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規制體系下董監高合法關聯交易應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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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旸碩

ZHANG YANGSHUO

商事審判庭

法學博士

新《公司法》規制關聯交易的法定強制性有所緩和，但規制的力度并未減弱。

法定強制性有所緩和表現在：

? 法律規定的方向上，從“不得有下列行為：...（四）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同意，與本公司訂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到“（進行關聯交易時）應當...”，從原則上不允許除非履行一定的程序到允許但應履行一定的程序，法律規定對關聯交易的態度有所緩和；

? 公司的決策空間上，允許公司章程選擇關聯交易的決議機關，可以是董事會也可以是股東會，股東會的范圍包括公司法修改前規定的“股東大會”，新《公司法》一律使用股東會，對這一機構作了統一。

但是規制的力度并未減弱，新《公司法》第182條在將監事明確為規制對象的同時擴大了關聯人的內涵，將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以下簡稱董監高）的近親屬以及與董監高有其他關聯關系的關聯人納入規制范圍。在這一規定下，不當逃逸法律規定的空間和路徑被進一步壓縮。同時，該條明確規定了關聯交易披露和決議缺一不可的豁免程序，法律對這一程序的明確既是其對關聯交易態度和緩的信號，也是司法體系規制關聯交易水平提升的體現。

程序上，應當統合理解新《公司法》第22條和第182條，嚴格遵循關聯交易的正當程序外觀。

新《公司法》修改后，第22條雖未進行實質性的修改，但是第182條的增設對其具體適用有著實質性的影響，應當統合理解第22條和第182條。

對于舉證責任的分配，主張侵權的當事人應當初步舉證證明關聯交易不當，關聯交易主體若能夠舉證證明其嚴格遵循了第182條所規定的程序，則應當由主張關聯交易侵權的一方加強舉證證明相關事實，反之，若關聯交易主體無法證明自己適當履行了相關程序，則應承擔關聯交易未侵權的證明責任。

2020年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若干問題的規定（五）》（以下簡稱《公司法解釋（五）》）第1條第1款規定：“關聯交易損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據民法典第八十四條、公司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請求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賠償所造成的損失，被告僅以該交易已經履行了信息披露、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為由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p>

該條款出臺和修訂之時，我國公司法并未對關聯交易豁免程序進行明確，雖然修訂前的《公司法》第148條第1款第4項已經將“公司章程規定”和“股東會同意”等因素納入文本之中，但對法定程序的規定尚不明確，因此在司法審查時，不得不以交易的實體正義為唯一切入口。新《公司法》第182條已經對關聯交易設置了法定的豁免程序，即“報告+同意”，上述抗辯事由已經被法律所正式承認，因此衡量關聯交易就有了明確的程序參照，正當程序抗辯已經具備初步抗辯的條件，若另一方繼續主張關聯交易侵權則應進一步舉證證明。

《公司法解釋（五）》第1條第1款應當理解為正當程序之抗辯不足以達成完全抗辯，若主張侵權一方的舉證證明力充分，則關聯交易方仍應當按照新《公司法》第22條承擔侵權責任。

新《公司法》第182條規定的披露程序與決議程序缺一不可，否則就應當認定為瑕疵行為。

有人從常理出發可能對此會有疑惑，即公司決議通過的事實難道不能反向推出公司知曉相關關聯交易的事實嗎？相應地，相關主體履行了決議程序，是否可以反推其已經履行披露程序？

實則不然，披露程序和決議程序分別有一定的獨立性，知曉不等于同意，而同意也不一定是在知曉全貌的情況下作出的。相關主體披露得越詳細，公司對于是否允許關聯交易的決議就越理性，換言之，在相關主體不當履行披露義務、掩蓋關鍵信息的情況下，公司也可能基于有限的事實作出被誤導的判斷，因此法院對披露程序和決議程序的審查也會嚴格把握各自的相對獨立性。

需要注意的是，若公司章程選擇董事會作為關聯交易的決議機關，則關聯交易當事董事應按照新《公司法》第185條規定回避表決，該董事表決權不計入表決權總數。若在此情況下出席董事會會議的無關聯關系董事不足3人，即使公司章程明確規定關聯交易事項由董事會決議，仍應將該事項提交股東會審議。

新《公司法》第182條的豁免程序和關聯交易之間并非有著嚴格的時間次序，相關人員啟動豁免程序既可在關聯交易之前也可在其之后。但是，履行法定程序在后的，其關聯交易合同的效力可能受到影響。

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法律適用應當嚴格以法律文本為基礎，第182條僅規定了“報告+同意”的豁免程序，并未對程序履行的時機進行規定，這意味著在這一問題上，法律給公司留下了自治空間，若公司希望對關聯交易進行進一步的規制，則可以通過公司章程等方式對關聯交易豁免程序履行時機進行具體規定。

