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九三大閱兵是為了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筆者認為需要警鐘長鳴,慎防大約500萬日本右翼民粹軍國主義者死灰復燃,卷土重來,危害地球。筆者留日多年,對大和民族的多重性格略有認識。近日朋友建議筆者談一下中日關系和大和民族的前途命運。題目太大,需要慎重思考。關鍵是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右翼民粹分子區分開來,正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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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日本人口1.3億。過去24年來持續下降;現在只有1.2億。右翼分子大約500萬,僅占日本人口4.2%;怎樣能夠最終化解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關鍵是要弄清楚誰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
日本右翼團體是一個復雜的政治光譜,其規模和影響力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日本右翼團體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多元的集合體,主要分為以下幾類。傳統右翼包括《日本會議》《“亞細亞之友”會》和《神道政治聯盟》,主張天皇崇拜、反共、修憲,否認侵略歷史(南京大屠殺、731部隊、慰安婦),從事政策游說、滲透政界學界、提倡修改教科書。暴力行動派包括《日本皇民黨》和《板垣師團》,主張反我方、反朝、街頭暴力(沖撞外國使館),街頭示威吶喊、暴力襲擊政敵。新興極右政黨是《參政黨》,主張日本人優先、排外主義(驅逐移民)、恢復軍國主義教育,參與選舉政治、社交媒體動員。宗教右翼包括《神社本廳》等關聯團體,主張神道國教化、靖國神社參拜合法化、宗教活動與政治結合。
《日本會議》是日本最大的保守組織,主張修憲、否認東京審判,會員約4萬人,控制自民黨大約40%議員,互相呼應。《日本皇民黨》以暴力著稱,有山口組背景,曾駕車沖撞中國駐大阪領事館,成員的黑社會背景濃厚。《參政黨》在最近的一次參議院改選中,從只有1席暴增至15席;該黨主張皇民教育和排外政策,現時聲量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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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右翼團體的組織松散、活動隱蔽,人數統計存在爭議。從公開數據看注冊成員,《日本會議》大約有4萬會員,《板垣師團》的登記會員大約2000人。根據日本警察廳公布的統計數字,注冊右翼團體總數大約1000個,被定義為暴力團體的大約30個。實際活躍人數難以統計,因為部分團體通過“外圍成員”擴大影響。例如《板垣師團》的實際參與人數或高達8000人。也有號稱《洋服右翼》的右翼分子(雖然不加入任何組織,但持有民粹思想)。相對和服而言,洋服是西裝的意思。
日本右翼民粹軍國主義分子的總數可能高達500萬人。他們由于思想偏激,能量很大,組織力強,政治滲透的目的性明確。和《日本會議》有關聯的國會議員有大約300人;47個地方議會之中有15個被《日本會議》的地方聯盟控制。現時極右政黨《參政黨》在國會有15席,《國民民主黨》等其他右傾保守政黨總共有36席。日本人一旦組織起來追隨領袖,有“集體不負責”的行動特性,類似螞蟻和蜜蜂,紀律嚴明,盲目服從的特性。
隨著逆全球化、保護主義和本國優先的潮流在美國和歐洲興起,近年日本的民粹主義思潮強烈,右翼勢力的擴張趨勢明顯,軍國主復辟的風險增高,右翼傾向有年輕化和網絡化的現象。新興極右政黨《參政黨》冒起,吸引大量青年選民,利用社交媒體傳播排外思想。這批人更有目的,更有動力,因此更為危險。具體表現是歷史修正主義抬頭,否認侵略罪行、推動教科書刪除所謂“自虐史觀”的內容,美化自身的歷史,崇拜天皇家族。近年歌頌戰犯,成為主流右翼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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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分子仿傚歐美右翼政黨的本國優先主義(例如特朗普的MAGA),結合軍事優先的情緒,形成全球化退潮下的政治共振,不能不引以為憂,不能不提高警惕。
總而言之,日本右翼團體從傳統街頭暴力組織逐步演變為一股滲透到政壇的系統性力量,有死灰復燃的勢頭。未來需要警惕其通過合法手段(地方及全國議會選舉)進一步擴大影響力,尤其需要關注其對中日關系的歷史修正與安全挑釁。
