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或是忠于社稷蒼生，一代名臣的生死抉擇

關于君臣關系，孔子的觀念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這句話被后世的儒者奉為圭臬，作為君臣之間相處的準則。然而，在了解中國文化時，必須清楚知道，秦漢之后，中國進入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之后，人們的認知早已與先前的封建時期完全不同了。即便是儒家道家的觀念，在這兩個時期其實也有著巨大的區別。秦漢之后儒家雖也奉行孔孟之道，只是此時的孔孟之道已是經過改造后，適應君主專制的孔孟之道了。

就以這忠字為例，孔子所認同的“忠”乃是人與人之間對等的忠誠，唯有君王尊重善待臣下，臣下方有義務為君王盡忠盡責，可以說這個觀點如今看來也是相當具有現代精神的。然而，到了君主專制的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上的人事物盡歸君王所有。臣下之忠，唯忠于君王，于是便漸漸有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說。且在那個專制的年代，忠于國家和忠于君王事實上不過是一回事。

但在漫長的歷史中往往也會遇到忠于君王或是忠于國家甚至忠于天下蒼生的兩難抉擇。就如同小君所欽佩的馮道，在亂世之中經五朝，侍十君為保存中原文化，保護天下蒼生而盡己所能，被蘇軾、王安石稱為“亂世菩薩”。然而，在歷史上對于他的評價卻充滿了爭議，原因便在于馮道割裂對君主和蒼生的忠誠。可以說，于蒼生和社稷來說，他是大大的忠義之臣，但對于君主來說，他則是不折不扣的不忠不義。

而同樣，充滿爭議且具有悲劇色彩人物便是于謙。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于謙拯救了明朝，若沒有他當年鎮守北京城，大明估摸著要早亡兩百年。然而就是這么一位挽救大明于危難之中的忠義能臣，在拯救大明的八年后便被當眾斬首，家人慘遭流放。據傳于謙被斬后，無數百姓失聲痛哭，而行刑的劊子手在三天后自刎謝罪，留遺書云：“死于謙者是我，活于謙者亦是我。今我以死謝罪，以全我心。”就連孫太后聽聞于謙身死亦絕食抗議。然而明英宗卻直言：“于謙，非死不可。”

為何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應？只因于謙所忠的是大明社稷，是天下蒼生而非那高高在上的君王。當年土木堡之變明英宗朱祁鎮被俘，瓦剌首領也先以朱祁鎮要挾大明，并率兵包圍了北京城。正是于謙當機立斷，表示：“社稷為重，君為輕。”果斷再立新君明代宗朱祁鈺，并在內憂外患的危急關頭，組織“北京保衛戰”身先士卒，臨陣督戰，率領明軍以死相搏，最終守住了大明江山。然而，也正是因此為自己將來的死亡埋下了伏筆。

但我相信于謙并不會后悔，若有九泉之下于謙見到自己的偶像文天祥亦可坦然。當年，大宋已頹傾不可挽救，文天祥明知以一己之力已無力回天，但依舊站了出來。即便被俘后，早已投降的南宋小皇帝前來勸降，文天祥也不為所動。對于他來說，他所忠于的是大宋社稷，而不是眼前的小皇帝，最終用自己的鮮血告訴了蒙古人，什么是漢人的氣節。

而于謙之死，何嘗不是因為他所忠的是社稷蒼生而非君王。

無奈一代名臣工于謀國卻拙于謀身。

只不過，從歷史角度來看。

忠于君王不過謀一時名利。

但忠于社稷蒼生，卻受萬世敬仰。

正所謂做人不可能超過圣人。圣人所為無不告知天道即人民利益。所以在人世間忠于個體的文字表達為烏合之眾，忠于人民皆為人間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