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酒“英雄”的落幕

在合肥蜀山監獄的一個角落里，一名叫王效金的犯人死了。

作為安徽名酒——古井貢酒任期最長的董事長，王效金曾經是白酒行業里的“大人物”，他把這家縣城酒廠擴張成職工上萬、資產百億的全國知名酒企，一度貢獻亳州地方利稅收入的八成之多，與一位落馬的王姓副省長并稱“亳州二王”。

他一生背負無數悖論式的評價：崇拜曹操，不憚冒險，喜好名氣，世故傲氣，頭像印在酒瓶蓋上，標語牌掛在集團門口，能滔滔不絕連開五六個小時的會議，將自己稱為帶領綿羊的獅子領導，還寫過一本《總要比別人好一點》的隨筆[1]。

在古井貢酒當了20年的“一把手”之后，58歲的王效金于2007年被紀委帶走。14頁的起訴書，總結了他在1991年到2007年之間收受約980萬元的賄賂[2]，并將他的名祿與自由一并沒收，與外界的聯系，也僅剩與妻子每周兩次的通話。

法庭上受審的王效金，2008年

16年后，王效金死在鐵窗之下。盡管獲得了兩次減刑，但他還是在出獄前的兩個月突發心臟病去世。那天是2024年7月8日，古井廠和絕大部分的安徽媒體，都對這位曾要“生做古井人，死做古井鬼”的企業家的死訊，保持了沉默[3]。

王效金顯然不是孤例。在白酒界，有人貪得更多、抓得更晚，但死得更早，比如——茅臺的袁仁國。

袁仁國是茅臺王朝締造的關鍵人物。他1975年作為下鄉的知青，加入茅臺，一路從車間的制酒工人，坐到了總經理和董事長，是茅臺靈魂人物季克良手下的得力干將，也是他欽定的接班人。2018年，袁仁國卸任，一年之后，他落馬被查。

法庭上受審的袁仁國，2021年

他以10倍于王效金的賄賂金額，被通報雙開，并判處無期徒刑——入獄僅4年，袁仁國于2023年8月底突發腦溢血，被從監獄送到了貴州醫科大學附屬白云醫院，在ICU中搶救了十多天，最后在9月9日逝去，比王效金還早了一年。

王效金和袁仁國這些酒企的“一把手”們，曾經是白酒界的“猛人”和“英雄”，他們締造過無數傳奇，是媒體頭條和官員酒桌上的常駐嘉賓。但在時代的起承轉合中，當年的這些座上賓跌為階下囚、躺上病榻、湮沒人間，終究難逃人生的宿命。

白酒的時代已經落幕，現在歷史翻到了“還賬”和“清算”這兩頁——首當其沖的，就是那些昔日叱咤風云的“猛人”們。

01. 朱樓賓客

1988年7月28日，安徽亳州的白酒門市部一開門就被搶購一空，這批消費者后來兵分兩路，一批沖到銀行排隊取錢，另一批堵在廠長王效金的辦公室門口，等他批“買酒條”。

那天，國家放開了13種名酒的自主定價權，商品的價格第一次能按照供求關系來自由調整。物價飛漲的擔憂在民間發酵了一整個夏天，從南到北的老百姓把名煙名酒和夾克鋁鍋都買了個精光。

古井貢酒緊跟暴漲，60度酒從14.5元漲到48元/瓶，相當一名教師半月的工資。于是它從平民餐桌上迅速消失，變成囤積保值和人情送禮的投資品，酒廠的員工喜氣洋洋，王效金批條子的手卻越來越沉重：古井的市場是大眾的市場，這樣的瘋狂現狀維持不了多久。

1989年初，白酒寒潮如期而至，長期包銷古井貢酒的糖酒專賣公司不再買帳，和酒廠自產自銷的茫然命運一起來的，還有體制內白酒消費的禁令。白酒出現“三不喝”的滯銷困境：外國人不喝、干部不敢喝、老百姓喝不起。一直在擴建產能的古井酒廠，來到庫存高企的危機時刻。

幸好，新官上任的王效金做成了一件事，救了酒廠，攪活了90年代的白酒市場。

多年以后，在中國作家協會的《調查古井貢》里，兩名作家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那個決定性瞬間：在釀酒車間蒸汽彌漫的水泥浴池里，王效金半夢半醒，猛然想到對老酒“保價銷售”、對新酒“降度降價”的營銷策略，連衣服沒穿就神叨叨的往外沖。

