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的誕生：一起1749年禁詩案，如何預示法國的革命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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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年，巴黎街頭的一首禁詩掀起軒然大波。十四名普通人因傳唱諷刺權貴的詩句被捕，背后牽扯的卻是宮廷斗爭、稅收風波與民心沸騰。歷史學家達恩頓從塵封檔案中打撈出這樁“十四人事件”，揭開舊制度下隱秘的交流網絡——詩歌如何成為輿論的匕首？街頭巷議又如何撼動威權統治？本文透過《詩歌與警察》的微觀敘事，帶你潛入18世紀巴黎的信息暗流，看思想如何在地下奔涌，最終淬煉革命的火種。

詩歌與警察：18世紀巴黎的交流網絡

[美]羅伯特·達恩頓 著， 谷大建、張弛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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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樹彬

1749年的法國，注定是多事之秋。1748年10月簽訂的《亞琛條約》結束了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因其不利于法國，再加上其中規定要驅逐深得民心的斯圖亞特家族后代愛德華王子，在法國國內社會引起了廣泛的不滿；同年，財政總監馬肖試圖將戰爭臨時稅——廿一稅（vingtième）常態化，以償還國家債務，此舉令民眾心寒，并引發一眾高等法院的反抗；同樣是在1749年這一年，已被正式封為路易十五“首席情婦”的蓬巴杜夫人，開始染指政治，鞏固自己的地位，權勢滔天、時任海軍國務大臣的莫勒帕，其倒臺便與之息息相關。諸多風波共同攪動著當時的輿論。

相較之下，該年發生在巴黎的一件案子自然顯得微不足道，但不無意義。1749年春天，在新上臺的權臣達讓松伯爵的嚴令下，巴黎警察總監貝里耶開始追查一首首句為“黑色狂怒的怪物”的詩。據題目所示，該詩與莫勒帕的流放一事緊密相關。6月底，警察從密探處獲得情報。7月4日，警察首先誘捕了一名路易大帝中學的學生，名為弗朗索瓦·博尼斯。隨后，通過一系列調查和審訊，警察依次逮捕了教士愛德華、蒙唐熱和杜加斯。之后，法學生阿萊爾、法律職員茹雷和哲學系學生杜肖富爾相繼被捕。然而，逮捕并未就此中斷。7月10日，修道院院長居亞爾、梅西耶、鮑桑庫特和西格涅等地位稍高之人也遭捕。7月下旬，根據口供，又有三人被捕，分別是哲學專業學生莫貝爾、公證處辦事員特朗謝，以及特羅。這些人都是學生、教士和職員一類，皆因傳播誹謗要人要事的詩歌而被捕。案件涉及六首詩歌，以首句為題，分別是“黑色狂怒的怪物”，“不幸的法國人啊，他們的命運多么悲慘”，“人們從前何等高傲，如今卻如此卑躬屈膝”，“一個娼妓的私生子”，“背叛信仰竟可不算犯罪”，“肆意揮霍百姓的財富”。其中以“一個娼妓的私生子”這首詩傳播最廣、版本最多、影響最深。涉案人員總計十四人，故此案在檔案中被稱作“十四人事件”（Affaire des Quatorze）。

引發了一系列抓捕行動的某位密探的碎紙片（阿森納圖書館藏）

這便是美國文化史家羅伯特·達恩頓《詩歌與警察：18世紀巴黎的交流網絡》一書所要探究的事件。一首無關緊要的詩竟引發如此嚴厲的追查，“十四人事件為什么會引起如此不同尋常的反應呢？”（38頁）這一問題吸引達恩頓前去探尋此案的來龍去脈及其背后的意義。對于熟悉達恩頓研究的人而言，這一研究理路并不陌生。早在《屠貓記》中，達恩頓就指出，遇到難以理解的現象并覺察到一段距離的存在，便可作為一項研究的起點。因此，《詩歌與警察》可以說仍是達恩頓非常典型的一項研究。

《詩歌與警察》一書篇幅不長，中譯本已于近期出版。在此書中，達恩頓試圖探尋“十四人事件”背后的交流活動，包括傳唱、傳抄誹謗詩歌，借此勾勒當時巴黎普通人的交流網絡，尤其是口頭交流網絡，以此證明早在十八世紀中期的法國，就已存在信息社會和公共輿論。讀罷全書，很容易將內容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十四人事件”的偵查；第二部分是對該事件時代背景的探討；第三部分是針對詩歌、歌曲、歌曲集及其傳播所進行的分析。該作雖體量較小，其故事也沒有像后來的卡拉事件（Affaire Calas）那樣引人入勝、轟動一時且影響深遠，但是，在達恩頓高超的寫作技巧之下，該作可讀性極高，內容極為簡潔、有力，也不乏意義。

