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錯殺的新四軍高級將領，蒙冤38年，最終恢復名譽

　　高敬亭是河南新縣人，出生于1907年，是參加過黃麻起義的老革命。在創建和保衛鄂豫皖根據地的工作中作出過巨大的貢獻。紅四方面軍主力和紅二十五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后，他兩次奉命留守鄂豫皖根據地，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開展革命工作。高敬亭領導紅二十八軍在大別山區進行了三年的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在強大的敵人面前，依靠他出色的指揮才能一次次挫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進剿，始終保持著1000多人的主力部隊，使大別山的紅旗屹立不倒。

1938年，紅二十八軍被改編為新四軍第4支隊，高敬亭任司令，為新四軍中實力最強的一支隊伍。

高敬亭

高敬亭擔任第4支隊司令員后，率領第4支隊進入舒城、廬江、巢縣、無為地區，展開抗日游擊戰爭，在合安路上頻頻襲擊日軍獲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打開了皖中抗日的新局面，沒有辜負人民對新四軍的重望，也顯示了他出色的才干。但是，由于認知的問題，他對黨中央東進敵后的戰略意義認識卻不足，顧慮多端，東進遲緩。而且，隨著第4支隊作戰不斷獲得勝利。自滿情緒開始滋長，對黨中央為了加強第4支隊的領導，由延安和中共長江局派去的干部，高敬亭不能很好地團結他們一起工作，有時缺乏必要的尊重，特別是與支隊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日益公開化。這違背了黨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

黨中央對高敬亭出現的思想苗頭，一開始就確定了團結、教育、幫助的方針。

　　中央決定派新四軍參謀長張云逸到江北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做通高敬亭的思想工作，督促其率部東進。

張云逸

　　在張云逸之前，中央派了董必武專程到舒城，向高敬亭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新四軍東進的方針，要高敬亭迅速率部東進。高敬亭雖然口頭答應東進，但行動上總是磨磨蹭蹭，以致使新四軍喪失了向東發展的一些有利時機。這時駐皖西的國民黨軍桂系軍隊，已開始同新四軍爭奪皖東敵后陣地了，魯蘇戰區副司令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也向皖東虎視眈眈。新四軍如果再不東進，將會面臨十分被動的局面。

加速東進，已變得刻不容緩。

　　張云逸到達第4支隊司令部駐地西蔣沖。首先同高敬亭進行了耐心的交談，而后召開了第4支隊干部會議，傳達黨中央東進方針。張云逸開門見山地說：“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精神，是要堅持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要在敵后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黨中央給新四軍的總方針和任務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對第４支隊的任務，黨中央也早已明確，就是要迅速東進皖東，到津浦路西，津浦路東去，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路東西根據地。”

　張云逸接著說：“黨中央為什么要我們東進皖東呢?我的理解是，皖東，是淮南鐵路以東，淮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安徽地區，也稱淮南地區。它南與我新四軍軍部及東進的第1、第2、第3支隊相望，北同淮河北岸的新四軍、八路軍活動地區相連，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南北聯系的樞紐。津浦鐵路也是敵人依托的重要運輸線，如果我們控制了皖東，便能扼制敵人的南北交通，威脅南京、徐州、蚌埠。在津浦鐵路的兩側，大中城市雖然被日偽軍占領了，但廣大農村日軍是無法控制的，偽軍也控制不了，有大片空隙，日軍在中小城市的防備也很薄弱。那里群眾盼望新四軍去領導他們抗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對不對?這是一塊多么重要而又能夠進取的戰略要地啊！”

　針對有些干部顧慮皖東地區，沒有山區作依托，能不能打游擊戰問題。張云逸不急不躁地解釋：“在外敵入侵的形勢下，與內戰時期相比較是有所不同的。在敵人占領區的廣大敵后，絕大多數同胞要求抗日，我們有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群眾就是最大的靠山。這座大山比什么山都最可靠。而且，津浦鐵路東、西兩側，也有山，地形很好。日軍進犯后，國民黨的正規軍隊都撤走了。在那里，我們更能自由地放手發動群眾，發展和擴大武裝，建立根據地。”

　　經過張云逸的說服、解釋，第4支隊的廣大干部，紛紛表示贊成黨中央的東進方針，積極行動，率領部隊東進皖東。隨后，第4支隊第8團，在團長周駿鳴，參謀長趙啟民的帶領下，率先進入全椒縣的大馬廠一帶，開展游擊戰，并很快發展壯大起來，人數達到4000多人。第7團一部也越過淮南鐵路，到肥東青龍廠及定遠一帶開展游擊戰爭。