他秘密叮囑勾兌師勾幾款降度酒，轉頭跑去省里找領導要批準，因為這年還有另一件大事：國家上調了白酒計稅基礎價，簡單來說，白酒繳稅的基數從出廠價變成售價，民間的層層利潤轉成稅錢繳給財政——彼時的白酒價格跟著度數走，降度降價盡管為提升銷量，但還是逆于國家稅收利益的。

當地向有“古井打個噴嚏，亳州感冒三天”的說法，作為納稅大戶，王效金讀過不少史書，和高層開會時一度十分悲壯：“假如我失敗了，只希望倒了霉時，同志們能給我留碗飯。”

好在紅頭文件拿到手，55和38度的降度白酒順利上市，古井特曲的售價甚至降到6元。名酒變民酒，市場反響熱烈，汾酒和瀘州老窖紛紛效仿，而古井憑借領先降價的窗口期，兩個月拿到1000萬的利稅，成為1989年唯一沒有效益下滑的酒企，并在此后7年與五糧液和茅臺穩居行業前三。

意氣風發的王效金（右二）

20世紀90年代，白酒行業自南方談話的政策松綁后加速，酒廠老板個個底氣十足要出征全國，王效金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多元化上愈戰愈勇，投資地產、建了亳州第一家四星大酒店，跨界礦泉水、塑膠和貢菜生意，收購啤酒和葡萄酒產業，甚至考慮買下史玉柱的巨人大廈。

那時，像他這樣的白酒企業家是地方經濟的英雄，頭頂納稅責任，肩扛致富使命，在當時的環境下，他們的冒險和野心廣受稱贊。到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和1996年的國企改革之后，地方財政對白酒企業寄予更多期望，壓力帶來動力，將它們推向競爭更激烈的全國市場。

五糧液把廣告打到了茅臺老家；為了提升信譽格調，古井指明要貼著《焦點訪談》播廣告；1996年，為了在糖酒會見縫插針地營銷，古井把石家莊市區的樹上掛滿了紅雨傘，沒承想隔天下雨，雨傘被一夜搶光，當地政府甚至為此召開了針對市民公德的大討論，還派宣傳部長出面道歉。

此時的白酒行業主要靠廣告打市場，投入越高，回報越大，這締就了不少營銷奇談——當然，這也在1994年催生出中國第一部廣告法。

白酒行業從1980年代起缺乏規劃和監管的痼疾，經由1990年代惡性競爭的催化，最終暴露在信任和品質的崩塌之后——1996年，秦池的姬長孔豪擲3億衛冕CCTV標王，引來北京的記者暗訪，結果被爆收購散酒勾兌而暗淡退場；兩年之后，山西朔州假酒又致27人在春節間接連死亡。

1996年的央視“標王”誕生

1997年到2002年，白酒行業在亞洲金融危機的余波中，接連遭遇消費遇冷、產能過剩、監管趨嚴的打擊，賣方市場開始轉變為買方市場。不過，這只是下一輪爆發的前夜——待到虛火散盡，昔日的王牌將成為掣肘，曾經的錯失也能成為上好的良機。

1998年，再次陷入滯銷和財務困境的茅臺，背負保守和傲慢的批評，終于告別定產定銷，自建渠道銷售，并逐步完成遲到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盡管當時的市值僅有五糧液的一半，但許多傳奇往往都需要時間醞釀。

2000年開始，茅臺憑紅色敘事和“文化奢侈品“概念頻頻提價，引得同行也紛紛尋找“文化賣點”，作家吳冕在《白酒風云》中回顧那段時期，稱一些企業的宣傳像“挖祖墳”，“對消費者就像對’弱智兒童‘”，追溯上千年杜撰一個傳奇[5]。

諷刺歸諷刺，但這種手段十分奏效，解決了消費者的信任難題，甚至催生了一整條產業鏈——咨詢、包裝、防偽標識、禮品包裝、白酒周邊......接下來是營銷高端局，鈔能力失靈，酒的產品質量、品牌歷史和渠道營銷都變得缺一不可。

從2002到2012年，古井貢酒、汾酒等則因為低價薄利逐漸退居地方。在WTO的貿易繁榮、房地產和股價的推動下，茅臺、五糧液和水井坊、瀘州老窖、洋河等一起迎來了白酒的新黃金十年。

在這場行業洗牌中，“老大”茅臺的崛起離不開兩個關鍵人物的配合——袁仁國和喬洪。

袁仁國18歲進茅臺，前后擔任過車間主任和廠長助理，從1994年就負責銷售工作，他與政商界關系密切，力推“國酒”申請商標，并主導搭建了茅臺龐大的經銷商體系[6]，最早提出組織“茅粉會”——算得上是鼻祖級的資源社群主理人。