達恩頓向來以書籍史和新文化史研究而著稱，他為何會專門研究詩歌的交流史？這樣一項研究對他而言有何意義？達恩頓曾在訪談里說過，他之所以會研究這一時期巴黎詩歌的傳播，正是因為他在巴士底獄檔案館發現了一個題為“十四人事件”的檔案箱。這是一個偶然的機遇，就像他在瑞士查閱布里索的書信檔案時，偶然發現納沙泰爾出版社的龐大資料一樣。然而，問題并未就此得到解決。我們不妨學習達恩頓的研究方式，帶著這些疑問，去探查該作的研究背景，以便進一步理解這部作品，并解開該作對于作者的意義。

交流史與早期信息社會

《詩歌與警察》原作出版于2010年，距今已有十五年，如此一項交流史研究并不算新穎。甚至，若稍微追溯達恩頓的研究過往，我們便能發現，達恩頓很早就有意研究交流的歷史。達恩頓對交流和信息的關注，當然具有偶然性——納沙泰爾出版社的檔案偶然開啟了他那獨具風格的史學研究，但也與他博士畢業后曾做過記者的經歷不無關系。

事實上，交流史在達恩頓的史學中處于一個核心的位置，他甚至視交流為書籍史和文化史的關鍵。首先，達恩頓認為，書籍史要回答的一系列問題，諸如如何成書、讀者如何理解書的內容、作者如何汲取讀者的意見，都與其中各個角色的交流緊密相關。為此達恩頓還提出了交流循環論（communications circuit），仿若他在《詩歌與警察》里梳理的詩歌傳播網絡圖（20頁）；其次，將書籍視作交流的一個手段，對于理解書籍的整體意義，至為重要，否則，書籍史的研究便會退化為一個晦澀、封閉的研究分支，步圖書館史、印刷史、出版史等史學的后塵；最后，在達恩頓看來，有關文化對象的一切研究，最終都可以歸為如何“解開聞所未聞的意義系統”這一問題，而交流，對于意義的生成非常關鍵。在《詩歌與警察》中，一直牽動著達恩頓的另一問題，便是這些詩歌對于受眾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

詩歌傳播網絡圖

總之，既可以說達恩頓進行過專門的交流史研究，也可以認為交流作為普遍的概念，在其研究中無處不在。在《啟蒙運動的生意》（1979）中，巴黎出版商龐庫克與日內瓦出版商克拉默兄弟就《百科全書》再版而進行的明爭暗斗，不正是一場由商業交流構筑起來的啟蒙運動嗎？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1982）里，作為納沙泰爾出版社銷售代表的法瓦爾熱，其商業巡游不正是一場與書商、小販打交道的經歷嗎？

更甚者，在2000年的一篇題為“早期信息社會”的文章中，達恩頓就已對十八世紀法國社會的信息交流進行過集中研究，同樣涉及非法詩歌的傳播，同樣談到“十四人事件”，同樣想證明十八世紀中葉的法國已形成了信息社會和公共輿論，這幾乎預示了十年后出版的《詩歌與警察》。但是，兩者尚有區別。在《詩歌與警察》里，達恩頓研究的時段較短，并未將早期信息社會追溯至路易十五統治的初期，同時，他作出的結論也更為謹慎，沒有給出“導致了國王的去神圣化”這一結論。不僅如此，《詩歌與警察》一書可以說真正完成了一項完善的交流史研究。原因在于，交流只是一個基礎的方面，探究出背后的意義才是最根本的，而《詩歌與警察》彌補了《早期信息社會》一文在這方面的不足。這正是該作第二部分的用意所在。