日本自衛隊現時總兵力大約25萬人,陸軍約15萬人(占總數60%),海軍約4.5萬人,空軍約5.5萬人;預備役約2萬人(數據來自日本防衛省報告)。日本近年積極擴充軍事力量,“出云”級航母、F-35戰機等提升戰力超出自衛范圍,全球火力指數(GFP)位列前10。
美國在日本已駐軍80年,現時駐日美軍約6萬人,是美國在亞洲最大的軍團,軍種齊全。海軍及海軍陸戰隊約4萬人(占比70%),核心駐扎沖繩。空軍約1.2萬人,部署在三澤、橫田等基地。陸軍約0.8萬人,負責后勤與支援任務。軍事基地總數130個(包括與日本自衛隊共享的基地),覆蓋海陸空及海軍陸戰隊全套系統綜合設施,而且不停軍演。
美軍的核心基地在琉球(共41個基地,占駐日美軍設施70%),包括嘉手納空軍基地(美國在亞洲最大的空軍樞紐)和普天間基地。 在本州有橫須賀海軍基地(第七艦隊司令部及航母母港)和橫田空軍基地(駐日美軍司令部所在地)。在九州有佐世保海軍基地(兩棲攻擊艦駐地)。琉球基地群歷來是美軍“第一島鏈”的關鍵支點,可以快速出動干預中國臺灣海峽和朝鮮半島局勢。橫須賀基地常駐“里根”號航母戰斗群,三澤基地是美軍的亞太情報中心,配備先進偵察系統。
根據美日安全互保條約,日本政府承擔大約75%的駐日美軍費用(年均超過50億美元)。駐日美軍規模龐大、基地密集,是美日軍事同盟的基礎,威脅亞洲地區安全,針對中國。駐日美軍在日本有治外法權,不受日本法律約束。根據條約,日本自衛隊要聽從五角大樓的指揮,沒有自主行動權。日本是沒有完整主權的國家,政治上是美國的附庸,軍事上是美國的打手。正因如此,日本右翼民粹國家主義者有恃無恐,倚美反中,支持“TD”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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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個人認為,日本軍隊25萬人應被界定為民粹主義分子,是日本右翼勢力的武裝組織,聽命于美國、效命于天照大神,是中華民族的敵人。
8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詔罪己,辯稱是自己主動終止戰爭,并非投降。日本侵略中國14年(從1895年算起、長達50年),日本教科書的敘事方式是“進出中國”;先是被邀進入,然后主動離開。日本政府拒絕道歉,因為不承認錯誤。口中說“反省”,是反省自己為什么沒有取勝。口中說“嗨!嗨!”,不是同意或承認,意思是“聽到了”。凡我國人,一定要對日本這些曖昩表述了解得一清二楚。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政府一直堅持日本政府一定要正式道歉的底因。戰爭賠償和領土歸還問題其實并未解決。
日本媒體報道,中國宣布九三大閱兵以來,日本政府已經花了500億(港元等值)在全球范圍搞公關。日本外務省長期以來大量培植親日外國人,是不爭的事實。日本政府干擾中國大閱兵,以外交施壓、輿論操控和戰略誤導等手段,試圖削弱中國大閱兵的國際影響;通過駐外使館向歐亞多國發出“警告”,聲稱中國閱兵“過度聚焦歷史”“反日色彩濃重”,要求各國領導人避免出席。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外務省試圖說服西方國家將中國的紀念活動定性為“政治挑釁”。日本重點游說其主要亞洲“盟友”韓國和澳大利亞、以戰略合作關系為由,要求他們與中國保持距離。韓國總統李在明和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決定缺席閱兵,只派代表團參與,有日本施壓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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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淡化侵略歷史,將中國紀念活動污名化,認為是“反日宣傳”。日本大部分媒體都將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戰爭罪責問題稱為“爭議性議題”,試圖在國際輿論中制造歷史認知分歧。 日本右翼勢力通過資助智庫、學者和媒體,在日本國內外長期散播“中國威脅論”和“歷史修正主義”觀點。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JICF)長期贊助海外學者研究“東亞歷史爭議”,抗衡中國對歷史敘事的公正性挑戰。日本右翼勢力裝扮自己是戰爭的受害者,刻意強化廣島、長崎核爆的凄慘情形,掩蓋自身是侵略者、是始作俑者的角色,只談“被害”,不講原因。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日本以“和平國家”自居,為犯下的反人類的戰爭罪行洗白。在九三大閱兵前夕,日本自衛隊甚至加強在釣魚島海域的軍事活動,炒作“中國威脅”,妄圖將國際的關注點從歷史公義問題轉向所謂“中國軍事擴張”。日本右翼分子逃避歷史責任,其行動暴露其戰略焦慮,尤其隱藏在后面的野心。