而喬洪30出頭就做縣長，一路高升到省里當了管糖酒的副廳干部，2000年，這位官場少壯派空降茅臺，成為僅次于集團公司董事長季克良、股份公司董事長袁仁國的三號人物，被譽為“三駕馬車”之一，為茅臺的崛起也立下了汗馬功勞[7]。

國家博物館和茅臺聯合發布會上的喬洪，2010年

2000年初的茅臺在產量、銷量、增速和市占率上都有頗多劣勢，而袁仁國和喬洪兩人引領了茅臺經銷商體系擴張和壟斷式營銷，讓茅臺到2005年零售價翻了兩倍，利潤總額翻了五倍，并在2007年超過了五糧液的零售價，成為行業老大。

2012年，國家商標局發布了“國酒茅臺”的商標初審通過公告，杜康為此憤然發出“討逆檄文”細數茅臺十宗罪，五糧液也作出回應：“全國人民都反對。”

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茅臺這類高端白酒想爭奪的市場和金主已然明了——乘著政府紅利起步發展，借政府背書高端化，靠體制消費拉營收，白酒產業循著中國人情社會的傳統，與政治緊密依存。

這一現象被記錄在流傳甚廣的《中縣干部》里：“喝酒是編織關系網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縣每個干部領導的必備之課......是中縣官場的興奮劑，是干部交往最常用的媒介......是建立關系、信息的流動地，辦事的潤滑劑......是軟化僵硬官僚體系的化學劑，是政治體系良好運行的潤滑劑[24]。”

這篇博士論文發表在2010年6月，一年半后，八項規定使這一切轉入地下，高端白酒靠政務增長的邏輯走不通了，接下來的行業未來屬于大眾市場。

主打“情懷”的洋河，憑借多年埋頭組建的經銷體系和重金營銷，用不同于紅色醬香、金色清香的藍色綿柔，乘著消費升級的趨勢，迎來了自己在婚宴、團購和贈禮上的好日子：2010年開始，洋河的營收和凈利反超瀘州老窖和汾酒，開啟了長達15年的“茅五洋”時代。

2012年，中國人喝掉了超過110億升白酒，占了全球烈酒消費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8]；白酒行業的銷售收入在10年間從496億元上升到近4000億元，白酒產量翻了三倍突破千萬升，白酒的利稅總額也增長10倍到1366億元[9]。

這是中國白酒行業誕生后最熱也最痛的一年，行業開始轉型，酒客開始換桌，而那些曾經攪動風云的白酒企業家們，也將在行業的淘洗與沉淀下顯露原形，走向各自的命運與歸途。

02. 利令智昏

2007年4月，茅臺酒廠一只容量320噸的酒桶崩裂，數十噸醬香酒直泄赤水河，這是建廠以來罕見的特大事故，財新采訪的知情人透露：“酒桶早有裂縫，但一直無人負責。”

也正是在茅臺缸裂的這個月，古井的王效金和茅臺的喬洪先后被紀委帶走調查——喬洪被指控用職位幫廣告、供應和經銷商牟利，收受1442萬的賄賂，還有840萬無法說明合法來源，最終數罪并罰，判處死緩，妻弟也一起被查[10]。

兩人作為白酒界最早被抓的一批企業家，同列那年“財經十大悲情人物”，各得評語“貪者自敗”、“罪累同族”，與同在榜上的“品牌喪失”宗慶后相比，顯得格外凜冽[11]。

而兩人前后落馬，背后原因都指向同一人——山東商人姜國武。

姜國武有一家包裝公司，2000年起給古井生產酒瓶蓋，前后給王效金和多名高管行賄超過60萬，這筆錢在2004年的采購中派上了用場：他生產的瓶蓋質量不達標，卻能在內部的疏通下被“特批”用到河南市場[12]。

另一邊，姜國武當上茅臺的經銷商，將掮客的商業思維發揮到極致：2002年，他經辦茅臺內部赴韓看男足踢世界杯的活動，從報價加價中牟利近300萬，轉頭分成給彼時帶隊的喬洪[7]。