在對“十四人事件”進行一番偵查后，達恩頓發現，再無更多的線索，再無更多的材料，該案無果而終。鑒于大多數詩歌都源自凡爾賽宮，達恩頓決定到宮廷中尋找破案的線索。1749年4月24日莫勒帕伯爵被罷免和流放，這成了關鍵。時人傳稱，詩歌導致了莫勒帕的下臺，而最初引發警方調查的詩，其題目便是“莫勒帕先生被流放了”。莫勒帕喜歡向國王匯報流行詩歌，以此取悅國王。他自己也經常創作詩歌，還編有《莫勒帕歌曲集》。傳言，莫勒帕在與國王、蓬巴杜夫人和她的表妹埃斯特拉德夫人用過晚餐后不久，巴黎傳出了一首詩歌：“憑借高貴而隨意的姿態/鳶尾花啊，你迷惑了我們的心靈/在我們的道路上，你灑滿了花朵/但那都是白色的鮮花。”因為晚宴上蓬巴杜夫人曾給另外三人分別送過一束白色鮮花，而“白色的鮮花”指的是預示性病的月經分泌物，除開國王和表親，莫勒帕自然受到了懷疑，更何況他與蓬巴杜夫人的圈子素有不和。此外，幕后主導審查的戰爭大臣達讓松伯爵，正是蓬巴杜夫人的寵臣，也是莫勒帕的宿敵。街頭詩歌就此與宮廷政治有了聯系。

一位巴黎的街頭歌手，1789年（法國國家圖書館版畫部藏）

達恩頓破案的目光并未囿于宮廷。在進一步梳理當時激發巴黎抗議輿論的各個事件后，包括法國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的失利、“愛德華王子事件”、廿一稅的常態化和詹森主義爭論，達恩頓認為，十八世紀中期的法國形成了新的一股反馬扎然浪潮，國王直接遭到了批評，王權直接受到了沖擊。如六號詩詩句所示：“你的國家已經陷入絕境，路易啊，這是你自尋的死路/但是要小心，狂風暴雨終會降臨到你的頭上。”達恩頓就此挖掘出了“十四人事件”背后的歷史情境，這是理解意義系統最為關鍵的環節。

由此一來，達恩頓勾勒出了完整的信息社會。這一信息社會突破了社會等級的區隔，上至宮廷貴族，下至雇工伙計，都被囊括了進來。這樣一個信息社會，既以文字材料，更以口頭消息作為媒介，即使在一個半文盲社會中，口語交流網絡極難追蹤、復現。無疑，達恩頓對這點的證明極為成功。如果說，自古以來，信息空間一直存在，畢竟信息交流對于日常生活而言不可或缺，對于政治體制的運作也必不可少，但一個信息社會的成型，需要一個至少初見雛形的社會實體和一個相對自由的交流環境。就這點而言，十八世紀中期的法國社會符合這些要求。

的確，舊制度時期波旁王朝的法國是一個威權國家，王室政府對書報行業維持著一個卓有成效的審查體制。“十四人事件”的當事人雖罪行難定，依然受到了嚴懲。拒不服從的哲學教授西格涅被流放到了洛林地區的朗貝爾庫歐波，自此被迫放棄自己的職業，窮困潦倒。博尼斯最終被流放到布列塔尼，蒙受流言蜚語和歧視，艱難謀生。然而，舊制度法國整個國家機器仍相對較弱，無法與現代國家相比，因而難以有效壓制非法信息的傳播。更何況，在某些方面，這些抗議活動得到了某些政府官員的默許和合作，譬如，書報總監馬爾澤爾布對《百科全書》和盧梭進行過庇護，或是“十四人事件”中警探給瓦爾蒙和特朗謝通風報信。

這就是達恩頓向我們呈現的舊制度法國在輿論方面的社會現實。信息的傳播、社會的凝聚、審查的漏洞，共同構筑起一個早期的信息社會。達恩頓相信，這樣一個早期信息社會逐漸侵蝕了舊制度的根基，對舊制度的崩塌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個娼妓的私生子”中的一些詩句。警察在巴士底獄給居亞爾修道院院長搜身時查獲了這些詩歌

十八世紀法國的公共輿論

在《詩歌與警察》里，“十四人事件”并非警方追查誹謗詩歌的全部，在巴士底獄的牢里，還有許多同樣因傳播這些詩歌而被捕的普通人，比如膽大妄為、四處傳播詩單的邁羅伯特，肆意朗誦“人們從前何等高傲啊，如今卻如此卑躬屈膝”卻事后躲藏的德福爾熱，甚至還有制帽匠之子布爾西耶、詹姆斯黨人德羅戈爾德。“十四人事件”只是龐大抗議輿論的一個縮影。這些抗議材料的傳播非常廣泛，人們在街巷館鋪，甚至就在巴黎羅亞爾宮的克拉科夫樹下（Arbre de Cracovie）下，傳唱、討論并修改這些詩歌。是否能就此認為十八世紀中葉的法國已經形成了公共輿論？這是達恩頓非常關心的問題，也是他這本著作的兩個主要論點之一。達恩頓給出了肯定的答復：“毫無疑義的是，公共輿論早在二百五十年前便已經存在?！保?5頁）

