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伴讀，家長與大學生在社交平臺互相避雷

圖片由AI生成

中介見縫插針

撰文/黎炫岐

編輯/陳鄧新

l排版/Annalee

暑期又至，對許多雙職工家庭而言，這意味著新一輪的“帶娃焦慮”。不過，與以往將孩子一股腦兒塞進培訓班不同，今年暑假，一種看似更個性化、更具性價比的模式悄然升溫——許多家長直接在社交平臺、二手交易平臺上招聘在校大學生擔任孩子的“暑期伴讀”。

在各大社交平臺上，近千條與陪讀相關的帖子中，一邊是家長對兼職大學生的期待：陪玩陪學還包攬家務，亦師亦友，性價比高；另一邊則是大學生們對這份兼職的想象：積累經驗，時薪200+，輕松掙錢……

然而，當專業平臺缺位，社交平臺和二手交易平臺似乎很難“承載”如此的供需。很快，各式各樣的“避雷帖”出現。家長避雷大學生，因為謊報學校、能力差、做事不積極；大學生避雷雇主，因為臨時討價還價、事多錢少、孩子太調皮……而更多時候，是中介機構被兩頭“避雷”。

由于沒有標準、合同和保障，看似兩全其美的好生意，終究只熱得過一個暑期。

當代大學生，都想當“德華”？

“有成都的家長需要暑假陪讀的嗎？本人985在讀女大，高考分數600+，四六級均過，六級分數621，帶娃經驗豐富。”在小紅書上發布了這條筆記后，喬英子又忍不住重新編輯，添上一段，“大一和大二分別帶過高三男生和小學女生，主要負責語文和英語。性格好，有耐心。”

不久后，喬英子通過一位同小區家長的面試，開始了自己的陪讀工作。每天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除了午休時間兩小時，她都需要陪在一位五年級的小學生旁邊。除了要輔導作業，還要陪伴讀書和玩益智桌游，此外，還有一小時陪伴小孩跳繩或打球。一個月三千元，包吃包開銷。

喬英子是在刷其他人發布的筆記時，萌生了兼職做“暑假陪讀”的想法。在此之前，她在上學期間也做過家教，“但感覺這種陪讀和家教不太一樣，家教主要還是以教學、輔導為主，但陪讀更多是陪伴，陪寫作業、陪玩。”喬英子調侃道，“更像是當德華。”

這個源自電視劇《父母愛情》的網梗，正成為像喬英子這樣的大學生的真實寫照，他們不僅在假期幫哥嫂或姐姐姐夫帶孩子，還想通過兼職將之變成生財之道。

在小紅書上，搜索“暑假陪讀”，能看到不少大學生毛遂自薦。而在閑魚等二手平臺上，也有大學生掛出“北京地區暑期可以伴讀，只接小學，如果初中，盯著學習也是可以的……”此外，在58同城等本地生活平臺上，大部分是由中介機構或培訓機構發起了類似的服務，關鍵詞也是“大學生陪讀”“書寫監督”等等。

而這一新“工種”的出現，與當代家庭對暑期教育“個性化”與“陪伴質量”的雙重追求不無關系。身在廣州的陶亞育有一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一想到寒暑假就犯愁，“雖然家里有老人可以幫忙照顧孩子日常起居，但是畢竟精力有限，也沒法輔導學習；送去托管班，一個是費錢，一個是還得有人按時接送，其實也麻煩。”于是，在看到“暑期陪讀”這一新形式后，陶亞不僅在社交平臺上發了筆記招大學生陪讀，甚至還在閑魚等二手交易平臺掛了需求，也去58同城上查詢了相關招聘。

陶亞的要求很明晰，包括：女大學生在讀，細致到“最好是華師、華工和廣外的”，并且傾向于師范和英語專業；職責明確涵蓋課業督促、興趣引導和日常陪伴；時間靈活，按天或按周計酬，日薪一百元左右……

圖片來源：多鯨

事實上，即便是在找暑期陪讀這件事上，陶亞所在的廣州也格外“卷”。公眾號“多鯨”曾抓取小紅書上關于“暑假伴讀”的730多條筆記，結果顯示：北京、上海、江蘇、福建、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帖頻次遙遙領先，僅北京就有99條相關內容。從城市熱度分布上看，“暑假伴讀”話題的高頻區域，與經濟水平、人口密度和教育資源的豐富程度幾乎重合。