　　第4支隊參謀長林維先率支隊司令部和特務營，于1939年3月越過淮南路，進到肥東青龍廠一帶；政治部主任戴季英，也率政治部機關進到李家圩子一帶。第4支隊已向東大大邁進一步了。

但是，高敬亭仍然將第9團和第7團留在自己身邊，司令員沒有動，整個第4支隊東進皖東的戰略展開任務就談不上實現。張云逸如實地向軍部匯報了第4支隊東進的進展情況，并請示解決辦法。

　　為更好地開展敵后抗日戰爭，加強對江北地區新四軍武裝力量的領導，葉挺與項英等軍部領導人進行認真研究后，認為在江北設立一個指揮部非常必要。

　　為此，葉挺、項英以二人的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并轉劉少奇，提出：張云逸指揮的周(駿鳴)部在全椒附近約4000多人，高(敬亭)部有6000多人，合計上萬人。我們為調整江北部隊及發展工作計，擬設立指揮部或辦事處于江北。

　　為主持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的成立，并處理有關問題，4月27日，葉挺帶領鄧子恢、羅炳輝、賴傳珠、孫仲德及其他一些隨行人員，從云嶺軍部出發，經繁昌，從高安橋上船，越過日軍長江封鎖線，在江北復興灘登岸，夜行曉宿，于5月2日到達安徽廬江東湯池。

葉挺軍長

　　葉挺一到東湯池，立即宣布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統一指揮新四軍江北部隊。張云逸兼任指揮，徐海東、羅炳輝任副指揮，賴傳珠任參謀長，鄧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時成立中共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前委，張云逸任前委書記。

　　5月9日，葉挺在張云逸等人的陪同下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第4支隊駐地西蔣沖，與高敬亭見面。葉挺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告訴高敬亭東進刻不容緩，命令他率部東進至合肥、定遠、全椒、滁縣地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而后，葉挺親自主持召開第4支隊全體干部會議，葉挺宣布東進命令，限第4支隊3個月內撤出舒城，兩個星期內必須出動。會議還進行了舉手表決。大多數干部表示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新四軍軍部的東進方針和命令，要求繼續東進。

　　用這種命令的方式，表決的方式，督師征戰，已經是十分嚴肅而又嚴厲的辦法了，在人民軍隊的歷史上也是少見的。第4支隊的干部都出了一身冷汗，他們為高敬亭捏著一把汗。高敬亭也感到氣氛的嚴肅和問題的嚴重，他舉手表示贊同。

　　1939年5月的皖中，天氣開始變得燥熱起來。此時新四軍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由于胃病復發，身體虛弱，加之對部隊深入敵后東進的方針就是理解不透，扭不過勁，心里更是憋得像火燒似的。雖然在葉挺主持的第4支隊全體干部會上，他舉手同意部隊繼續東進，但那是迫于壓力，是無奈之舉。高敬亭打心眼里眷戀著他長期堅持革命斗爭的大別山，并自我感覺他對黨是絕對忠誠的，部隊留在皖中也是完全正確的。所以，會議是開完了，決心也表達了，但部隊東進的命令還是沒有下達。

　　素以治軍甚嚴著稱的北伐名將葉挺憤怒了，你高敬亭竟然出爾反爾，拒不聽從指揮。他隨即以江北指揮部的名義越過高敬亭直接命令第7團、第9團東進。此時，糊涂的高敬亭卻錯上加錯，竟寫信命令第7、第9團停止前進，開始了與中央和軍部的公開對抗。

　　第9團團長詹化雨和團政委胡繼亭接到信后，堅決抵制了高敬亭的錯誤命令，并迅速向江北指揮部匯報了情況。

　　屋漏偏逢連陰雨。就在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第7團團長楊克志、副團長曹玉福在率部攻打漢奸武裝周家老屋后將所繳獲的錢財據為己有，并于5月20日，帶著20多人公開叛敵投降，投靠了桂系軍隊。楊克志、曹玉福的叛逃對一錯再錯的高敬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而且使事情變得更加復雜了。

