帝國的衰亡》中寫道：“原子彈是日本軍國主義自己點燃的炸彈，只是延遲了爆炸時間。”這本書在日本被右翼抵制，卻在亞洲各國成為暢銷書。

日本國內也并非鐵板一塊。大阪大學教授佐藤學，聯合120名學者發表公開信，承認“日本在二戰中犯下了反人類罪行”，呼吁政府正視歷史。他的信被《朝日新聞》轉載，引發數十萬網友討論，支持者和反對者各占一半。

更值得關注的是，一些核爆受害者家屬也開始反思。廣島市民松本正雄，父親死于“小男孩”原子彈爆炸。他在接受《讀賣新聞》采訪時說：“我痛恨核爆帶來的痛苦，但我更痛恨發動戰爭的人。如果不提侵略，我們的悼念就是不完整的。”

七、歷史的鏡鑒：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邊界

這場跨洲的輿論紛爭，本質上是對“歷史記憶”的不同解讀。以色列人認為，忘記加害者的罪行，就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日本人則試圖模糊加害者身份，只強調自己的苦難。

這種差異，在紀念活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日，全國會拉響警報，所有人停下手中的事默哀。紀念儀式上，不僅會悼念猶太死者，還會邀請吉普賽人、殘疾人等納粹受害者代表發言。

而日本的核爆紀念日，發言者很少提及亞洲受害者。2024年8月6日，廣島市長的演講全文2000多字，只字未提“侵略”“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詞匯，反而抱怨“國際社會對日本的苦難缺乏理解”。

更諷刺的是，日本在福島核污水排放問題上的態度。2024年，當周邊國家質疑核污水安全性時，一些日本政客竟說：“我們曾遭受原子彈傷害，國際社會應該體諒我們的處境。”這種將加害者與受害者身份混淆的邏輯，令人咋舌。

歷史學家許倬云曾說：“好的歷史記憶，是既記住自己的苦難，也記住自己給別人帶來的苦難。”以色列做到了前者，更守住了對正義的底線；而日本，至今仍在歷史的迷霧中徘徊。

1945年的原子彈，不是“暴行”，也不是“神圣懲罰”，而是戰爭邏輯的必然結果。它提醒世人：任何國家，一旦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終將自食惡果。

日本真正該做的，不是抗議以色列媒體的言論，而是走進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看看那些遇難者的遺骨；去韓國濟州島，向慰安婦幸存者低頭道歉；在教科書里，寫下“我們侵略了中國和朝鮮半島”。

只有正視歷史，才能真正走出歷史的陰影。否則，無論如何強調自己的“受害者”身份，都無法贏得國際社會的真正尊重。這，或許就是以色列媒體的言論，給日本上的最深刻的一課。

如今，地中海的風還在吹著對歷史的敬畏，太平洋的浪仍在拍打著對正義的呼喚。兩個曾經歷苦難的民族，因對歷史的不同態度走向對立，這本身就是一段值得深思的歷史。而歷史的最終正義，終將站在敢于直面真相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