2002年韓日世界杯賽場上的中國球迷

2007年3月，被拘的姜國武供出兩人，可能是因為將功贖罪，如今他依然以董事長身份行走江湖，而王效金死于去年，喬洪則杳無音訊。

那年茅臺股價首次破百，已經持續八年兩位數增長[13]；古井集團剛艱難摘帽ST，困于稅務和業績中丑聞不斷；牛市的洶涌模糊了紅線邊界，使腐敗無孔不入地滋生，而法律又一視同仁地將兩位越界者罰出場外。但王喬二人的經歷顯然沒有給當時狂飆的行業留下足夠的震懾。

直到2012年，行業負面事件頻發：5月洋河被曝購買散酒勾兌，6月汾酒召回兩個月的不合格產品，8月古井貢被質疑酒精勾兌，11月酒鬼酒陷入塑化劑風波，瀘州老窖更是接連曝出排污、塑化劑、偷稅、滲水等多重丑聞。

同年，質監部門首次大規模公開白酒抽檢與執法查處結果，紀檢部門嚴控公務消費，國務院發布“八項規定”，明確公務宴請不得飲用白酒。突如其來的三重打擊，讓行業在需求端遭遇21世紀以來最沉重的沖擊，此前長期占茅臺30%以上營收的政務消費占比，到2017降至1%。

野蠻生長與政商割據的舊模式就此轟然坍塌，清算也陸續啟動。

2014年，茅臺集團的黨委副書記房國興被查收受1008萬和價值90萬的大眾途銳，被判全部上繳國庫和坐牢十年半；兩年后，已經退休的茅臺股份副總經理譚定華，因受賄3460萬被查，而他落馬前的座右銘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季克良曾說過一句近乎預言的話：“茅臺最大的問題是市場[14]。”這個過去既無營銷團隊、也不需市場的國企，自1998年起才學會“經銷商和消費者是上帝”的謙卑；換句話說，茅臺低估了市場對利益的垂涎程度，從而留下了極易滋生腐敗的缺口[15]。

茅臺元老季克良

那時的茅臺經銷商大會，酒廠不用催著經銷商訂酒，而是經銷商們討要更多庫存，逼問下一年的產能抬升幾何——每多提一噸酒就意味著幾十萬的利潤，而保持計劃經濟時代慣性的茅臺廠，每年只有60%的酒分給經銷商，剩下40%全憑領導批條[7]。留給主事者們的權限有多大，能產生的誘惑就有多少。

喬洪就曾抱怨，逢年過節來送禮的人多得難以拒絕[13]。他將茅臺形容為充滿巨大能量的航空母艦，自己不過是打開釋放通道的人[7]。顯然，能給航空母艦開門的人，能量也不容小覷。

有一則值得玩味的民間軼聞，說喬洪是內部權力斗爭的犧牲品[13]。彼時他被視作可能撼動袁仁國接班位置的隱患，但這名來自畢節縣的空降兵最終沒能勝過土生土長的仁懷老將。喬洪落馬后，袁仁國代任了他的總經理職位，四年半后成為茅臺集團和股份公司的董事長——繼續兼任總經理。

當上茅臺一把手的袁仁國，無暇惦念當年的這位手下敗將，直到12年后，他站在了跟喬洪一樣的審判席上。

在紀委的通報中，袁仁國罪行累累——“做權權、權錢、權色、錢色交易，政治攀附、大搞家族腐敗”，借批酒條和經銷名額受賄超過1億，送官員升遷，讓妻子和兒女通過經營茅臺賺超2億，就連遠房侄子、保姆、司機都借賣酒賺了大錢[16]。

袁仁國被查至今，茅臺有14名高管落馬，超過三分之一的經銷商被取締，整個茅臺為之顫動。此后接任的李保芳致力于整頓經銷商，換句話說，是在努力從制度上避免腐敗的可能。

但緊接著，繼任的兩位董事長，高衛東“嫖娼、賭博、長期打高爾夫不給錢還教人串供、收受巨額賄賂和財務”[17]，2024年被判處無期徒刑；他之后的丁雄軍則因“涉嫌違紀違法”在今年1月被帶走調查。

高衛東在《一嚴到底——貴州正風肅紀反腐》中的懺悔

15年間，茅臺唯獨李保芳一位董事長平安落地。

這期間，一向與茅臺“爭高下”的五糧液也沒閑著，至少10名高層被查；劍南春董事長喬天明則在接受近10年調查后，以74歲高齡被私分國有資產罪等，坐牢5年，罰金4億；今年1月，曾立誓要帶五糧液二次創業的董事長李曙光，也被帶走。

能登上頂尖國有酒企董事長的人，不會不知道為巨輪掌舵的風險，但他們接連墜落，恐怕不僅因為道德的重力——這其中，政策的變換、財政的倚重、推杯換盞中的利害、各環的豐厚利潤，都織就了一張越收越緊的暗網，最終捕獲了自己。