十八世紀法國的公共輿論向來是法國史學者關注的重點，因為這有助于解答“法國大革命為何爆發”的問題。為了理解并解釋大革命，很少有大革命史家能忍住不往前追溯革命思想的源流。許多史家就此將目光放在1771-1774年由莫普改革引發的反抗運動上，諸如基思·貝克、威廉·多伊爾和讓·埃格雷。他們試圖證明，各地高等法院的抗議，在普通民眾的支持下，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聲張自由的輿論風潮；這股輿論意味著政治文化的轉變，預示了后來的革命意識形態。還有一些史家轉而關注其它事件，但殊途同歸，例如范·克雷對達米安刺殺事件的探討，尤利安·斯旺對1757-1761年貝桑松高等法院抗議行為的研究。達恩頓概莫能外，盡管他的出發點不是解釋大革命，盡管他的論斷處處顯得克制，但我們依舊能感到，“詩歌浪潮”所代表的公共輿論與1789年是否存在聯系，這一問題始終牽繞在他的心頭。此外，十八世紀法國的公共輿論也是一眾政治理論家研究的重點，包括哈貝馬斯和?？隆？傮w而言，十八世紀法國存在公共輿論已是學界共識。

不過，問題并未就此止步。相較于街頭巷尾的交頭接耳，人們在閱讀論著的過程中所進行的理性思考，并據此形成的理性共識，是否也意味著一種公共輿論？這也是達恩頓要處理的棘手問題。為此，達恩頓梳理了當時的兩種公共輿論觀，其一是啟蒙論，以孔多塞為代表，該論認為公共輿論是在一種思想啟蒙的過程中達成的最后意見，與理性相適，其中作家成了主角；其二是社會層面的集體聲音，即梅西耶所說的“公眾先生”（Monsieur le Public），這也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公共輿論，與時事熱點緊密相關。《詩歌與警察》一書中的“詩歌浪潮”代表了后一種公共輿論。顯然，達恩頓所證明、認可的公共輿論，無疑是后一種。在他看來，“公共輿論并不是哲學家們想象的那種抽象概念，而是一股來自街頭的力量，在十四人事件發生時，它就已經非常顯眼了”（169頁）；之后的歷史已然證明，公眾之聲壓過了啟蒙之光。

《詩歌與警察》實拍圖

當然，比起達恩頓的另一認識，這里的結論顯得有點簡單。達恩頓是一名啟蒙運動史家，但與大多啟蒙史家不同，達恩頓關注的是“地下啟蒙運動”，即由暢銷禁書、違禁詩歌、動物磁性論（Mesmerism）、屠貓狂歡等構成的光怪陸離、異?；钴S的日常社會空間。達恩頓主張“思想的社會史”，他認為，思想要通過權力和交流體系，才能生根發芽。這令人想起了二十世紀初法國文學史家古斯塔夫·朗松的觀點，在他看來，啟蒙運動的“經典”更多是一種社會現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達恩頓繞過了啟蒙經典作家和經典著作，他非常熟悉伏爾泰、狄德羅和盧梭，也對之頗有研究。毋寧說，他選擇了從社會運作的視角來看待啟蒙運動，如伏爾泰對輿論的操縱，盧梭在書信中與讀者共筑的情感空間。因此，回到公共輿論這一議題，利用達恩頓自己的史觀來作進一步的拓展，我們是否能認為，公眾之聲與啟蒙之光本就不是分隔的？

在反莫普改革運動中，愛國派的聲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等法院派寫手的推動，如勒佩日（Louis Adrien Le Paige）；同樣，大革命前夕之所以出現聲勢浩大的反特權輿論，成員多為貴族和有產階級精英的“三十人俱樂部”（Société des Trente）功不可沒，而西耶斯起到的作用自不必說；1789年7月22日，在得知巴黎民眾殺害了前巴黎稅務總監富隆及其女婿貝爾提耶后，巴納夫在制憲議會里說道：“難道他們流的血是純潔的嗎？”以此為巴黎民眾辯護。這些都是廟堂與街頭在輿論上進行合作的典范。由此觀之，公共輿論的形成和表現可能要更為復雜。某些時候，公開的聲音背后，少不了私下的密語。當然，非常熟悉媒體和新聞制作的達恩頓很明白這一點，“詩歌浪潮”中的一些作品不正是來自宮廷寫手嗎？拒不配合的西格涅不正與安德烈·莫雷萊、杜爾閣、狄德羅等啟蒙要人有著深厚的交情嗎？