家長和大學生，各避各的雷

看上去是互惠互利，兩全其美，但暑期剛開始不久，在小紅書、微博等社交平臺上，就已出現了不少“避雷”帖。

有的是家長避雷上門試課的大學生，發布筆記稱，“正在找陪讀的家長們，千萬別找不備課，課利用AI及各大軟件現搜題目教你們的孩子。我遇到一位極其不負責任的在校大學生……”也有家長對大學生的資質存疑，因此不少家長提到，“試課后發現對方學歷水平跟簡歷不一致，而且也不如專業老師有經驗。”北京日報也報道稱，有不少家長在家中安裝了攝像頭，并明確告訴大學生，自己會偶爾查看孩子的情況。

另一邊，則是大學生避雷雇主。有網友在小紅書上提到自己“被冒充家長的騙子騙了50000”也有網友在閑魚上收到騷擾信息。

事實上，喬英子的第一段陪讀經歷也并不順利。雖然和家長約定月結陪讀費用，但在喬英子陪讀兩周后，家長突然告知她要結束陪讀。后來，喬英子又先后跟幾位家長溝通，但大部分家長都會和她討價還價，“價格越壓越低，我感覺他們就是把大學生當廉價勞動力”。

而這或許是大部分大學生真實的陪讀感受。在小紅書上，有網友發筆記稱自己“不會再接寧波的陪讀，真的受夠了。”并表示，“接的幾個學生，要不是家長嫌貴了，不繼續上了，要不就是公子哥不喜歡學習，動不動就逃課。”

鋅刻度留意到，更多的“避雷”是針對偽裝成大學生的中介機構。陶亞發現，在她發布尋找陪讀的帖子后，有不少人私聊她，但一旦加上微信，就會發現對方其實是中介機構。這并非個例。在小紅書上，有家長也感慨道，“想蹲個真正的大學生陪讀，結果全是中介。”

閑魚上的陪讀中介

其中，在咸魚上，有中介機構發布多條商品信息，關鍵詞以“大學生勤工儉學，上門陪讀陪寫作業”“985211在讀大學生”“北京大學生上門家教”等為主。而不少大學生告訴鋅刻度，這些中介機構抽取的中介費并不少，“最后都是給中介打工。”其中有大學生在重慶的一加中介機構接單，“介紹費是課時費的兩倍。”另有浙江的大學生發布筆記稱，“大概共計收入在5000元左右，但中介的介紹費就將近五分之一”。

中介費各有不同

總之，中介費用沒有明確的行業標準，每家中介收取的費用不同，而大部分大學生都因此踩過不少坑。尤其是，即便有中介機構搭線，很多家長和學生都表示，并沒有跟對方簽訂合同，基本上都是口頭約定，微信轉賬。

58同城上的暑期陪讀信息

也正因此，許多大學也建立了專門尋找陪讀的微信群，群里的家長經常發布一些陪讀的需求。但據不少大學生和家長反映，這些群里也常常出現“偽裝”的中介。

如此種種，讓暑期陪讀成為了一個互相避雷的賽道。事實上，這本是供需雙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的理想模式——家長尋求靈活、有溫度的個性化陪伴，大學生渴望實踐機會與合理報酬。然而，當“個性化”的期待遇上“無標準”的現實，當“信任”的初衷陷入“無保障”的困境，看似雙贏的局面迅速演變成一場彌漫著猜疑與失望的“避雷”競賽。

家長的“雷”，在于信息不對稱下對資質、能力和責任心的擔憂，以及中介的層層盤剝；大學生的“雷”，則指向模糊的職責邊界、被壓縮的報酬空間以及難以溝通的“小雇主”。而橫亙在雙方之間的中介，在缺乏規范與透明度的環境中，非但未能有效彌合鴻溝，反而因其亂象成為新的“雷區”。

缺乏具有公信力的平臺、清晰的服務標準、公平的定價機制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契約保障，僅憑社交平臺上的“一面之緣”和口頭約定，終究難以支撐起這份需要深度信任與明確責任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