回到30多年前，意氣風發的王效金說過一段自負的名言：“誰能打垮王效金？誰都打不垮王效金，只有我自己能打垮我。”在牢里的17年，如果逐個讀過同行們落馬的報紙新聞，他應該會產生全然不同的感嘆：

能打垮一名白酒企業家的，遠不止他們自己這么簡單。

03. 還賬時代

2025年6月，江蘇酒企洋河股份，在火爆的蘇超賽場上，猝不及防的跟同省的今世緣，打了一場遭遇戰。

作為江蘇第二家上市酒企，今世緣在過去5年對省內的老大洋河步步緊逼：2024年，前者省內營收105.5億元，占全部營收92%，洋河省內營收127億，領先今世緣的幅度已經不大了，而其全國范圍的營收和凈利，也都在慘跌。

一邊是野心勃勃的二弟要找增長，另一邊在全國敗退的大哥想守住老家，兩家交鋒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這種較量貫穿了6月的蘇超球場——今世緣作為唯一白酒贊助出盡風頭，而洋河只贊助了宿遷一支球隊，被省內媒體點名批評。

這不只是簡單的失誤，因為洋河曾經最擅長的，就是營銷。

2023年，洋河的廣告促銷費從24億飆至34億，但營收增長同比卻掉下8個百分點；2024年，盡管洋河維持了36億的廣告投入，但營收又下跌了12.83%，利潤更是腰斬三成——是5家頭部白酒中唯一雙降的公司。

宿遷洋河酒廠旅游區，@貓年快樂拍攝于2024年7月

外部的頹勢，是內部問題的結果。6月12日，洋河的董事張聯東在股東大會上，為市值跌破千億向投資者鞠躬道歉，稱“最大的問題在管理層”；二十多天后，他在參加完一場跟劉強東“品酒”的活動之后，他便辭掉了洋河股份的所有職務。

同期，洋河最大股東——宿遷國資的代表，集團董事長楊偉國也被免職[20]。但這場高層的地震，并不是起于張聯東和楊偉國，而是肇始于2022年下半年——2022年9月，江蘇紀委帶走三名洋河前高管——楊廷棟、張雨柏和叢學年。

這三人也都是洋河當年的功勛人物。其中楊廷棟擔任洋河一把手長達14年，張雨柏是其接任者，而叢學年擔任過董秘和總會計師。三人被帶走后，洋河董事周新虎、執行總裁劉化霜等至少6名高層也相繼以年齡、調動或個人原因辭職[20]。

退休后楊廷棟給淮陰師范學院做報告，2020年

調查直指向洋河的二股東——“藍色同盟”，這是一個由管理層持股的平臺，占股17.59%（大股東為宿遷國資），由2006年在楊、張、叢的主導下成立，三人在藍色同盟中合計占有超過三分之一，其余股份由140多名中小股東分散持有。

2020—2021年間，藍色同盟大幅減持洋河股份，套現百億。半年后，持股最多的三人因涉嫌侵吞國有資產被刑事調查，同年9月，平臺賬戶13億元被劃入監管賬戶，中小股東不僅沒拿到分紅，還被要求將股份“自愿無償”轉讓給宿遷財政，并退繳過去十余年的分紅。

爭議的源頭，要追溯到2006年的洋河股改。當時，洋河形成國資、管理層、機構和個人各占三分之一的股權結構。楊廷棟和張雨柏作為管理層出資最多，作為個人持有洋河近十分之一股份[21]。

盡管他們被視為洋河市場化的功臣，但由于涉及上百億的財富，長期招致公平的爭議[22]。三人自2023年被移交檢察院后，兩年過去，南京中院至今仍未開庭。

這不是洋河獨有的故事。絕大多數中國白酒企業都是國企出身，從1990年代開始，在國企改制的推動下，它們引入民營資本、轉變為混合所有制，造就了眾多白酒財富神話，但股權改革，也就成了白酒企業家們最容易翻車的修羅場。

在楊廷棟等人被移交檢方的2023年，劍南春董事長喬天明則被正式宣判——獲刑5年，罰款4億元。

接待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喬天明，2003年

喬天明被指控的罪行之一，也是股權改制時期的“行賄”和“私分國有資產”。2004年，劍南春拿到了四川省財政廳的批復，以MBO（管理層收購）的方式進行改制，喬天明成功地從國企領導，變成了私企老板，持有劍南春26%的股權。