同信息社會的存在一樣，如果說達恩頓非常成功地證實了十八世紀中葉的法國存在公共輿論，那么他依然給我們留下了一些難題。在讀過書中討論公共輿論的兩章后，我們依舊對這樣一個公共空間的意義和作用一知半解。

事件的“淬火”

達恩頓深知“十四人事件”太過渺小，相關材料非常有限，因此避免賦予過大的意義。他十分清楚，1749年與1789年相距甚遠，“18世紀中葉，巴黎還沒有做好革命的準備?！保?71頁）。然而，達恩頓還是作出了與1789年有關的結論，他認為，公共輿論成形并歷經數十年發展后，導致了舊制度的徹底崩潰。這一論斷依舊模糊，意義仍然不明，畢竟十八世紀中后期法國的公共輿論既有蘇醒的瞬間，也有沉睡的時候。這相距五十年的光陰里，有太多的事情尚待解釋，僅僅“公眾先生”的誕生這一解釋恐太單薄。

達恩頓沒有忽視這一空白，他選擇了“事件”作為解題的關鍵。由于消息和新聞的傳播，事情升級成了事件。透過事件，我們才能切實地觀察到那既無處不在、又無處可尋的公共輿論；通過事件，輿論才能形成氣候。達恩頓進而相信，事件對集體意識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大事件使得重構社會現實成為可能。

達恩頓的新作《鼎革之氣》（The Revolutionary Temper: Paris, 1748-1789,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23. 中譯本：張弛譯，中信出版社即出）正意在如此，這部著作限定的時間范圍恰好是1748-1789年。在這約五十年的時間里，巴黎發生了一個又一個震動人心的事件，如耶穌會遭驅逐、盧梭的《新愛洛漪絲》引起的轟動、卡拉事件、鉆石項鏈事件等等。這些事件在巴黎不斷制造洶涌的公共輿論，逐漸溶解了政治的秘密性，淬煉了巴黎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鍛造了革命意識形態。這正是該作題目“淬火”（Temper）一詞的用意所在。

作為其中的一章，“十四人事件”是這一歷史鏈條的起點。我們不禁想問，“淬火”一詞是否足以解釋1749年的“詩歌浪潮”？或許足以。雖然案件中的十四人或多或少都對誹謗詩歌的內容和情感表達了認可，或出于欣賞，或出于取樂，或出于共情，但背后沒有任何明顯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動機。除西格涅外，他們都曾向警察求情，都竭力辯解自己沒有冒犯的意圖。他們事后都經歷了監禁和流放，雖有怨言，終歸于平靜，并未滋養出反叛的政治意識。然而，或許就在這樣一種“冷熱”磨難中，他們開始希望自己的命運和周遭的環境能有所改變；或許，在看到許多人跟他們一樣都在傳唱詩歌，在看到不少人因同樣的原因被捕入獄后，他們感到他們并不孤立。這是一種公共意識的萌芽，難以捉摸，其成長定非一日之功，正如打造一件利器需要反復淬火鍛打。

遺憾的是，我們很難探知每一次淬火，也就是每一次輿情之間，巴黎民眾的內心究竟經歷了何種成長。事件是否在他們的內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還是說，風波一平，他們就當作一切未曾發生過？出于類似的原因，達恩頓舍棄了閱讀史研究，因為能反映十八世紀讀者感受和意見的材料非常少。所幸，深受人類學影響的達恩頓沒有放棄。通過多項研究，包括此處的《詩歌與警察》，他在微觀敘事中一步一步地帶領讀者接近那些歷史角色的內在世界。

本文首發于《澎湃新聞·上海書評》，文景獲授權轉載。

詩歌與警察：

18世紀巴黎的交流網絡

[美]羅伯特·達恩頓著

谷大建、張弛譯

達恩頓口傳文化研究野心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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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啟蒙與革命關系，揭示公共輿論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