　　其實，楊、曹在叛逃前就出現過嚴重的錯誤，追求享樂，生活腐化給部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但由于兩個人都是跟隨高敬亭多年，并由其一手提拔起來的干部，所以，支隊在研究處理他倆的問題時考慮到這層因素，也就沒有深究，只是委托高敬亭去做好說服教育工作，而高敬亭也沒把這事放在心上，遲遲沒有去處理善后。在此情況下，楊、曹叛逃投敵，自然引起了各方面對高敬亭的強烈不滿。項英立即來電，要葉挺、戴季英等人開展“反楊、曹斗爭”。偏巧，戴季英本來就對高敬亭存有種種不滿，所以，他主持的“反楊、曹”斗爭，自然就揭發出許多對高敬亭不利的問題。項英當機立斷，在部隊中開展反高敬亭的斗爭，以致由“反楊、曹斗爭”升級發展成“反高斗爭”。

6月4日，接到情況報告的葉挺，又氣又急，同張云逸、鄧子恢馬不停蹄，急匆匆趕到了安徽省肥東青龍廠，并派第4支隊第8團團長周駿鳴去舒城縣西蔣沖傳達命令，要高敬亭速率教導大隊(原手槍團)赴下墉集地區。闖下大禍的高敬亭哪里還敢有絲毫的怠慢，稍做安排，即辭別愛妻史玉清和剛剛生下才9個月的女兒，匆忙率部趕往指定地區。當高敬亭到達青龍場時，周駿鳴說軍長在褚家老屋等候。高敬亭得知此情，急忙帶著3名警衛員趕到褚家老屋，他一進門，就被葉挺的副官黃序廷帶人逮捕起來了。

高敬亭被搞得莫名其妙，問，“我犯了錯誤?你們為什么將我抓起來?”

　　從此，高敬亭失去了自由，天天接受審訊。在“反高斗爭”中，高敬亭除了承認過去“肅反”有擴大化的傾向外，拒絕承認強加在他頭上的其他罪名。對于戴季英等人給他的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他持抗議態度，認為是借題發揮，打擊報復，公報私仇。這也許正是他的悲哀之處，沒有人站出來為他說句公道話，沒有人將他的思想錯誤與“反革命”的帽子區分開，包括鄧子恢、羅炳輝等人。因為人人都目睹過高敬亭驕傲自大的作風，更何況他違背了中共中央的方針呢?

　　6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來電報，決定撤銷高敬亭第4支隊司令員的職務。此后，對高敬亭的斗爭更加殘酷，甚至嚴刑拷打，刑訊逼供，但他始終沒有低頭認罪。

　　高敬亭意識到自己已經是兇多吉少，他更加思念愛妻和幼女，在寫給愛妻史玉清的訣別信中提到，革命尚未勝利自己卻屈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深感痛悔，并囑咐史玉清：“孩子你能帶則帶，不能帶就托付給老百姓撫養。”

　　6月20日，項英以“反革命、反黨、反中央”等罪名，分別向中共中央和國民黨當局發出要求槍決高敬亭的電報。

　　6月21日，高敬亭被帶到青龍場附近的一個樹林里，對高敬亭的公開批斗大會開始了，近千名新四軍指戰員參加。首先葉挺軍長在大會上講了話，接著是狂風暴雨般地批斗。“為什么不服從軍部的命令?” “你為什么要排斥中央派來的干部?” “你為什么拉山頭、搞宗派?” “如實交代，你同楊克志、曹玉福合伙究竟干了些什么見不得人的勾當?”發言一個比一個激烈，帽子一頂扣的比一頂大。什么“反革命”、“反中央”、“破壞抗戰”、“想叛國降日”等等措辭都用上了。高敬亭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始終抱著抵觸情緒。因為他始終認為：堅持留在大別山是正確的，而放棄大別山去“東進”則是錯誤的；對堅持反共立場的蔣介石，就是要“鬧獨立性”。他堅信自己的工作雖有缺點，甚至也可能有錯誤，但絕對不是“反革命”，根本不存在“破壞抗戰”。但他的申辯在洪水般的聲討聲中顯得那么蒼白、無力，因為，根本就沒有人聽他的。

　　批斗會一連開了三天三夜，一直開到23日才算停了下來，表情嚴肅的鄧子恢進行了總結性發言。總結中鄧子恢歷數了高敬亭“反黨、反中央、反革命、不服從軍部領導、排擠延安來的干部、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等7大罪狀，最后宣讀了中共中央和新四軍軍部關于開除高敬亭黨籍和軍籍的決定。

　　蔣介石接到項英要槍決高敬亭的電報簡直是喜出望外，他曾經懸賞5萬大洋都沒有買到高敬亭的腦袋，此刻卻輕松地送上門來，怎么能不高興呢?！更何況高敬亭極力反對桂系軍隊開進大別山，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事啊，此時不準，等待何時，隨即揮筆：“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決，照準！蔣介石。”命令國民黨總參謀長白崇禧速發報回復新四軍。