但跟洋河一樣，這次MBO為日后的爭議埋下了伏筆。從2015年開始，喬天明就因為一件重量級的案件而開始被相關部門調查，2018年，樂山市中級法院公開審理了喬天明一案，擇期宣判。但一直等到5年后的2023年，才等來了結果。

到了2025年1月，曾經擔任五糧液董事長的李曙光，也被有關部門帶走。李曙光自2017年，從四川經信委空降到五糧液，擔任一把手。他雖然不是五糧液崛起早期的關鍵人物，但也帶領五糧液跨過千億大關，開啟了五糧液的“二次創業”。

至此，“茅五洋”三大品牌，均有曾經的“一把手”身陷囹圄。

在猛人退場的同時，中國白酒行業已經經歷了連續多年的下滑。2016年，中國白酒行業的產量達到峰值1,358.4萬千升，至2024年，這個數字下降至414.5萬千升，累計降幅達70%。白酒企業數量也從昔日的1600家，萎縮到了600家左右。

站在足夠長的時間線上，中國的白酒消費會被經濟周期、消費喜好、人口結構等因素所影響，這都是能看得見的因素。但跟政商綁定的中國白酒企業，以及它們的締造者們，往往會被某一種更大的力量所主導，它們通常都是看不見的因素。

酒會帶來虛幻的錯覺，但它總有夢醒時分的那一刻。

04. 尾聲

一個屬于白酒的時代已經終結。

它自1988年夏日的門市部貨架上懵懂起步，伴隨改革開放、國際貿易和地產股市的助推，一頭扎進市場化的洪流，又各自登上政商或百姓的酒桌。

吃到制度紅利的垂青的商人們，在國字號的便利、民營經濟的活力和政商之間微妙的平衡中，心甘情愿引領企業變革和冒險，也為此享用到特權與自由的甜美。但這些從酒桌和制度中套利的商業習慣，注定無法穿越接下來收緊的白酒周期。

當年坐在塔尖的袁仁國、喬天明、王效金們，病了，死了，判了，而真正的終結信號，來自以楊廷棟、張雨柏、叢學年為代表的洋河：這些退休多年的股改“功臣”倒臺，意味著曾經看似合規、推動白酒企業變革的改制模式，正被重新復盤與清算。

疑問縈繞在每家酒企頭上，是行業的未來走向哪里？那些能憑一己之力改變行業格局的大哥們已經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這塊市場需要更規范的制度和更積極的公司治理，它依然會催生白酒銷冠，但不會再有屬于某位白酒英雄的高光時刻。

酒香仍存，盛筵難再。

全文完，感謝您的閱讀。

參考資料

[1] 安徽古井集團：一場釀了十年的危機，南方周末

[2] 古井集團原董事長王效金受審，檢察日報

[3] 調查古井貢，都沛，楊小凡

[4] 茅臺原董事長袁仁國服刑期間去世 病緣腦溢血，財新

[5] 白酒風云，吳冕

[6] 茅臺不好動｜特稿精選，財新

[7] 茅臺喬洪案詳解，財新

[8] International Wine & Spirit Research

[9] 中國白酒業與改革開放共成長，金融界

[10] 茅臺酒股份公司原總經理喬洪涉賄案一審開庭，新華網

[11] 2007財經十大悲情人物，中國新財經

[12] 古井腐敗窩案水落石出，財新

[13] 茅臺十字路口 ｜特稿，財新

[14] 茅臺銷售渠道禍源：限量提價背后的尋租空間，21世紀經濟報道

[15] 貴州茅臺集團原董事長季克良：茅臺突圍靠什么，第一財經

[16] 茅臺原董事長袁仁國被“雙開” 行賄官員持續多年，財新

[17] 茅臺集團原董事長高衛東被“雙開”：長期沉溺賭博、多次嫖娼，甘于被“圍獵”，每日經濟新聞

[18] 今世緣營銷海報引爭議 加速沖刺全國化，中國經營報

[19] 白酒“探花”易主 洋河股份增長承壓待破局，中國經營報

[20] 洋河股份董事長張聯東辭職 曾反思公司品牌建設落后，財新

[21] 無法到賬的分紅款 洋河股改追查爭議，財新

[22] 洋河董事長張聯東任期未滿辭職，任內業績排名下滑、員工激勵計劃虧損，經濟觀察報

[23] 貴州茅臺總經理被調查問題仍未定性，經濟觀察報

[24] 中縣干部，馮軍旗

作者：徐嘉

編輯：戴老板

責任編輯：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