筆者個人認為,要把日本右翼勢力和一般日本人民區別開來。中國應該聯同大約96%酷愛和平的日本人民共同反對大約500萬仇視中國、與中華民族為敵的倭寇余孽。
筆者回顧周恩來總理對中日關系的立場,深有啟發。周總理對中日歷史與現實有極深刻全面的洞察。解決中日矛盾的思路是“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戰略智慧,貫穿到中國具體的外交實踐之中。首先是對歷史的辯證認知。
周總理將中日關系概括為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強調主流是友好。漢唐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和平共處,塑造了東方文明的共同根基(鑒真東渡到日本、日本派出遣唐使)。甲午戰爭與日本侵華戰爭是慘痛的歷史一頁,需要直面,不可回避。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時在宴會上用“添了麻煩”來描述日本侵略中國,周總理馬上制止并嚴肅糾正,認為這是輕蔑的用語,措辭凌厲地要求日方深刻反省。
周總理區分戰爭責任的主體是日本軍國主義,強調發動侵華戰爭的右翼狂熱分子應與一般日本人民分開看待,戰爭罪責應由少數軍國主義者承擔,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周總理的戰略是中日之間矛盾的解決路徑應由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分三步走。首先是民間外交破冰,落實國民外交,推動兩國工會、青年團體和文藝界交流,培育兩國人民友好的土壤;然后向半官方過渡,支持日本政界友華人士推動經濟往來,建立準官方渠道;最后達至兩國邦交正常化;原則與妥協并重,核心思想是和平共存、共同發展,以貿易和投資合作推進兩國經濟往來。人文交流方面,中日有共同文化符號和紐帶。筆者認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必須承認大河民族有其在地球上存活的權利,在軍事對抗之外,有其值得中華民族參考借鑒之處。中國人民“是其是、非其非”,彰顯中華民族泱泱大國的風度。
日本的民族性有其陰暗兇殘、隱藏虛偽和欺善怕惡的一面。筆者自詡是知日派,認為必須對日本右翼分子提高警惕,警鐘長鳴。關鍵是我國強大的綜合力量要凌駕于日本之上,讓其心悅誠服,脫離歐美、服膺中華。因此亟須戰略耐心,對日工作既聯合日本人民,又和倭寇余孽長期斗爭,堅守原則,不軟弱不焦急,整軍經武,忍耐等待,一旦時機成熟,毅然出手解決。周總理的外交實踐表明,解決歷史恩怨要正視歷史但不沉溺仇恨,要區分歷史責任主體、不可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應以共同利益驅動互動合作,通過經濟和文化紐帶構建互信;堅守原則同時靈活施策;培育民間友誼以建立長期穩定的外交基礎。日本右翼反華集團的后臺是美國軍事冒險主義。新時代的中國,要認真對付的并不單只是倭寇余孽。
周總理晚年說過 :希望“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是世紀偉人的高瞻遠矚,不是主觀良好愿望,而是理應如此。以王道讓日本人民臣服,以實力把倭寇余孽制服。這需要通過不懈努力,才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戰略目標。新時代的今天,中國人民在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過程中,豺狼環伺,虎視眈眈,最大的敵人是美國軍事冒險主義及其在亞洲的頭號打手、日本右翼民粹倭寇。
20世紀70年代初,保衛釣魚臺愛國運動勃興。香港大學《學苑》有文章認為 : 事涉領土主權爭議,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在國家層面、有待中國的海軍建設,可謂一針見血。50多年后的今天,中日綜合國力彼消此長,中國走在強軍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上。
歷史記載,唐朝時期日本曾向中國申請更名(此前一直被稱為“倭國”,因為實在矮小,并無貶義),武則天于咸亨元年(670年)正式批準其使用“日本國”為國家名稱。這一名稱源自“日出之國”的意象,與唐朝文化的友好交流密切相關。這是對大和民族的尊重,可謂恩典如山重。日本右翼分子選擇忘恩負義,那是他們的事,要讓他們清醒過來,懂得知恩報恩,最終還是要看軍事實力。金燦榮認為中日終須一戰以清算歷史舊賬,不無道理。或需一戰定乾坤,才能一笑泯恩仇。九三大閱兵是對軍事冒險主義和倭寇余孽的震懾。全球和平文明發展的潮流浩浩蕩蕩,筆者認為 : 風物長宜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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