項英

　　白崇禧的電報像一柄毒劍迅速從重慶飛到項英手中，項英很快交給了葉挺。電文是：“奉委座電令請將高敬亭處以極刑照準。”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時，烏云翻滾，天雨凄泣。高敬亭被押赴刑場，途經一個壕溝時，他縱身跳入深溝，一連跳了3次，幾個衛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他從水中打撈起來。這時，高敬亭發現溝旁有一株老榆樹，他又用頭顱撞樹但也沒有成功。高敬亭是寧愿溺死、撞死，也不愿不明不白地屈死在自己昔日戰友的槍下，顯然他是在選擇這種方式來抗議自己所受的冤屈。最后高敬亭還是在幾十名荷槍實彈的戰士“護送”下，走到了肥東縣青龍場臨時設置的刑場上。臨刑前的高敬亭提出了最后的要求：“我是共產黨員，要死在紅地毯上。”他的要求沒有獲得批準，他能做的只能是仰起臉，緊咬著嘴唇，目光穿刺著天空的淫靄，巍然屹立在一塊沖天而起的巨石下，無奈地等待著最后一刻的到來。突然，身后響起了一聲清脆而低沉的槍聲，頃刻間，高敬亭那一堵銅墻鐵壁樣的身軀慢慢倒下，殷殷熱血染紅了身旁的巖石、碧草。這是一聲令人心碎的槍聲！這是一聲結束名將高敬亭32年短暫生命的槍響。將軍的滿腔熱血沒有灑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上，而是灑在了自己人的刑場上。

在延安的毛澤東接到項英的電報時，痛心地久久說不出話來，他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高敬亭固然有錯誤，但他畢竟是對中國革命做出過重大貢獻，畢竟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而且現在大敵當前，用人之際，豈可草率行事！毛澤東坐在那里，足足抽了兩三支煙，才在回電中寫到：“爭取教育改造第4支隊，對高敬亭采取一些過渡辦法，利用目前機會由軍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去四支隊工作，以幫助四支隊之改造與整理。”

中共中央不同意槍決高敬亭。

　然而，中共中央的復電遲了，高敬亭的人頭已經落地！

　　當時，延安的中共中央由于受種種條件的限制，電報往返需要時日，比國民黨的慢許多。

　　高敬亭被處決的消息傳到延安后，毛澤東氣得大聲疾呼：“項英好糊涂啊，內戰時期，蔣介石曾以重金懸賞高敬亭的腦袋而不可得，現在新四軍主動要求殺高，蔣豈有不準之理?”

　　作為直接處理第4支隊問題的葉挺、張云逸、鄧子恢的心情，當時也很沉重，也很后悔。葉挺從青龍場返回云嶺，看到了中共中央的電報，連聲說“遲了！遲了！”后悔莫及。

　1943年，參與殺害高敬亭的周駿鳴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毛澤東、劉少奇再次質問：“按你們說的，高敬亭不聽招呼有錯誤，那你們為什么不聽中央的，為什么要槍斃高敬亭！”

　1945年，在延安“七大”期間，毛主席又想起高敬亭。他婉轉地對新四軍某負責人說：高敬亭不殺頭可不可以?

　1953年，毛澤東視察安慶時，與中共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交談時，又提起高敬亭。他說：“高敬亭不應該殺……”

　1975年10月，幾位原紅28軍、新四軍第4支隊的老同志告訴高敬亭的愛人史玉清：“主席、總理的身體都不太好了，要抓緊申訴。”史玉清把高敬亭的一切都告訴了女兒高鳳英。

　11月10日，高鳳英在父親老部下、老戰友的幫助下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長信：

敬愛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紅28軍軍長、新四軍第4支隊政委兼司令員高敬亭的女兒高鳳英，中共黨員，現在安徽省軍區105醫院任醫師??我父親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卻又為什么被殺呢……我希望能夠早日知道這個結論，來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壓力。

　11月30日，毛澤東主席收到信后批示：“請汪(東興)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詢問一下，以其結果告我。” 12月9日，汪東興將調查的事情真相如實向主席匯報。12月14日，毛澤東主席在重新審查高敬亭問題的報告上指示：“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

　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機密5號文件《關于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蒙冤38年的高敬亭得到了昭雪，恢復了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