但應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理解與適用》（下）對豁免程序的履行時機作了如下表述：

“我們傾向認為，對事前向董事會或股東會報告并經決議通過的自我交易和關聯交易，應當認定其合法性，并不得以交易結果實質不公平或損害公司利益為由否定交易行為效力。對事后向董事會或股東會報告的自我交易和關聯交易，不論是否經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通過，交易方應舉證證明該交易結果實質公平，否則，公司可以主張該交易無效或可撤銷，給公司利益造成損害的，公司還可以主張損害賠償?！保ㄗ罡呷嗣穹ㄔ好袷聦徟械诙ゾ幹骸吨腥A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理解與適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24年版，第817頁）

出于保障交易安全的考慮，建議相關交易主體盡量事前履行豁免程序。

程序和實體為“鳥之雙翼”，缺一不可，在公司關聯交易損害責任糾紛中，不僅要審查關聯交易法定程序是否正當履行，還要對關聯交易是否實際損害公司利益進行實質上的審查。

交易對價是否公允是實體認定最關鍵的要素，應當合理確定價格。

公允的價格應在合同約定和履行的基礎上參照正常的商業交易規則和交易價格進行判斷，一般而言，逐利的法人會在同等質量的基礎上優先選擇低價的產品或供應鏈。但是，這不代表價格較高就一定不公，價格只是商業考量的一個因素，新產品與已有產品的適配性、交易的安全性等等都是影響交易達成的因素，因此應當結合具體案情進行分析，不能機械地“唯價格論”。

實質審查還會參考其他因素，讓我們來看一個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編號：2023-16-2-276-001）

高某、程某是甲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乙公司是二人的關聯公司。乙公司在市場上采購產品后,加價轉售給唯一客戶甲公司。高、程二人未向甲公司披露關聯交易。甲公司訴至法院，請求損害賠償。

對于損害的認定，一審法院認為：

? 一方面，甲公司提供的價格報告是其單方制作，并且在內容上雖然認定采購配件價格過高，但該認定是依據初步詢價而得出。甲公司與乙公司之間采購合同涉及的相關配件并無統一市場定價。各個生產廠基于成產成本、產品自身質量等多方面因素，會導致產品價格有高低差異。

? 另一方面，甲公司的財務報表顯示，在整個關聯交易期間，甲公司始終處于盈利狀態，該事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關聯交易未對公司利益造成損害。

綜上，本案中甲公司提供的證據均無法證明高某、程某通過關聯交易損害甲公司的利益，對甲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對于損害的認定，二審法院認為：

在一審法院所持觀點的基礎上，二審法院補充認為，從關聯交易期間的乙公司資產負債表來看，其經營利潤符合正常的商業規律。甲公司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對于損害的認定，再審法院認為：

甲公司提交的證據雖不能直接證明關聯交易給其造成了損失，但有證據能夠證明實際生產加工單位可以不經乙公司直接向甲公司發貨。在這種交易模式中，甲公司本可以在市場上直接采購相關產品,而通過乙公司則增加了不必要的環節和采購成本，乙公司享有增設環節的利益。甲公司再審請求成立，撤銷二審、一審判決。

從該案例中可以發現，有時合理價格難以確認，需要結合具體的案情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論。該案中再審法院認為“（甲公司本可以直接采購）通過乙公司則增加了不必要的環節和采購成本，乙公司享有增設環節的利益”，基于此，認定甲公司利益受損。受此啟發，正當交易的當事人要對交易鏈條有所把握，避免不必要的交易環節。若關聯交易被認定為贅余交易環節，則有可能被作為判斷公司利益是否受損的線索而加以分析。

這個案例也為存有僥幸心理的當事人敲響了警鐘，不能認為只要公司在關聯交易期間盈利就萬事大吉。本公司盈利的事實或關聯交易對方公司利潤合理的情節既不能直接證明也不能直接否定關聯交易的損害事實，公司商業行為活躍，整體盈利情況受多個交易、內部運營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在無法控制關聯交易之外其他變量的條件下，上述證據證明力不足。

該案例中，再審法院并未認可一審和二審法院的審理觀點，而是圍繞關聯交易本身的損害情形進行認定。

實踐中，關聯交易的情形十分復雜，相關法律規定也不局限于公司法，其他法律規范對關聯交易也有所涉及。具體法律適用應當以個案事實為基礎，不能一概而論。董監高在進行關聯交易時應當嚴格遵循相關法律規范，對規范紅線心中有數，對公司利益心中有責，如此方能保障公司和自身的合法權益。

相關法條

公司法第二十二條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利用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

違反前款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直接或者間接與本公司訂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應當就與訂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有關的事項向董事會或者股東會報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經董事會或者股東會決議通過。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近親屬，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其近親屬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企業，以及與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有其他關聯關系的關聯人，與公司訂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適用前款規定。

值班編輯：郭葭